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经典文本，《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在不断变迁着的历史处境中，不断地呈示出与诠释者对话的解读空间。两部文本所形成的互文性，证明了鲁迅思想的基本品质——事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尚未完结的“中间物”。
　　关键词：鲁迅 现代性 互文性
　　
　　经典之为经典，意味着在不断变迁着的历史处境中，文本所散发出的经久不衰的魅力，以及不断地呈示出与诠释者对话的解读空间。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了署名为鲁迅的《狂人日记》[1]。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疑具有了超出文学自身的思想价值。鲁迅曾将其思想意蕴表述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2]。事实上，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各人文学科，对于《狂人日记》的解读，已然构成了“《狂人日记》阐释史”。
　　作品发表之初，有关《狂人日记》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论域：一是思想内容，作品的理论倾向是阶级论，还是进化论；二是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狂人”是超尘拔俗的理想主义斗士，还是具有病理学个案价值的普通的精神病患者。二十世纪，学界对《狂人日记》的共识是“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恶”，是“一篇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宣言书”。[3]
　　今天的论者，自然已不再满足于内容和形式两分法的分析。对于这样一篇象征色彩很明显的作品，学者们多认为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或许，“狂人”形象的性格内涵，及其在文化上的启蒙意义，是一个永无结论的开放性话题。
　　“从来如此，便对么？”狂人以如此彻底的怀疑精神，根本性地改写了中国文学乃至汉语文化形态的规定性，其质疑的坚定彰显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式批判理性。正是以“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一种颇具理性主义的姿态，“狂人”发现了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意象的塑造，将传统的负面价值生动地概括为这一形象化的比喻。“易子而食”的史实（历史真实），与文本的真实——路人“都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使得“狂人”的体验，被置换为叙述者对中国历史和伦理秩序的“吃人”本质的无情批判。
　　因而，有理由认为《狂人日记》是一篇极具修辞魅力的哲学寓言。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在这里，“我”的反躬自省，更深层次地将自我意识的层面推举到更为清晰和审慎的高度。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正是这样，对吃人者亦即被吃者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成功地被表述为“罪孽—批判”这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无疑，这是一种以绝望为底色的思想品质。这使得“难见真的人！”这一具有警示性的告白，在两个方面获得了批判哲学的高度：其一，它中断了对于昔日黄金梦想的捍卫，其二，它以绝对理性甚至虚无的决绝态度，消解了对未来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而这也正是时间的两个向度（过去与未来）与现代性的重大关联所在。
　　《狂人日记》中，文本（text）被植入了语境（context）。发人深省的是，“侯补”，其实正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自觉并不因自我意识的苏醒而导致普遍启蒙的到来，由狂悖愤激而俗常庸碌的精神历程，指向一个更为绝望的存在。
　　文本的主体是“狂人”的13则白话文日记，文言文写就的“引言”则是“狂人”故事的语境。语境即是处境。语言铸造着思维模式。文言喻示着被传统规约着的“大多数”，而白话则是“独异”个体精神生态的象征。
　　因之，《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成为伟大作品的标志——“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内容-形式”的完美整合，正是艺术辩证法的文学性表达，它本质上即是一系列矛盾的充分展开。具体说来，除去文言与白话的对举，还体现在：主人公与缠绕着他的人物群像的塑造，即悖逆于庸众的孤独的“狂人”，与之对峙的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何先生等为代表的“大多数”。由此观之，“狂人”与“庸众”的冲突，正是象征与写实彼此互渗、相与为一的真理性表达。
　　《孤独者》创作于1925年10月，日后收入《彷徨》。同《狂人日记》相比，《孤独者》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魏连殳被认定为小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作品的重心并不在于探讨魏连殳的精神世界，而是有关主人公与其生活的社会所形成的关系的描述。
　　《孤独者》常被认为是鲁迅的精神自况，如其所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4]。孤独，是鲁迅小说的主旋律。狂人、夏瑜、吕纬甫、涓生、魏连殳等都是属于孤独系列的人物。
　　魏连殳的孤独与清高如影随形，仿佛一匹充满着叛逆激情的“狼”，只能“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小说针对魏连殳与故乡、孩子的双重关系，展开叙事，通过祖母的死和周遭的敌意，以及孩子们对他的弃绝，浓墨重彩地凸现了魏连殳的孤独。尤其是孩子们对他的致命一击，终结了他对人道主义的向往。
　　魏连殳在祖母大殓时的沉默与大哭都是“老例上”没有的，因而使看客们感到惊异和无聊。他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当了师长顾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
　　自戕式的复仇是小说的高潮。“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魏连殳由此成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人。这种自相矛盾的人生境遇，其实与“竹林七贤”、徐渭等人的“狷狂”一脉相承，不过又平添了一层现代的黑色幽默的意趣，他“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魏连殳的孤独由此具有了深刻的虚无主义。
　　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结构暗示着死亡的真实，对“未知生，焉知死”的圣贤格言，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嘲讽，从而直抵绝对与彻底的彼岸。
　　《孤独者》是由“我”讲述的魏连殳的故事，但魏连殳不再是传统叙事中全知视角内的傀儡，他的独白、他与“我”的谈话、他的言行态度，与“我”的怯弱胆小、随遇而安构成的对应关系，彰显了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的尴尬。
　　正是文本所创设的这一“复调式结构”，使虚无的人生叙事，演绎为虚无主义逻辑的伦理后果：拒斥感恩的怨恨。
　　的确，“魏连殳（输）”作为孤独者，是一连串人生失败记录的符号。这一文化符号，包蕴了因敏感而先知、又因先觉而彷徨的生存论奥秘。毋宁说，《孤独者》达到了现代美学的崇高境界，而有别于《祝福》似的“近乎无事的悲剧”。
　　由此观之，《狂人日记》、《孤独者》所形成的互文性，再一次证明了鲁迅思想的基本品质——事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尚未完结的“中间物”。
　　
　　（本文为唐山师范学院发展基金项目《初中语文现代文学经典细读研究》（10C2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本文涉及的文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孤独者》所依版本均为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9页。
　　[3]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郭继宁，郑丽丽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063020）

• 郭继宁 郑丽丽： 互文性中的中国现代性体验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