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西方暴力美学的杰出代表，昆汀·塔伦蒂诺以他特立独行的风格，在国际影坛开辟出一番天地，并素有“暴力美学大师”的称号。暴力美学的兴起，正是当代社会视觉文化的体现。暴力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电影教化功能的缺失。而暴力本身，却构成一种大众文化消费资源。昆汀的暴力美学，正是在这种大众文化的土壤中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关键词：暴力美学 昆汀 视觉文化 暴力合理化 文化消费
　　
　　2009年，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新片《无耻混蛋》在第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首映，这已是他的第四次柏林之行。除了1992年以处女作《落水狗》和2007年以《死亡证据》分别两次入围戛纳竞赛单元外，1994年他的《低俗小说》获得了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奠定了他在国际影坛的地位，《杀死比尔》上下两部还被选为2003年戛纳电影节的闭幕电影。而他电影中表现的个性化、风格化的“暴力美学”，也成为昆汀电影的独特标志。
　　暴力在电影中的运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华丽的枪战，完美的格斗，大肆渲染后的血腥场面，火爆的感官刺激，或唯美，或深沉，或夸张，都无疑在电影中加入了一味强力的兴奋剂，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在昆汀的电影中，暴力尤其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超越一种表现方式，成了电影的主题。破碎的暴力片段，断裂的叙事结构，现代的技术手段对暴力本身做出了完美的诠释，消解着电影的中心意义，解构着电影本身的价值观念。暴力，不再只是吸引眼球的砝码，而成为了电影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和话语方式。
　　究竟是什么，让暴力美学成为可能？
　　暴力与视觉文化
　　毋庸置疑，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的出现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大众娱乐手段，电影以其独特的技术手段和视觉印象深入了大众生活。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就花了大量篇幅分析机械复制时代下电影与大众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艺术品的复制成为可能，普通大众不再追求传统艺术中最独一无二的“灵韵”（aura），这又进一步导致图像影像文化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兴盛起来。
　　电影借助摄影手段，将声音、光线、颜色、形态、动作等发挥到极致，全面而直接地利用银幕给观众带来感官刺激和审美快感。狭小的影院，黑暗的氛围，画框般的银幕，无一不赋予观众最大程度的参与空间。演员的激情，摄影镜头的推移换位，慢镜头、特写镜头的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衔接，电脑特技的加工，构成了电影的视觉魅力。昆汀的电影中，这些电影手段得到充分运用，一场场颠覆性的暴力盛宴铺陈在观众眼前。《杀死比尔》中痛快淋漓、一气呵成的打斗场面，乌玛瑟曼凌厉利落的武术动作，纯粹的肢体格斗展现的是暴力世界无与伦比的张力。色彩的鲜明对比，强有力的重金属配乐，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和浓厚的死亡气息等都挑战着观众的视觉神经。
　　电影只是幻象，不是生活。昆汀抓住了这一点，并将暴力从现实的概念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表达。赤裸裸的暴力画面在电影手法的灵活运用中转化成为对暴力作为一种形式的欣赏。《罪恶之城》中最初拍摄的画面都是彩色，却在制作过程中变成了纯黑白的影像，一些极度血腥的镜头因此避免了可能导致的恶心感。《低俗小说》更是整部影片都没有直接的血腥镜头，汽车后座的小混混马文被射杀时，镜头立刻转向了车玻璃上溅染的鲜血；布奇在拳击比赛上的杀戮，是从之后收音机的新闻中得知。暴力美学不以现实的模样来表现暴力，电影中的暴力是在抽象化、技术化之后而美学化的。观众忘记了杀戮、血腥本身，而被引向欣赏纯粹的形式暴力。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Bela Balazs）曾说：电影“是一个表现人类的本能和社会倾向的重要形式”。暴力的本质是破坏性的。若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电影中的暴力理解为观众被压抑的潜在欲望的表达：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破坏性的欲望，在电影驰骋性的幻想世界中得到满足。这种宣泄的需求使得暴力和性一起，构成电影的永恒主题。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暴力美学正是形成于大众消费过热的现代社会，巴拉兹用“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一词来概况图像时代的特征。大众文化兴起的当代社会，视觉图像已广泛渗透于现实生活。铺天盖地的电视节目、彩页画报，光怪陆离的网络影像，使当代人生活在一片视觉图像的海洋。在追求视觉快感的消费社会，“视觉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电影、电视、声音、影像造成的巨大冲击力、眩晕力成为主导审美潮流。”[1]视觉表达具有了合理性，暴力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艺术观念，这正是暴力美学生长的土壤根基。
　　暴力的合理化
　　从一开始昆汀的电影就备受争议，其过度重视暴力和美化暴力的电影手法自然受到质疑，但更多的批判则表现在对其电影道德教化功能的缺失上面。一个刚观看昆汀电影的观众，很可能会困惑电影的主旨所在，昆汀想说什么，想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在暴力美学的万花筒中，片段式风格化的暴力形式，在满足视觉快感的同时，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意义和深度的忽略。
　　暴力美学强调的是暴力的场景、节奏和视觉快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净化功能。《低俗小说》中荒诞的黑色幽默穿插于每一个杀人片段，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成员显示出其文质彬彬、修养甚好的可爱一面；《无耻混蛋》中更是派了一队本将被处死刑的恶棍去德国刺杀纳粹分子，嗜血成性的无耻混蛋们似乎在完成一项神圣使命——杀死纳粹，然而其行为本身却与正义无关，剥头皮，用棒球球棒虐杀纳粹俘虏……杀人更多的是为了取乐和发泄。这种无目的性的暴力在昆汀的电影中随处可见，过度风格化、纯粹美学意义上的暴力超越了电影本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标准，一方面使得观众得以进行自己的审美判断，另一方面也使电影本身回避了对观众的道德教化责任。
　　“观赏者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当他意欲进行这种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变掉了。电影银幕的画面既不能像一幅画那样，也不能像有些现实事物那样被固定住。观照这些画面的人所要进行的联想活动立即被这些画面的变动打乱了。”[2]
　　昆汀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教化，当暴力的视觉效果被营造得登峰造极的时候，这种无立场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观众被一幕幕画面震撼着，忘记了思考暴力本身对生命的蔑视和否定。复仇主题的运用，很好地控制了观众的喜好倾向，从而使暴力变得合乎情理。《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扮演的新娘每见到一个仇人时，类似报警声的背景音乐即会响起，整个画面一片血红，复仇的情绪铺垫了紧接的血腥格斗。《无耻混蛋》则把背景放在二战的欧洲，对象变成了恶贯满盈的纳粹分子，以暴制暴、以牙还牙的手段不管多凶残，都变得有据可依，或至少符合影片所想传达的逻辑。在《罪恶之城》中，暴力是在这座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唯一手段，象征宗教权威的大主教和国家机器的警察代表着腐败和压迫，恶人马沃成了为无辜被杀害的妓女戈迪声张正义的英雄。暴力升华成正义，道德标准变得模糊和复杂。逃离道德教化责任，而将暴力合理化，正是暴力美学的华丽外衣。
　　暴力美学与文化消费
　　文章开头提到昆汀《低俗小说》的成功，事实上，除了戛纳金棕榈大奖的殊荣之外，此部电影以区区800万美元的拍摄成本夺得全球2亿美元的票房，创造了独立电影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正是这样的票房神话奠定了昆汀在国际影坛独树一帜的地位。电影是艺术性的，但其首先是商业性的。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趋向商业化的文化态度”，并“以媚俗的姿态，攫取最大限度的市场利益”。[3]商业运作上的成功无疑是暴力美学得以发展延续并自成一家的原因所在，《杀死比尔》上下两部的5亿美元全球票房和2009年刚上映的《无耻混蛋》3805万美元的首映票房，都充分证明了昆汀的票房号召力及其暴力美学的广阔市场。
　　昆汀备受批判，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认为他对暴力的理性思考早已让位于电影市场的商业利润追求。所谓的暴力美学归根到底是商业文化的产物，是噱头，是吸引观众、保证票房的手段。不可否认，电影业是追求利润的行业，而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所谓的噱头，可以挽救疲软的电影市场，帮助制片商尽早回收电影成本，获取更大的利润。暴力所渲染的形式化的美感，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大众追求视觉快感的欲望而出现的，是大众娱乐消费的对象。
　　丹尼尔·贝尔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4]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助长了人们对视觉审美的迷恋和欲望。而消费社会正是“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5]。换句话说，这种对暴力美学的需求是一种视觉诱惑，是一种受到刺激而兴起的文化消费。文化从精英到大众，就必须对传统的审美价值定位提出挑战，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并不由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决定。就如同商品刺激人们的购物欲望一样，暴力在电影中风格化的陈列，刺激着观众冲破生活的逻辑，忽略电影本身所涵盖的非主流价值，而进入昆汀的电影世界快意恩仇。从一种特定的表现手段，到吸引观众眼球的噱头，再到纯粹形式意义上的暴力美学，暴力形成了一种文化资源，暴力的审美化培养了一批潜在的文化消费群体，从而保证电影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而这，也正是昆汀成功的秘密所在。
　　结语
　　暴力始终是电影的一种表达方式，尽管很多电影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暴力，但没有一个导演像昆汀一样沉迷于对暴力的不懈探索和表现。昆汀以其独特的电影语言和视角，通过对暴力行为本身的合理化处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满足了当代社会大众对视觉快感的强烈需求和欲望。他的电影在票房上创造过神话，其暴力美学风格也得到金棕榈的认可，但也因过度重视形式化地表现暴力导致的道德教化功能的缺失而备受争议。昆汀所导演的电影没有一部在中国大陆上映过，原因自然是由于其暴力因素过多而无法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而在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中也多被评为R级（限制级，17岁以下需父母或成人陪同观看）电影。他的电影突出风格化暴力场景的刻画和渲染，满足人们纯粹的暴力审美需求，而本身避免了直接的道德批判，这种暴力美学的塑造必然造成影片与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的断裂。
　　电影始终无法把意义强加于人，昆汀索性专心追求暴力残酷的意象和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将暴力风格化、意境化。抛开道德教化意义和价值导向功能，其电影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实际上向大众提供了开放性的文本。《金瓶梅》序言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仿心者，乃禽兽耳。”电影未必教唆大众在现实中仿效暴力，但至少，暴力美学的兴起，代表了一种大众自由的审美态度。而暴力美学在电影市场中的一席之地，也正与当代如火如荼发展着的大众文化密不可分。也许有一天，观众们审美疲劳了，暴力美学也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不复存在。
　　
　　注释：
　　[1]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3][5]郑祥福：《文化批判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第106页。
　　[4]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刘威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0241)

• 刘威： 银幕中的暴力美学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