摘 要：许地山后期创作的作品《春桃》，历来被认为是其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标志性作品。表面看，该篇一扫作者早期作品中浓郁的宗教色彩,把笔触伸向了中国当时普通民众的现实人生，通过塑造春桃这个人物形象，对女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作品字里行间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宗教，但其中仍然隐含着作者的宗教情怀，流露了他徘徊于宗教净土与世俗烟火之间的迷惘困惑的心理意绪。本文将从宗教精神和现实人生两个视角解读《春桃》中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宗教 现实人生 生命意识
　　
　　许地山先生早年长期潜心于宗教哲理的研究，宗教情怀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尤其在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均饱含着宗教思想和传奇浪漫的色彩。评论界普遍认为，许地山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逐渐从宗教雾霭中走了出来，摆脱了传奇倾向，开始转向客观的写实。其代表作《春桃》一向被认为是区分许地山前后期创作的标志性作品。这是由于该篇一扫作者早期作品中浓郁的宗教色彩，把笔触伸向了中国当时普通民众的现实人生。通读全文，直观上是作者对当时尚未觉醒的普通民众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艺术再现，从主人公春桃身上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和独立人格意识的萌生。然而，细细品味，作者依然摆脱不了他一贯创作的风格，仍把自己浓郁的宗教情怀和救世热情投注到现实人生中，只不过是通过更隐含的方式表达出来。
　　《春桃》描写了一个以捡破烂为生的劳动妇女与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主人公春桃和丈夫李茂不幸在结婚之日就遇上了兵荒，他们赶紧收拾东西跟随大家逃亡，第二天李茂被“胡子”拉走，她随人逃难流落到京城。在京城她曾一度受雇做佣工，但因“不惯当差，又挨不得骂”而辞工，做起了 “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勉强维持着生活。在此期间，春桃遇上了同是逃难出来的刘向高，因为“一个人在这里，得活，得人帮忙”，便不管那“依赖人和掠夺人底才会遵守”的风俗习惯，把他留下住在一起，两人过起了同居的生活。李茂去当兵，不幸的是“去放哨,遇见敌人，伤了我两条腿”，从此不能站起来，医院不收留又没有残废兵留养院，他只能被迫出来讨饭流浪。四、五年后，春桃在什刹海附近与失去双腿的丈夫李茂邂逅。带李茂回家后，三人一起生活，却不时陷入情感的纠葛当中。但是通过春桃的精心安排和努力，这个由两男一女组成的奇特家庭得以维系……
　　一、宗教情怀的隐性表现
　　佛教可以用“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来概括，也称为“四圣谛”、“四真谛”。“谛”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四谛”也就是佛教中四种最基本的道理和真理。其中，苦谛排在第一位，宣扬人生“苦”的真谛，是佛教教化的起点。佛教认为，人生是一个苦海，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时时处处充满痛苦（苦谛），通过探讨、追寻苦恼的原因（集谛），灭除烦恼痛苦、获得解脱，达到一种理想境界（灭谛），而要获得解脱就必须遵循和掌握修行的途径和方法（道谛）[1]。深受佛教文化浸润的许地山，在其作品中总是表现出佛教的核心命题：“苦”即“生本不乐”。“生本不乐”仍然是许地山在《春桃》创作中的原点。
　　分析女主人公春桃的形象，不难发现其命运就是困顿贫苦、残缺不全的。她逃难来到北京，当保姆，捡废纸，是个不幸的妇女形象，她“一个背着一大篓字纸的妇女……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骆驼一样”，即使“在狂风烈日底下，是一样的出去捡货，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她更要工作，因为同行业们有些就不出去”。生活是如此的卑微和辛苦。然而就算过着如此苦难的生活她依然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自食其力地生活着，这就是“生本不乐”的人生现实。从她的身上，同样映射出《缀网劳蛛》中尚洁和《商人妇》中惜官的影子。对于命运的捉弄，春桃与尚洁、惜官一样镇静自若，随遇而安。同样，一切苦难在她看来也算不了什么：“谁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笑脸？”这就是春桃的人生态度。与李茂失散后，她可以在逃难途中很快安顿下来，并与逃难的刘向高相识、同居，打理生活。提及夫妻失散，被迫流落他乡，她十分平静，没有流露出伤感和悲痛之情。在街头偶遇分离了四、五年的丈夫，她尽管一时感到“心跳得慌，半晌说不出话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接回李茂听到他离别后的遭遇，她虽说眼眶湿了，却“还是静默着”。同时她还说“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人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个人吗？”这是春桃出于某些宗教意识和对李家父辈之恩的报答以及对李茂严重伤残的同情和怜悯。这些也正体现了春桃身上具有的佛家的“慈悲”心肠。尽管春桃不是教徒，而且她未必意识到宗教的存在，但这种 “慈悲”的宗教意识早已渗透到她的灵魂深处。但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又让这个坚强的女性自立生存，符合宗教思想提倡的超脱、豁达、乐观、化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尽管她干的是捡烂纸的脏活，“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可是生来爱干净，无论冬夏，每天回家，她总得净身洗脸。”这个细节的描述并非作者无意，一个底层妇女在卑微的生活中要有如此神圣的沐浴情境，正是作者把神圣的宗教情怀倾注到这个东方女性身上的意蕴所在。
　　二、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
　　“五四”启蒙运动给女性的思想观念带来重大转变，“女性要独立”成了普遍的声音。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演中发表的名为《娜拉出走后怎样》一文中，对“娜拉们”为维护个人自由意志而离家出走的决绝行动加以肯定和鼓励。而当这种价值观念付诸于现实生活时,却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因为“娜拉”出走的结局只有两条道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再如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塑造的子君这一“新女性”形象，作为知识女性，子君对于把握自己的命运应该有着远比娜拉、春桃更自觉、更深刻的意识和追求，她“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大胆地反抗社会道德习俗和亲权的干涉，摆脱了世俗的束缚，冲破了家庭的枷锁，在世人的讥笑和冷眼中毅然选择了和涓生同居，终于与所爱的人走到了一起。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发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坚强与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追求爱情、反抗社会习俗的过程中。但她在获得了爱情、与涓生同居后，也陷入了具体的生活困境中，原本由自己主掌的命运不再属于自己。她没有像其他新女性一样出去工作，而是陶醉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中。她变得只是每天做三顿饭，养几只小宠物，以与周围的邻居太太们互相比较为乐，足见其现实生活的乏味，这样乏味的生活使一个有抱负的青年，进行着思想上的蜕变。鲁迅塑造子君这一形象的真正目的是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并不等同于婚恋自由。妇女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掌握经济自主权。娜拉、子君的命运经历既揭示了他们人格中新的因素，又表现了他们反复动摇的人格悲剧。暴露出人格的孱弱无力和实质上的依附性，以致使他们在无爱和无望中孤寂地走向了坟墓。春桃和子君都曾经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但子君没有得到真正的自我，而春桃却顽强地保持了女性人格的独立，执著地追求经济的独立，进而实现人格的独立，她无奈地按照自己的心愿建立了一个 “家庭”，容纳了两个男人，想出三人开公司的方法。男人对于她只是生活上的伴侣和事业上的帮手，她当然也不是男人的附庸和点缀。她不依附男人，也不希望男人依附她，“谁也别想谁养活着谁”，各人都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她考虑着三人如何各尽其能,在这个冷暖自知的社会里把这个“家”支撑、维持下去。即使是充满夫权意识的刘向高和李茂商量重新安排她的未来，她也绝不驯服顺从，而是自己做出大胆的安排。对于外界的流言蜚语，她也毫不惧怕，绝不妥协。她既“不打骂人，也不受人打骂”，对待别人，她取“人打还打，人骂还骂”的态度。因而，所有的世俗观念在她强悍的性格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作用。有学者认为《春桃》的意义价值，在于它从创作实践上回答了鲁迅提出的关于“娜拉出走后”的出路问题。春桃以自尊、自立、自强的姿态，郑重地告诉世人，女子离开家庭，步入社会之后，除“堕落”和“回来”两条道路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即追求经济独立。正是春桃这种超出常人所能的举动，更使她的人格在独立性之外兼具了健全性。像春桃一样经历如此悲惨命运的人，毕竟是少数，更何况春桃是一个从封建宗法家庭逃难出来的落魄女子，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会读书，因此真正追求人格独立的思想在她的思想观念上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许地山先生塑造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形象，正是他对妇女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问题新的探索和向往，他希望现实中的女性能够真正觉醒！
　　三、女性自由婚恋意识的萌生
　　应该看到，《春桃》中这种“一女二男”三人同居的婚恋、家庭毕竟是个难堪的境况。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春桃也常常陷入名分与情感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她向丈夫李茂诉说自己与刘向高爱情生活的美满，另一方面又向李茂表示：“我还是你底媳妇，一日夫妻百日恩”，可见传统名分观念在她心目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她与刘向高彼此相爱同居四五年，但她坚决反对刘向高称她“媳妇”：“咱们没拜过天地，没喝过交杯酒，不算两口子”。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直接的理由中，我们窥察到了春桃难以言明的遗憾：如果我们拜过天地、喝过交杯酒，我们将是多么好的两口子啊！从中我们体察到了春桃对名份与情感、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婚姻的向往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别附着在两个男性身上而得以完整体现的春桃的婚恋观，已超越了传统观念的藩篱，显示出其向现代情爱观的自觉靠拢。
　　春桃与刘向高的结合，是乱世与困顿的生活状态中的爱情，但是春桃毕竟是一个生长在严酷伦理道德下的普通女性，一张龙凤贴足以让她认为自己只能有一个丈夫，不得随便改嫁。中国的“美德”建立在纲常道德的基础之上，体现“美德”的前提是合乎纲常道德，一女不事二夫，所以不收留刘向高是必然的中国式结局。但作者并没有这样设计，而是让春桃冷静地对待这个必须要抉择的境况：收留了前夫，三人同住。这种爱情故事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这样的“一女二男”的模式是畸形的，是社会所不承认的。但对于强烈关注社会、有着浓重浪漫倾向的许地山先生来说，他有着深厚真挚的宗教情怀和“捉意好奇”的审美天性，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去描摹现实，讲故事只是一种手段、一个工具，如同佛教经典和《圣经》里的寓言故事一样。讲故事的人让众人关注的，只是故事背后意味深长的人生哲理和宗教观念。而这种通过“一女二男”的博爱伦理模式，是对当时社会底层尚未觉醒的人们进行的生存困境的拯救，是许地山先生理想的“彼岸”宗教世界的体现。当然，他在灌注宗教之爱的同时，也对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伦理的扭曲作了深思。作者把对宗教文化的思考化作人物的现实行动，升华出了主人公春桃积极进取的人生姿态和勇于面对苦难人生的心理承受，这正是作品的可贵之处。
　　
　　注释：
　　[1]杨维中：《中国佛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4页。
　　参考文献：
　　[1]吴小美，赵学勇.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2]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王澄霞.担一肩不俗的尘缘[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1）.
　　[4]陈丽芬.宗教精神的内化和升华[J].宜宾学院学报，2007,（7）.
　　[5]朱银平.生存困境的哲理性表达[J].理论探索南方论刊，2010,（1）.
　　
　　（马晗敏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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