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明山水游记小品文极其兴盛，此类文字浸染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在晚明小品文中是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小品文种之一。本文主要从晚明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人的个性、时代的风气、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以见出晚明山水小品文兴盛之成因。
　　关键词：山水小品文晚明成因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自觉和个体精神的张扬，寄怀山水、纵情游乐成为表现文人学士生命情调的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应的山水文学也几度出现繁荣景象。明代山水文学的繁荣与前两次(魏晋、盛唐)不同的是它以散文小品取胜，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前代。张岱说：“古之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于厚，近则袁中郎。”（《瑯缳文集·跋寓注》）另外还有苏轼，他对晚明文人的影响极大。与前代的“记山水手”相比，晚明的山水小品风格更趋多样化，并浸染着浓厚的时代色彩。故本文欲一探晚明山水小品文兴盛之成因。
　　纵观文学发展，历代山水文学的兴盛，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人的个性紧密相连。《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山水文学兴盛时代总表现为天下多故，世道黑暗，文人为了全身远祸害而高蹈林泉，一时隐逸成风，释道思想大炽。庄园经济的发展为文人提供了相当广阔而幽美的游赏场所，一些有相当物质基础的文人更把眼光投向外面的山水，在搜奇访胜中，萧然忘羁。加之“天下名山僧占多”，他们往往把寻胜与访道联系在一起，在山水之乐中悟道参禅。许多文人常与高僧、道士为友，互相唱和酬答，使得山水文学常有浓厚的隐逸文化色彩，他们共同推进了山水文学的发展。扫视东晋和盛唐山水诗兴盛的背景，东晋玄言诗衰落，山水诗兴起，就是由于“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而，“遁世无闷”、“幽人贞洁”（《宋书·隐逸传序》）的思想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盛唐除了一部分人是为了走“终南捷经”而隐居外，大部分人是因为皇帝昏庸，杨国忠等人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政治黑暗。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心理更具有典型性。受禅、道思想的影响，不少文人进一步走向林泉高壑。自万历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可谓江河日下。皇帝荒于政事，穷奢极欲，首辅柄政与宦官专政变替更叠，朝臣党争激烈，赋役紊乱，财政匮乏，“北虏南倭”使得边境、海疆频频告急，为了挽救危机，统治者一再向人民增加赋外之赋，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到天启、崇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缇骑四出，往往构煽罗织罪名，置异己于死地，“但愿为天聋地哑”成为文人普遍的心态，宦官专权加剧了政治的混乱，加上天灾虫害不断，农民被迫纷纷揭竿而起，明王朝的统治危在旦夕。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文人面对现实，未尝不想奋发有为，但“性亢藏，不合于世”的个性，使他们在那个“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波光电影，日幻一日”（袁宏道《尺牍·何湘潭》）的社会中无法左右逢源，心情愉快。像袁宏道三仕三黜，在当时社会中是极典型的。他第一次出仕为吴县令，政绩斐然，一年后却由于“天池山之讼，公意见与当路相左，居恒不乐，遂闭门有拂衣之志，当事知其不可强，姑令予告，俟病痊补职”（《公安县志》）。去官后他就遍游吴、越山水；第二次是在父兄的压力下被迫出仕，一年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又因看不惯朝政腐败，受不了官场排挤，数月即请告归，归后又醉心于山水；第三次“居吏曹二年”，虽对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作了一番努力，但两年后退隐思想还是占了上风。再如写《让马瑶草》的作者王思任，从他大义凛然声讨马士英，代表人民发出“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的檄文中就可以想见作者的铮铮铁骨，据张岱称：“先生初为县令，意轻五斗，儿视督邮，偃蹇宦途，三仕三黜……而国事又不可问矣。五十年内，强半林居，乃遂沉湎曲蘖，放浪山水……”这些是不愿阿谀逢迎，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个性表现，处于形势日趋严峻、无望的时代，他们的政治热情日渐消退，内心的苦闷、彷徨日益增多，只有寄情山水间，才能洁身自好，“作人间大自在人”（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宏道在一封信中明白地道出了这种心情：“近日国事纷纷，东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时不可为，豪杰无以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尺牍·冯琢庵师》）袁铣在《重刻梨云馆本叙》中也揭示了袁宏道好游的实际动因：“至其志不行，而时托于游。”
　　由于政治黑暗，国事纷乱，晚明佛学盛行，隐逸成风，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回归自我，个性精神得到极大张扬的时代。左派王学横行天下，心学与禅宗“随缘放旷，任情纵横”的思想合流，既可令精神苦闷者、愤世不平者进入空明宁静的境界，又可给思想激进者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当时士大夫中研习心性之说成风，如三袁在兄弟、朋友间互相商证，还特意跑到湖北向李贽求教。隐逸之风盛行和普遍的自娱心态，使更多的文人接近山水之美。当时有许多人绝意仕进，就是因为国事多秋，如李流芳“天启壬戌，抵近郊，闻警，赋诗而返，遂绝意进取”。隐居(或乡居)的生活使他们有许多自由的时间去游赏山水。又由于明代经济的发展，为文人自娱提供了物质基础，许多人精心布置他们的亭园，据记载“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如袁宏道第三次乞病去归后，就在公安“城南得下洼地，可三百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潜心道妙”（《公安县志》）。即使是一般的文人也要把他们的居处布置一番，如：李流芳读书处名为：“檀园”，“水木清华，市嚣不至，一树一石皆长蘅父子手自位置”（《公安县志》）。美丽的亭园往往也是他们游赏的好去处，袁宏道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生活不是太富足的文人，也往往要设法结庐于山水幽美的地方，如邹迪光筑庐于无锡惠山之麓，“享山林之乐几三十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惺与诸子弟啸咏其间的所在，据说在湖北天门五华山伏羲祠下，那里“残林散雾，剩筱流烟，声响在有无间”（《天门县志》）。周围的这些山水对他们的性情起着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诗文风格。
　　晚明山水小品的兴盛除了时代的因素外，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自孔子说：“吾与点也”，赞同弟子曾皙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后，孔子的思想就成了文人们“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依据。而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更是文人超脱尘世羁绊、寄意山水的潇洒理由。庄子醉心于自然，特别能“游”。他说：“山林与，皋壤也，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又说：“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庄子·杂篇·外物》）在庄子看来，只有“心无天游”，才能适意地生活于世间。森林与山丘之所以适宜于人，也是因为人们的内心促狭、心神不爽。他以为圣人能“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情”。他特别推崇和赞美“至人”、“神人”“圣人”能达到的无所依凭逍遥游的境界，庄子“游”的理想境界是逍遥无待的心境与自然之道的冥合，即可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浑然合一，从而感受到“万物相齐”的大美境界。庄子的濠濮之乐也成了后人仰慕的理想境界。如《世说新语》记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所以说自孔子、庄子以后，山水之乐在文人心目中已凝结为一种生活理想、人生价值、生命意识的象征。山水之乐经过魏晋文人淋漓尽致的发挥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生命情调和文化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书》中，好游是魏晋名士轻视世务、清高脱俗的表现形式。在《晋书》中有很多关于“乐山水”、“游山水”、“爱山水”的记载，如羊祜“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选岘山，置酒言咏，俗日不倦”；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返”；郭文“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水，弥旬忘返”。而宗炳的“卧游”山水更是好游的代名词，山水不仅可愉情适性，面对山水还可以澄怀观道，即在山水中可体悟到宇宙、生命、自然之理。明人传记中记载某人“性好山水”的例子更多，他们自称有山水癖，如袁中道所说：“生平有山水癖，梦魂常在吴越间。”袁宏道甚至称“真愈病者，无逾山水”。当时好游的不仅是名士，连一般的文人好游的也很多。如陈继儒在《闽游草序》中说：“吾友周公美，……未四十，敕断家务广，……不遣世事经怀，公每日与群从读书食酒，为名山游。客岁，游闽归，……出记与诗奏予。”又如王季重也在给朋友所写的序中说：“徐伯鹰每至我草亭，谈谐索酒，玄对会稽千万峰，辄半响痴去，无何，伯鹰出走，两月不晤，忽从天目言旋，以记绘其像，以诗绘其神……”（徐伯鹰《天目游诗记》序）这些人比起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游踪更广，游乐时间更长。《公安县志》中说袁宏道：“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内外精蓝无不到，远至小方，小西山之属，皆穷览其胜。”除了三袁兄弟，其他著名的作家如王季重，汤显祖说他“世籍都下，往来燕、越间，起禹穴，吴江、江海淮沂，东上岱宗，西迤太行，归乎神都，所游目，天下之股脊喉腮处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铺，咸在矣”。还有钟惺，其好友谭友夏说，其“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逐日渊渺，极升降萦缭之美。使巴蜀，历三峡，入东鲁，观日出；较闽土，陟武夷。东南之久客如家，吴越之一游忘返”（《退谷先生墓志铭》）。而晚明游踪最广的是徐霞客，其游踪之广，除峨嵋山外，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其表现的山水奇观，也不是一般文人能领略到的。
　　晚明山水小品兴盛还与时代的审美风尚相联系。与前人相比，晚明人好游成为好享乐、好自娱心态下追求闲情逸致的又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仅好游，而且还要总结如何游得好，游得有情致，高濂的《遵生八笺》中的《起居安乐笺》有“溪山逸游条”就是专论四时风景特点，游赏方式，以及种种乐趣的。另外，还有历代名人游赏的方式、特点介绍，甚至还详细地记录了出游可带哪些游具、雅物。明人会游乐由此可见一斑。其他的如吴从先的《赏心乐事》，也谈及如何有情趣地去游乐，这些书和文章简直就像是旅游指南。魏晋的玄学是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晚明那些醉心山水的文人受庄子思想的影响相当大，袁宏道非常欣赏庄子的生命态度：玩世，以为“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不可复得矣”（《徐汉明》）。他认为自己玩世、谐世都不可能，因此最喜“适世”，“以为自适之极”，这种人“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他这种“适世”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从庄子无用为大用、大用为逍遥游的思想发展而来。做天下最不紧要人，才能自由地游乐山水，成为“人间大自在人”（《龚惟长先生》）。庄子的孤傲绝俗，自得自乐的处世方式，“不喜接待俗客”(《明史·文苑传》)的思想，使他们更多地喜欢走向清雅脱俗的大自然。他们自认是山水美景的真正知音，因此常常要避俗而游，另寻一番清趣幽情，山水之情痴跃然纸上。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写西湖大雪三日后，湖中人、鸟声俱绝，他“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没想到已有两人对坐在那里，“一童子烘酒，炉正沸”，双方相见欢饮一场，等到离开那里时，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又如《西湖七日半》中所写：“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其惬。”正如袁宏道在《雨后游六桥记》中所说“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参考文献：
　　[1]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袁中道.珂雪斋近集[M].上海书店，1988.
　　[3]蒋松源.历代山水小品[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吴天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 310018）

• 吴天： 论晚明山水小品文兴盛之成因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
• 吴天： 明代之前小品文的流变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