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是近些年来文坛上一个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这种以城市平民、农民工，还有更复杂的底层弱势群体为关注对象的文学创作其实并非现在才有，早在新文学草创的五四时期就颇为流行。仅就新时期文学来说，在八九十年代已有很大一批作家从事这类创作，如短篇小说家刘庆邦，他的《鞋》甚至还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另外，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重要的“底层写作”的代表作。但在近些年来的批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它的苦难意识和个人抗争意识，而忽视了作品中隐含着的一种普遍存在于底层人们心理中的仇恨意识。
　　《平凡的世界》主要以孙少安、孙少平一家艰辛奋斗的生活历程为主线，为我们描述了那个特殊时期农民经历的苦难生活和以孙少平为代表的农民进城以及孙少安为代表的兴办镇企业两种农村城市化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小说中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苦难意识外，还有一种意识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那就是仇恨意识。人物形象传达出来的对不公平现象的抗议和质疑，其实质就是一种仇恨意识。
　　《平凡的世界》系统详实地记叙了1975-1985年这十年间我国北方农村变迁的历史。这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处于“文革”时期，但作品中显然并没有“文革文学”那种发泄仇恨的、极端、肤浅的弊端。作者立足黄土地，在一种比生活更为复杂的人生感情纠葛中拷问人性。孙少平在班长点名时，“故意没有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他一声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这是他有意报复富人家孩子的表现，这种仇富心理也应该是仇恨意识的一种表现。虽然当时的中国普遍还很贫穷，但也有相对富裕的人家，孙少平家里很拮据，“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青少年特有的逆反心理和极度敏感让他做出了上述行为。此外，城乡二元对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贫穷的乡下人对富裕的城里人的仇恨心理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到了作品的最后，孙少平的这种仇恨意识更明显了，他对晓霞说他要为他的老父亲箍几孔新窑，而对他来说这就像建希腊的巴特农神庙一样，“是实现一个梦想，是创造一个历史，是建立一座纪念碑”，因为“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深处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他“要让他（他的父亲孙玉厚）晚年甚至过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压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孙少平狂放地说着，脸上泪流满面，却扬起头大笑了”。他为什么那么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巴特农神庙？为什么希望父亲把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为什么泪流满面却仰头大笑了？细想一下，这是一种复仇心理和这种复仇心理一旦得到满足时的正常反应，此刻的孙少平在发泄多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那口闷气！孙少平被贫穷和苦难压抑得太久太久了，虽然他从未惧怕过苦难，虽然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却并不甘心贫穷，他想通过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可以让自己的父亲过上体面的日子。
　　在我国，文学创作中的仇恨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神话中就有手舞干戚的刑天，衔石填海的精卫；《西游记》里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仇恨；而最为突出宣泄仇恨情绪的大概要算长篇小说《水浒传》，其中震撼人心的有林冲、武松、宋江等人的复仇。在现代文学中，鲁迅也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例如他的《狂人日记》里有主人公“狂人”对“食肉寝皮”者的控诉与仇恨。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以及稍后的左翼文学，将个人道路的迷茫与社会的不公直接解读为制度的黑暗，同时也渲染了一种阶级反抗的复仇意识。甚至连不是左翼作家的现代文学创作者如曹禺及其作品也带有一些仇恨意识。曹禺的《原野》描写了仇虎的复仇心理，然而作家对这种农民式的狭隘的仇恨意识持的是批判的态度。而到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所表现出的是阶级仇恨发展到高潮，甚至与现实中的肉体折磨消灭和精神打击磨难相连。这使得此一阶段文学中的仇恨意识严重地畸变，已经完全不同于鲁迅复仇的形而上的特性。笔者无意否定这些文学，但毋庸讳言，这类文学的仇恨意识所产生的思想、文化、理论基础与后来的底层文学中的仇恨意识一脉相传。
　　路遥表现的这种仇恨意识显然来自于现实生存的语境。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建国后，许多农村政策完全背离了农村的现实，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致使广大农民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困生活。眼泪、辛酸、苦痛、压抑……不只是因为生活贫苦，不只是因为是农村人，还是因为得不到尊重的屈辱感，是有些政府部门的刁难侮辱，是制度的歧视。为什么像孙少平这样的底层人物有那么多的仇恨？是谁给他们种下了仇恨？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似乎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这些生活“现代、非常现代”的人们的意识中，它带给国人的是太多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作家，特别是生活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的路遥，在作品中表现苦难意识和仇恨意识也就无可厚非了。
　　仇恨是人类的一种情感，与爱相对立。对于黑暗、专制、暴行和假、丑、恶，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表示愤慨和谴责。然而人与人之间，仇恨虽然有其一定的理由和根据，但毕竟是人类社会和睦相处的毒疽，与现代社会的人类文明发展与精神现代化背道而驰。仔细读《平凡的世界》的人可能都会想：“孙少平有什么权力可以让他父亲把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呢？他家的贫困生活难道是普通的村民带来的吗？他为什么希望自己的父亲甚至可以像过去的地主……？难道还对以前的剥削等级制度情有独钟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几千年来的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及民主、平等意识的匮乏培养了人们的仇恨意识。在《平凡的世界》中，润叶、晓霞、金波兄妹、兰香等是宽容与博爱的化身，她们的人格魅力总是给核心人物孙少平以心灵的震撼。《平凡的世界》让我们看到：苦难并不可怕，只要坚忍不拔地奋斗下去，平凡而伟大的人类即使被苦难踩到泥土里，也照样能开出美丽的花朵！但这种催人上进的奋斗与善良也只能部分地抵消小说中的仇恨意识。
　　虽然“恕道”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它似乎从未真正在我们的文化性格中扎根。在《论语·里仁》篇里，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后来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篇里，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复：“其恕乎”，此即传统的读书人所传习的忠恕之道，或单提一个恕字，成为恕道。孔子将恕字教给子贡时，唯恐子贡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字上下功夫，于是加以诠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中国哲学中虽然有“恕道”之说，但从来没有“恕道”之人，这主要在于主导社会价值规范和主宰社会资源的人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恕道”，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在他得势的时候杀掉他的仇人少正卯，即足以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地实施“恕道”，更不要说那些凡夫俗子了。鲁迅说：“‘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讨苦吃。”（《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主张“直道”，他认为那些主导社会价值规范和主宰社会资源分配的人要讲“恕道”，是要等到他们失势以后的。因此，单单要求一方（尤其是弱势者）讲宽容、讲“恕道”是没有意义的无稽之谈。所以说，要想形成没有仇恨的社会，必须首先改善产生仇恨的环境。
　　虽然仇恨意识并不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种独特意识，而且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助对爱情、友情、亲情等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诗意描写，也部分地消解了作品中的仇恨色彩；但我们仍然需要正视它，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预警。
　　
　　（范玉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273165）

• 范玉： 激情背后的阴影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