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主体意识很强的作家 [1] ，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即善于运用强化艺术，将创作意图和情感倾向贯注于创作过程之中。所谓强化艺术，从写作思维学的角度看，即指作家将感知觉和思维力量集中在少数认知对象上，使那些容易被读者忽略的“小”或“粗略”的内容，通过语言的强化刺激，引起读者的注意和重视。强化思维方法有多种，如重复强调、详略强调、夸张强调等，这些方法具体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便成为一些重要的表现技巧。《祝福》不论是描写祥林嫂外出做工的经历，还是描写其肖像、语言、日常劳作，抑或小说开头与首尾的呼应，都淋漓尽致地运用了重复强调的思维艺术 [2] 。
　　一、对祥林嫂两次不幸婚姻而导致其前后两次到鲁镇做工的重复强调，构成了小说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并由此揭示出人物命运的重大变化。
　　作为一个旧中国妇女，祥林嫂的不幸首先来自其婚姻和家庭。第一次婚姻，其丈夫比她小十岁，不幸早死，使她很年轻就成了寡妇。第二次婚姻，男人还是断送在伤寒上，使她再次成为寡妇。对一个旧社会的妇女来说，做一次寡妇已够不幸的了，何况是两次。显然，鲁迅不是简单地去写两次不幸的婚姻，这两次婚姻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重复强调，有意识地将两次不幸的婚姻“强加”在一个不幸的妇女身上，以此来结构全篇，规定情节，进而揭示旧中国妇女的婚姻悲剧。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祥林嫂的婚姻悲剧当然也是虚构的。现实中的祥林嫂也许只做了一次寡妇，但鲁迅以小说家的眼光认为这还不够，应做第二次，而第二次她不仅做了寡妇，还做了寡母（失去了儿子阿毛），这便是作家的有意为之，即一种对情节设置的有意识的强化。事实上，从文本中也可看出，鲁迅对情节设置的强调，与其说强调的是不幸婚姻本身，不如说是强调婚姻所导致的不幸后果。因为在他看来，旧中国妇女大都难逃不幸婚姻，但由不幸婚姻带来的不幸后果和命运却人各不同，千差万别。
　　《祝福》里，祥林嫂两次不幸的婚姻所导致的后果，都是她到鲁镇去做工，表面上看似相同，细究却大不一样。第一次是因为她知道精明强干的婆婆准备将她卖掉，用卖她的钱来给小叔子娶妻做聘礼。所以，当鲁四老爷听说夫家人来寻祥林嫂时，不禁皱一皱眉说：“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这“逃”即是逃婚。但祥林嫂终究未能逃脱，仅仅外出做工三个月，就被婆婆抓回去强迫嫁给了贺家坳的贺老六。第二次则是由于夫死子夭，孤苦无依，大伯又来收屋赶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为了生存只好再来求老主人。显见这次是为了逃生。从两种后果来看，无疑逃生比逃婚更惨，因为直接关涉生计问题。对祥林嫂而言，一旦连这份工也打不了了，生计问题就成了当下的最大问题。她最后沦为乞丐，遵循的就是这种生活逻辑。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是简单地去重复一个不幸的婚姻故事，而是试图揭示出两个不幸婚姻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不幸婚姻带给妇女的巨大伤害和悲惨命运，揭示出荒诞社会的本质真实。祥林嫂能经受几次婚姻不幸？在鲁迅看来两次就够了，就足于使其“走投无路”和沦为“乞丐”了。因此，从写作思维学的角度来看，祥林嫂连着两个丈夫早死，又先后两次都到鲁四老爷家打工，这看似巧合，实乃作者对情节设置的着意安排和强调。正如老舍所言：“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复。”[3]
　　二、对祥林嫂四次外貌描写的重复强调，构成小说人物描写的连续片段，这些被强化的连续片段，为读者观察人物性格及命运变化，提供了独特的线索和窗口。
　　小说中，鲁迅先用倒叙手法写老年祥林嫂的外貌，后再依次展开其它外貌描写。若按年龄先后排列，作品中总共作了四次主要的外貌描写：
　　1.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但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 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
　　2.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3.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
　　4.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这四次外貌描写如同一组特写镜头，将祥林嫂不同年龄阶段的性格、遭遇逼真地记录下来，再经时间年轮的滚动，构成小说人物命运不断拓展变化的“蒙太奇”的艺术效果。然而，作者却故意打破这种顺时组接，将沦为乞丐的老年祥林嫂的外貌描写用倒叙手法提到小说的前面，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鲁迅式的突出和强调。而且，这种强调分纵深和点面两个层次展开。从纵深看，祥林嫂由年轻到年老，由精神到痴呆，由出来做工到沦为乞丐，由脸色发黄到黄中带黑，由头发乌黑到头发全白，由眼神的悲哀到眼神的恐惧绝望——作者的描写一次较一次深入、凝重，让读者仅仅通过几个画面即可感受人物深重苦难的一生。从点面看，作者每次的描写既有“面”，又有“点”。“面”上多写人物的衣着、脸色、神态、发色等，构成人物外貌的整体特征；“点”上则特别对人物的某个部位加以强调，如眼睛和发色。年轻的祥林嫂虽连死了两个丈夫，充满悲哀，但头发还是黑的，作者不说她发色如何，只写其脸色的变化和眼神，尤其说她总是“顺着眼”。这三字看似一笔带过，实即神来之笔，它道出了祥林嫂“安分耐劳”的性格和低人一等的社会处境。后来，祥林嫂因柳妈、鲁四爷、四婶等人更致命的打击，其“眼睛凹陷下去”，“仿佛是木刻似的”，先前的“顺着眼”，成了“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后面的点睛之笔常被称道，但忽略了前面的“画”眼，只是孤立地看后面的“点”睛，显然是不完整的，也悟不出作者对人物眼睛进行局部强化的艺术奥妙的。
　　三、对祥林嫂失去孩子乞求别人同情的重复强调，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急剧变化的情节氛围，使之原本令人同情的悲剧，变成了反悲剧的结局。
　　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做工时，不只死了丈夫还亡了孩子。丈夫是依靠，孩子是希望，两者皆失令其无论如何也装不下太多的悲伤。她需要人们的同情。于是她悲诉道：“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这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悲剧，人们听之顿生慈悲，连卫老婆子、四婶也不例外。因此，祥林嫂逢人便说，祈望更多的同情：“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问，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祥林嫂每次说到这里就呜咽着说不下去，听众也止不住眼泪叹息一番。可她并不知道，故事再悲惨讲多了也就变得乏味。以致每次当她说“我真傻，真的”时，听众就会立即打断她的话并走开去，甚至连孩子见其眼光也吃惊。直至这时她才醒悟其悲哀已不再令人同情，人们厌恶和耻笑她，而她也变得更加沉默和孤独。显然，作者对主人公所说故事的重复诉说，目的是为了制造一种反悲剧效果，让读者去深切体会祥林嫂比亡夫失子更可怕的人生处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情节由悲剧情调转为反悲剧情调，直至主人公沦为乞丐，并最终带着对灵魂的恐惧和迷茫而离开人世。小说开头和结尾那隆重的祝福气氛，显然也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一种反悲剧氛围，旨在与祥林嫂在孤独清漠中结束的悲剧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对祥林嫂其他细节的重复强调，也构成了小说随处可见的精彩片段，令人回味无穷，充分显示了鲁迅短篇小说创作严谨深刻的艺术功力。
　　鲁迅写小说有时惜墨如金，轻轻一笔带过，看似不经意处却耐人寻味。如说到祥林嫂在鲁镇的日常工作，文中多次作了交代。初到鲁家时作者写道：“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第二次到鲁家，同样是煮福礼，作者却写道：“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而祝福礼过后，“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疤，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
　　很明显，祥林嫂在鲁家打的就是跑街、扫地、洗菜、淘米、烧火这样一些平常的杂工，到年底要祝福时还会有杀鸡、宰鹅、彻夜煮福礼的忙活。然而，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家，主人却不让她杀鸡、宰鹅、煮福礼了，就连洗洗装供品的器皿也没有她的份。这不能不引起她的疑惑和悲愁。她一边看着柳妈洗碗，一边看着屋外的点点微雪，想到夫死子亡，不禁触景伤情，独自叹息。作者仅通过几个细节的重复强调，就给我们勾勒出了祥林嫂外出做工及在鲁家前后不同的境况，可谓以小见大，点石成金。
　　又如，鲁四老爷嫌祥林嫂不吉利叫四婶不要她在祭祀时沾手，作者也前后两次作了重复强调的描写。第一次，四婶见祥林嫂要动手慌忙阻拦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但祥林嫂没在意，只是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动手，四婶再次慌忙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 祥林嫂似不理解，只得疑惑的走开。第二次，祥林嫂经柳妈告诫，到土地庙捐了门槛，就以为可在祭祀时“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了，谁知四婶见了她还是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语气中显然比先前更加严厉和不满。结果，祥林嫂“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猛然发现，自己的命运丝毫也没改变。从“讪讪的缩了手”写到“受了炮烙似的缩手”，从 “疑惑的走开”写到“失神的站着”，作者藉助细节强化，揭示卑怯人生的社会根源：祥林嫂的不幸也许更多的不是直接来自自身的遭遇，也不是直接来自上层统治阶级的压迫，而是来自鲁四老爷、四婶、柳妈这样一些封建卫道士和伪善者。作者欲告诉人们，祥林嫂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其处境是多么可悲。尤其像鲁四老爷、四婶、柳妈这样的伪善者，更易将祥林嫂推向苦难的深渊。看来，妇女解放问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锁解开就万事大吉，难的是不易铲除制造精神枷锁的环境和土壤。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很善于运用强化艺术技巧的。只要能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他总是将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感知觉和思维力集中于某个方面，哪怕是小小的细节也不断重复强调，以引起人们对其笔下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事实也表明，强化思维不仅是鲁迅小说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技巧。这种技巧在他那里，既能深刻的刻画人物，巧妙的表达创作倾向，又能拓展读者的感受空间，提高读者的鉴赏力。其短篇小说享有“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4] 的美称，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1]鲁迅：“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鲁迅全集》卷六265页）鲁迅的创作正具有这一强烈的主体意识。
　　[2]这里只以《祝福》为例，其实鲁迅的其它小说如《孔乙己》、《风波》、《长明灯》、《示众》等也是很好的实例。
　　[3]高尔纯：《短篇小说结构理论与技巧》，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张木荣 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518060）

• 张木荣： 《祝福》的强化艺术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