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时期以四大词人为代表的词人群体将词学创作与批评活动推上了高潮。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词学创作,但词作无不充满婉曲凄怆的悲情之美与低徊迷离的阴柔之美,本文试图在其文本之上分析晚清四大词人审美心态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晚清四大词人 审美心态
晚清时期以四大词人为代表的词人群体将词学创作推上了高潮,纵观五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此四大词人的一生,他们大都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和辛亥革命,在这充满悲剧的时代里,悲苦成了定格在词人内心的永久情怀,发而为词的那刻,便成了一杯又一杯斟满苦酒的吟唱,在婉曲凄怆中充满了悲情之美,在低徊迷离中尽显阴柔之态。
词人们针对现实进行了大量的时事创作,以往的战争题材在苏辛笔下多充满了豪放旷达之气,可到了四大词人手中,豪放沦为悲怆,旷达也成了苍凉。如王鹏运的《念奴娇·登旸台山绝顶望明陵》:
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销沉久。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 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终古,滚滚边墙走。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
上片写景以抒发兴亡之感,借明王朝的灭亡来暗指清朝的国运,下片以野老抒发苍凉之思,既然人世已换,词人只有望着眼前这“平楚苍凉,乱云合沓”的河山,借酒来祭奠自己的感情,可惜酒已无多,词人最后只能在悲咽声中回望故国。词作凄楚苍凉,写出了自己内心对大清王朝山雨欲来的无比担忧。又如况周颐的《水龙吟》:
声声只在街南,夜深不管人憔悴。凄凉和并,更长漏短,縠人无寐。灯灺花残,香消篆冷,悄然惊起。出帘栊试望,半珪残月,更堪在、烟林外。
愁入阵云天末,费商音、无端凄戾。鬓丝搔短,壮怀空付,龙沙万里。莫谩伤心,家山更在,杜鹃声里。有啼乌见我,空阶独立,下青衫泪。
本词作于《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台湾人民浴血抗战之时,词开篇从深夜闻警写起,词人夜夜听到这战时的警报之声,已经被折磨得憔悴不堪,再加上那将尽的滴漏之声,更让人无法睡眠,词人霍然而起,帘外烟霭朦胧,在树林之外的远处,月已半残。下片言愁,在秋声的凄苦声中,词人倍感凄凉,感叹自己年岁已老,可满腔壮志却无法实现,只能眼看着台湾被人掠去,接着词人转以自慰,借杜鹃啼血之声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可悲情难寄,词人最终压抑不住内心的伤痛泪流满面。全词如泣如诉,充满了悲愤哀怨之情。
辛亥革命之后,词人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词作中常常使用一些残落、凋零的意象以及“荒”、“残”、“败”等一类字眼,来刻意营造出凄苦悲凉的意境,词作哀怨缠绵、低徊婉转,充满了阴柔之美。如朱祖谋的《声声慢》:
鸣螀颓城,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落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慈禧太后西逃时将珍妃推入井中,此词为纪念珍妃而作。词首在哀蝉、废城、空枝、吹蝶中描绘出破败荒凉的景象,用一片离魂引出珍妃香消玉殒的现实,接着以秋风瑟瑟、寒殿凄戚营造出荒凉的气氛,最后用汉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得而赋《落叶寒蝉》作结。下片伤逝,首句以“抛断缠绵”写珍妃与光绪帝爱情的终结,“起舞回风”比喻世事突变、光绪帝的恩怨没有尽头,在这天阴、波阔、夜沉的时候,把这满腔的怨恨寄托于潇湘之上,最后以杜鹃啼血作结,将这种伤情推向了极致。词作多比兴寄托,极为哀怨缠绵,令人心痛。
郑文焯的的词更是以凄婉为其主要特征,如《安公子》:“急雨惊鸣瓦。转檐风叶纷如洒。闭户青山,飞不去、对沧洲屏画。换眼底、衰红败翠供愁写。窥冷檠半落吟边炧。正酒醒无寐,怊怅京书题罢。”以急雨、风叶、衰红、败翠刻画出凄凉惆怅的景象。《兰陵王·秋柳和清真》中:“心恻。乱愁炽,奈舞袖飘零,歌扇沉寂。相思到骨情何极。念马上残梦,酒边孤笛。单衣铅泪似暗雨,夜半滴。”此词写出了相思的刻骨铭心,情真意切,极为凄异。
晚清四大词人不论在家庭教养、生活经历、个性气质还是人生追求上都有佷大程度的相似性,这一词人群体在面对家事、国事及个人境遇时都表现出相通的思想与情感倾向。
首先,进士不第,怀才不遇是四大词人的共同遭遇。
王鹏运曾七次应试不第,虽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却因秉性耿直,不与俗偕,不善进退,而导致上下掣肘,不得不愤然辞任南京。朱祖谋在京因反对利用义和团引发国际事端,三连上奏,并当庭惹恼了西太后,虽免一死,却仍心有余悸;后任广东学政,却因与巡抚岑春煊不和,不得不隐退苏州。据易顺鼎《瘦碧词序》中所记,郑文焯“家世兰锜,累叶通显”[1],却也因自己科场失利而屈身幕僚,表面上过着“怡然啸傲,玉晖霞举,尘缨俗组,染迹而化”[2]的名士生活,内心却充满了天涯沦落的情怀。况周颐曾官至典馆纂修,三十五岁那年因有劳绩而叙用知府分发浙江候缺补用,然而不幸的是,从此他便落拓江湖,以幕僚为生,晚年更是穷途劳碌。
其次,身逢末世、内忧外患的处境,以及封建帝国的砰然坍塌,使四大词人高涨的忠君爱国热情熄灭,儒家的济世理想也成了一纸空谈,他们如同失根的蓬蒿,在风雨中无奈地飘摇。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帝制彻底地走向终点,四大词人们更多地表现出身为遗老的易代之悲。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其价值取向无外乎“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他们都希望由士而仕,依附于皇权,以求在封建统治结构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实现自身价值。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四大词人内心坚守的价值观念也随着封建帝制的坍塌而难以寻到依托的大厦,加之外来文化对士人心灵的影响,使传统士大夫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改朝换代。因此,从四大词人晚年避地江浙、以遗老自居可以看出,他们所哀悼的不仅是一朝一世,而是整个封建帝国及其政治理想的坍塌。
在四大词人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中,词人们的生存逐渐沦落到一种边缘化的人生状态。晚清四大词人除了主观上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外,客观上也因无法适应新的社会体系而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作为传统文人,晚清词人们期望由士而仕,进入统治阶层内部,实现其周济天下的理想,当词人们有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时,也就对现存体制有了更多的迷恋,也就更不可能对现存体制进行反思与改革。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被称为“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到了近代社会,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对晚清文人在身份意识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封建帝制的终结,科举制的危机,自然地阻断了传统文人走向社会精英的道路,而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不能做到角色的自我转换与更新,晚清四大词人最终只能走上以遗老自居的道路,因此,这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便成了词人们落拓江湖之后的体现。这种人生经历注定了词人们在进行词学创作和表达时不再豪放、疏朗,而更多的是追逐一种朦胧、委曲、晦涩、凄婉的美感。
注释:
[1][2]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上海书店,1982年版。
参考文献:
[1]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M].上海书店,1982.
(陈军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