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二十世纪的百年时间里，王棨研究是唐赋研究成果中极为丰富的部分，在《麟角集》版本的考证、作者生平身世的辨析、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等方面皆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对迄今一个世纪的王棨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回顾，将有助于推动和深化新世纪的晚唐律赋研究和唐代赋学研究。
　　关键词：王棨 律赋 研究史 回顾
　　
　　王棨，福清人，咸通三年（862）进士及第，是律赋创作转捩的关键人物，其作品《麟角集》一卷，皆为律赋，开有唐一代律赋结集的先河。永镕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麟角集》“以程试之文专加裒辑行世者，有之，自棨此集始”［1］。其律赋后人评价极高，李调元《历代赋话》颇为推崇：“王辅文、黄文江一时之瑜、亮也。文江嘎嘎独造不肯一字犹人，辅文则锦心秀口，下韵嫣然，更有渐近自然之妙。”［2］他的赋作以其内在精神气质成为“唐调的后劲”，在形式的探索方面，与中唐创作体式的整饬化倾向呈逆反状态，可谓“宋律的先声”。王棨虽然并不以文名世，但他的赋取材广泛，不拘一格；语言上清新流丽，句法灵活，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据笔者检索统计，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王棨的专论文章3 篇，附论文章5篇；王棨赋的研究专著，有陈铃美《王棨律赋研究》和柴璐《王棨律赋研究》两种；涉及王棨研究的专著主要有陈去病《辞赋学纲要》，铃木虎雄《赋史大要》，李曰刚《辞赋流变史》，马积高《赋史》，尹占华《律赋论稿》，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等。在二十世纪的百年时间里，关于他的身世及其作品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永远只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本文按研究视角的不同，分类略作评述，不妥之处敬请专家不吝赐教。
　　一、生平研究
　　王棨，《新唐书》、《旧唐书》无传，五代时期黄璞所作的《王郎中传》为现存记载王棨生平覆仕的最早文献，但其只重视对王棨的“丰功伟绩”的浓墨重彩，而疏于对其生平细节的陈述，致使王棨给后人留下了种种谜团。《淳熙三山志·文苑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唐文》均有王棨小传，但皆为《王郎中传》节略，并无开拓。
　　今人最早系统研究王棨生平者当为曾广开，其《王棨考》刊发于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3］，主要从六个方面对王棨生平作了考证：其一，出生年月，曾广开采取审慎的态度考证出王棨大约出生在公元830年。而陈铃美则把王棨出生年月断定在公元828年。其二，中进士年代考，纠正《新唐书》卷四一：咸通二年郑侍郎说下进士及第说，认为“二年应为三年之误”。并详细考证出王棨同榜进士名录。其三，考证中博学鸿词科时间。该文认为，咸通六年（865），博学鸿词的试官中有王棨的座主郑从谠，这也是王棨中博学鸿词的有利条件。因此，把王棨中博学鸿词的时间定在咸通六年，即公元865年。其四，考证中出类拔萃科时间，根据《懿宗本纪》和清徐松《登科记考》未见有咸通九年和咸通十一年拔萃科开科取士的记录，推断王棨中出类拔萃科应为咸通十年，即公元869年。其五，登第后的仕途履历，认为王棨入淮南节度使幕任的时间很可能是咸通末年，幕主是李蔚，因为王棨之任“右司马”、“盐铁出使巡官”是“摄”，仅仅是临时代理，时间不会太长。乾符元年，李蔚罢幕而将王棨荐之于朝，经过数年升转，王棨才可能由品阶较低的巡官升至水部郎中。由贯休《禅月集》卷一五有《干霄亭晚望怀王棨侍郎》一首，可知王棨并非官终郎中，而是侍郎，但已无从考知王棨在何处为侍郎。其六，晚年归属。关于王棨晚年的归属，传统观点多来源于《王郎中传》中“福清启福院界北有王郎中墓”，认定王棨在黄巢起义以后，逃归故里而终。曾广开否认了这种观点，但由于文献材料的匮乏，该文并未考出王棨晚年详细信息，只是推测王棨大约活到六十几岁。
　　二、作品研究
　　作品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唐代到清末为初始阶段，民国以来为成熟阶段。初始阶段多采用点评式宏观体认，其目的是服务于科举考试。成熟阶段学人以理性思索代替感性的欣赏，规整出王棨赋的艺术特色，并以历时的眼光考察王棨在律赋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初始阶段对王棨的研究并非平衡的正态分布，有宋一代尽管仍沿用唐代科举诗赋取士的模式，但仍以“雅正”作为评定律赋好坏的标的，排斥“清丽”赋风，对晚唐赋家的所作“新奇丽隽”以“变调”视之，关注较少。宋代编撰的《文苑英华》收录王棨赋作仅五篇，此期少有评价王棨的文章。明清学者对王棨关注的热度开始高涨。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为其滥觞。该集刊刻于清乾隆25年，为清代重要的律赋选，该赋选开清代选评律赋的先河，共选评王棨律赋八首，其中《黄钟宫为律本赋》误为顾况所作，后人的几部赋选多采其说，包括《历代赋话·新话》、《律赋正宗》、《唐律赋钞》、《律赋选青》等赋选。尽管此类赋选多为“多八股家贡谀之谈”，从应试的角度出发，但对王棨赋颇为推崇。可贵的是《唐人赋钞》还对王棨的二十篇赋作做了笺注，虽简约但也更正了不少流传的讹误，如《四皓从汉太子赋》中的“故得随鸡戟之差肩”，清代几个抄本中都为“故得随鸡载之差肩”，甚至《四库全书》收录的《麟角集》也仍为“鸡载”，而在《唐人赋钞》中则得以纠正。
　　成熟阶段始于民国初年。最早把王棨赋作纳入研究对象的为陈去病，在其《辞赋学纲要》中胪列了王棨两篇赋作并作了简单的解说，此后，大陆和国外、港台学者由各自不同的旨趣，对王棨赋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国外和港台的学者，多以律赋的体制比对王棨赋作规范与否。成书于四十年代的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中谈到王棨的律赋创作，“此期句法，于从来元、白所为变化，彼宁为散文之变化，此虽不失俳赋风之性质，然谓於轻隔句外，多用重隔句之变化也。”［4］并以王棨赋作《江南春赋》为例作详尽分析。此后李曰刚在《辞赋流变史》中也对此多有继承。对王棨律赋程式详细考察的应为陈铃美，在其硕士论文《王棨律赋研究》中结合《赋谱》论律赋的句法 “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对王棨律赋四十六篇赋作的程式、句法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符合唐抄本《赋谱》所规定的律赋正格，在声律的运用上展现一个明显的特色，即改变原来限韵的次序，用一平一仄、平仄相间的押韵方式来构段。这种做法开启了晚唐和宋初律赋四平四仄、平仄相间依次用韵的先河，此外，王棨在赋中大量使用长句，此种散文化的趋势，开宋代散文赋的先河［5］。陈铃美此说极有开创意义，后人在论述王棨赋作的影响时多采此说。其中关于咏物的部分作为一个章节收入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中。
　　大陆学者则多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审视王棨律赋创作对晚唐赋风的影响：其一，王棨赋作的题材。马积高认为：“王棨赋作表现特定生活经历的抒情赋最多的，他的《白雪楼赋》是现存第一篇写私家楼阁的赋，开宋代私家楼台亭阁之风。赋作表现了同样的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和末世的哀愁。开启晚唐律赋创作的重要局面。”［6］郭维森、许结合撰的《中国辞赋发展史》也用大量的篇幅对王棨赋作了探讨，但更多的对马积高先生的《赋史》展开论述，并没有实在意义的开拓。何新文则认为：“王棨写过一些不离封建政治、道德范围，即所谓‘命题皆冠冕正大’的作品，如《圣人不贵难得赋》、《耀德不观兵赋》，但是与元和、长庆以前的律赋家不同，又不都受传统应试题目的限制，而是突破传统，努力创新，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创作了许多命题并非堂皇正大却较有社会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的作品，开拓了律赋领域，使伴随唐代科举考试而产生的律赋，开始与科举功名脱离，而成为一种没有题材限制的抒情赋体。”［7］
　　其二，对王棨创作手法及审美风格的探讨。何新文认为王棨赋作语言很有特色：“比较注意锤炼字句，刻意创新，务去陈言，但又不落晦涩呆板的俗套，读来流畅自然，佳联秀句，美不胜收。篇幅体制大都较为短小，句式灵活，具有诗化或散文化的意味。”［8］赵俊波则认为王棨咏史赋在叙述模式上很有特色：“在主题的提炼与题材的选取刚王棨之作多为单纯地咏史，重在事件过程的叙述，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力求将所叙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而不是以议论见长。在叙述与议论的方式上王棨一般采取直接引用人物语言入赋，有时甚至引入多人的语言，形成唇来舌往的热闹局面，使全文更为生动，更为真实可感，而给人以流动、立体的感觉。”［9］而曹明纲则抓住了王棨赋作审美风尚的与众不同：“律赋至晚唐，题材、风格均由中期的‘雅正’步入‘纤巧’。这是社会治乱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投射，也与律赋自中唐以来逐渐摆脱单纯的应试目的，而成为文人抒写个人情志的新题材密切相关。”［10］
　　三、版本研究
　　王棨流传下来的《麟角集》，今存一卷，皆是律赋，卷后附录省题诗。关于王棨文集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书目著录情况。历代书目对王棨文集的著录以明为分水岭呈现明显的不同，明以前公私书目多著录王棨诗，而明以后则多以《麟角集》著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宋代几大书目未著录《麟角集》作了推断，认为《麟角集》的晚出导致晁公武、陈振孙未著录［11］，对王棨诗文前后两期著录的不同，却未置片语。谭泽宁在《王棨赋研究》中则对历代书目关于王棨诗文的著录作了研究，认为王棨的诗和《麟角集》应为两个不同的著录系统。《宋史·艺文志》著录的王棨诗一卷应该来源于《中兴馆阁书目》，而明以后所著录的王棨《麟角集》应该来自于吴宽的《家藏集》。
　　其次，《麟角集》的结集和版本。《麟角集》的命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取自《颜氏家训》：学如牛毛，成如麟角［12］。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认为《麟角集》得名当源自蒋子《万机论》。《麟角集》结集，余嘉锡否认了翁元圻《困学纪闻笺注》中认为王棨自名其集为《麟角集》的说法，认为《麟角集》当为其九世孙蘋整理而成，并命名。关于王棨诗文的结集，谭泽宁在《王棨赋研究》中的判定更为中肯，该文根据清代瞿镛铁琴铜剑楼所藏《麟角集》中牌记：“省题诗为王棨九世孙，律赋四十五篇为王棨十九世观辑”断定《麟角集》结集时间应为明代前期，而非在南宋时期。此外，该文还对《麟角集》现存的十二个不同版本源流做了梳理：认为《麟角集》流传应为两个系统，一为四十一篇本，一为四十五篇本。四十一篇本只见于蒲铣《复小斋赋话》，而四十五篇本为后世通行本，《澹生堂丛书本·麟角集》为最早源头，后有汪启淑藏本和汪鱼亭藏本，《四库全书》据汪启淑藏本收入，而汪鱼亭藏本则为《知不足斋丛书·麟角集》、《天壤阁丛书·麟角集》、《麟后山房丛书·麟角集》三大刻本的源头。
　　再次，作品数目考证。《麟角集》收录的省题诗二十一篇，对此争论不大，但是，其中收录的赋篇，尚有争议。今人多以《全唐文》为准，认定王棨赋为46篇，如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尹占华《律赋论稿》、马宝莲《唐律赋研究》、赵俊波《中晚唐赋分体研究》等都认为王棨赋为四十六篇。彭红卫在《唐律赋考》中对王棨赋的篇数做了考证，文中认为“如果遵从《文苑英华》两篇为‘王啓’作，则王棨赋作实际只有44篇，律赋41篇；如果算上‘王啓’作的两篇，则赋作46篇，律赋43篇，如果再算上‘私试’之作《江南春赋》，则律赋44篇。”其中的焦点即为《沛父老留汉高祖赋》的归属［13］。
　　其四，《麟角集》的校勘。目前有三位藏书家对《麟角集》进行过校对，分别为丁丙、丁佺、傅曾湘，三人所依据的版本并不一致。丁佺所校为《知不足斋·麟角集》，前无《王郎中传》后无补遗和陈黯的《送王郎中序》。丁佺共校定四十二字；丁丙则以汪鱼亭藏书《麟角集》为据，前有黄璞的《王郎中传》但后无补遗和陈黯的《送王郎中序》，丁丙用朱笔添加脱落的内容；傅增湘则是依据《天壤阁·麟角集》，该丛书所收的王棨文集较为完整，但傅增湘改定地方不多。纵观几人校本，几处明显的错讹仍未校出。
　　四、回顾与展望
　　总之，经过二十世纪的百年时间，在王棨赋作的完整面貌、《麟角集》的版本、王棨的身世及生平研究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在王棨赋作地位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这些将成为新世纪王棨研究的新起点，成为进一步解开王棨身上各种“谜结”的一把钥匙。王棨研究的进一步拓宽，还要做好以下工作：其一，进一步搜集材料，编撰王棨年谱。其二，搜集《麟角集》不同的版本，做好《麟角集》的校勘工作。其三，细读王棨文本发掘其内在的艺术魅力。其四，考察王棨赋作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注释：
　　[1][12]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李调元：《历代赋话》，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曾广开：《王棨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第31-35页。
　　[4]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13页。
　　[5]陈铃美：《王棨律赋研究》，台中：逢甲大学，2005年版。
　　[6]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7][8]何新文：《辞赋散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第153页。
　　[9]赵俊波：《中晚唐赋分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10]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9页。
　　[13]彭红卫：《唐律赋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谭泽宁 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430074）

• 谭泽宁： 王棨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