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文艺界的努力方向与追求。赵树理顺应了时代精神的要求，关注底层乡村，描写乡村的变革以及对于“阴暗面”的揭露，成为当时写农村题材的旗帜。他的作品融合了大众化的追求，但是作品并不流于通俗，也不乏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这也构成了他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两个突出贡献：一是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与探索，从语言和形式上实践了大众化方向；二是传承了问题小说的传统，作品中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批判意识，在左倾思想逐渐扩大化，文学作品“高大全”充盈文化界的时候，“赵树理式”的坚守变得弥足珍贵。
　　关键字：赵树理 大众化 问题小说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掀起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潮，为工农兵服务也成为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工农兵题材中有两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的成就最高，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如“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另一个就是农民题材，而赵树理无疑是写农村题材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活泼风趣、贴近百姓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并在幽默风趣中暴露出乡村变革中藏匿的“阴暗面”，被称为写农村、农民的“铁笔”、“圣手”。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也造就与呼唤着赵树理式的作家的涌现，战火硝烟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被历史与文学的教科书所铭记，那幕后的“农民”英雄也需要文学的抒写与赞颂，在抗战之前农民为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利与地主进行了剧烈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农村中大量封建残余的存在与清除，成为当时大的时代背景，赵树理的创作便围绕这个时代背景展开。农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同时，诉诸于文学上的“话语权”的正统地位的争夺也成为必然。
　　赵树理四十年代初顺应着“讲话”的精神崛起于文坛，创作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富贵》、《邪不压正》等作品，这也一举奠定了其作品的基调与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又写了《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从内容题材与写作风格上都是他四十年代作品的延承与发展。赵树理的成名具有一定的政治“突兀性”，当主流文学从五四启蒙现实主义向延安革命现实主义转变时，部分知识分子存留着一种观望与徘徊的态度，甚至并没有充分地认可赵树理的创作。当“为工农兵服务，走近学习工农兵”的口号需要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并在文学界树立先锋旗帜与方向的时候，当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周扬敏锐地捕捉到了赵树理的创作，并对他的成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扬在一九四六年《解放日报》中撰文《论赵树理的创作》并这样评价“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在当时给予了赵树理的极高的评价，产生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的作品融合了农民题材的大众化追求同样也不乏知识分子的精英批判意识，这也构成了他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两个突出贡献：
　　一、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实践与探索
　　文艺大众化的追求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五四时期的形式大众化，企图使文学从形式上摆脱文学对于大众的束缚；左联时期的文化的大众化，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喜爱，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希望给予民众以文化的启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延安兴起了革命大众化[2]，大众化服务于革命的需要，知识分子也历经了“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过程。
　　赵树理的创作也围绕着《讲话》开创的革命大众化前行，但是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为农民的作家他本身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像其他的作家一样通过“学习”成为农民的一员，通过学习融进他们的生活中获取所谓的创作素材，他的作品真正地充满农民气息与鲜活性。正如他在《也谈经验》中说道：“我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参与的也尽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很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3]赵树理从语言和形式上为实践大众化方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茅盾在《论赵树理小说》中给予了赵树理这样的评价：“他的大众化技巧”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在语言方面，他善于从农民的方言土语的宝库中提炼出极富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语言并应用到小说创作当中，在通俗与鲜活中找寻出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并予以加工。同样还融合进特有的乐天幽默的性情，在语言的艺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李有才板话》中这样写道：“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不如弄快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的写，年年不用换，用它百把年，管保用不烂。”“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4]赵树理的语言还具有丰富的张力，对于人物的刻画往往仅通过几句话便能够把人物的主要性格刻画出来，如《小二黑结婚》中通过寥寥数笔的语言便刻画出三仙姑蛮横泼辣与放荡的形象“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过来说是‘我的’……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5]
　　在形式方面赵树理则吸收了传统小说、民间评书体的艺术结构，开题先点出主要的人物及故事情节，并在结尾交待出故事的结局，有头有尾，首尾相接。如《小二黑结婚》的开头与结尾的描述，“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完全吸收了传统小说与评书体的首尾衔接结构。叙事方面也借用评书体的手法，使文本不只能看还具有朗朗上口的节奏，这在他的《李有才板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使板话的形式得到了淋漓精致的发挥应用，如“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要干啥，就能干，只要恒元嘴动弹！”[6]
　　赵树理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正如他在《也算经验》中谈到的，“农民爱听故事，他就增加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就不要因为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7]。赵树理在语言和形式方面积极实践了文艺大众化的方向，给予了文艺界以新鲜的空气。但同样也具有工农兵题材的缺憾，与五四时期的文化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相比，他的文学修养不足使作品创作缺乏延续性，往往具有“江郎才尽”的匮乏感，艺术塑造上一味坚持通俗化，过分强调政治性的“教化”，艺术上也缺乏丰富的审美价值。这也成为“工农兵”作品无法愈合的创伤。
　　二、问题小说的传承与发扬
　　问题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在五四思想解放的理性精神的指引下，作家开始以意识到的矛盾冲突为题材或者主题，以涉及到人生、社会、婚姻、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小说的艺术形式表现与揭示出来，给人以启迪和思索。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都是问题小说的代表作。问题小说是五四启蒙意识的延续与再发展，作家们以特有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审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希望给予社会以向“上”的引领。赵树理也曾这样明确地说过“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做‘问题小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8]“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9]敢于揭示农村问题，洞察农村的落后势力，成为赵树理矢志不渝的追求。
　　《小二黑结婚》一方面突出了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小二黑和小芹冲破重重磨难，自由恋爱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露出农民封建意识的稳固性与清除的艰巨性，二诸葛、三仙姑的形象带来娱乐性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预示了封建残余的根深蒂固，虽然新政权已经来临，但是留存在农民之间的奴性与劣根性却难以根除；《李有才板话》中揭示了以恒元为代表的基层政权中的落后分子，他们掌握地方政权的官僚主义，对大众无情地排挤，赵树理还通过对小元获得权利后形象的前后变化塑造，进一步剖析这种可怕的小农劣根性在“新政权”身上的延伸。小元本来是老槐树底下长大的小字辈，曾经是官僚主义的受压迫者，但在自己掌权后却“架起胳膊当主任”，已经远离了属于底层的朴质生活，在思想情感上也开始贬低老槐树底下的村民们。作者在对于旧的官僚主义的延续的批判的同时，也着重表达摆脱封建束缚，追求平等民主的新生活的理想乐观态度。
　　长篇小说《三里湾》也延续了问题小说的风格，如他塑造的王申“使不得”形象，他不愿意合伙也不愿意参加合作组，因为自己的农活做得优秀害怕吃亏，偶尔在农忙的时候雇短工，别人做过的活，他总是要说“使不得”，把一个自私自立的老中农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作品中塑造的妇女形象也非常的生动，袁天成的老婆“能不够”有自己的一套做人哲理，“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在家里半点亏也不要吃，总的叫家里大小人觉得你不是好说话的，对外边人说话要圆滑一点，叫人人觉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小腿疼”“疼的有些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就疼。逛会、看戏、串门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她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几年没有疼，一给儿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他把农民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搬弄是非的劣根性展示得淋漓尽致。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写作也逐渐陷入了危机，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在文坛的地位开始急剧地下降，在文艺政策逐渐左倾的时候，他始终着眼于农村阴暗面的揭露，在“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占据并充盈于文学界的时候，他的着眼点还始终如一的放置在农村的落后与黑暗角落里，使得他的作品逐渐达不到文学“规范”的高度也散失了主流的权威性诠释。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描述的“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10]”虽然赵树理后期的作品希望做出调整并向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齐，但是他的创作却始终贯穿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始终不渝地对底层的农民生活给予深切的关注，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描绘了心中理想的民主自由新政权，并不为政治的权势见风使舵，对渐渐远离了民众的主流政治歌功颂德，这也成为赵树理创作的弥足珍贵之处。
　　注释：
　　[1]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
　　[2]注：文化的大众化与革命的大众化的说法，引自周景雷：《延安文学并非左翼文学》，南昌：江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7]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
　　[4][5][6]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赵树理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第16页，第29页。
　　[8]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文集》（第4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2页，第1592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2]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9.
　　[5]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6]周景雷.延安文学并非左翼文学[J].南昌：江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7]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曹清华.中国左翼文学史稿[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9]艾克恩.延安文艺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0]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赵树理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张仲玮 辽宁锦州 渤海大学文学院121013)

• 张仲玮： 谈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大众化创作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