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设置在整个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众人皆知晓，但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论者多注意到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对于整个情节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于作品主旨的标示作用，但实际上，这种认识还只是人物设置的冰山一角。并且，我们丝毫不能忽略次要人物甚至是那些边缘性的人物，他们的存在都有着一种特定的意义。吴组缃先生在《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一文中就指出：
　　写小说，在有了内容之后，下笔之前，得先布局。像画画，先勾个底子；像造房子，先打个蓝图。这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人物的安排问题。比如，把哪些人物摆在主要的、中心的地位；怎样裁度增减去留、调配先后重轻，使能鲜明而又深厚地显示内在的特征和意义；从而充分地、有力地并且引人入胜地表达出内容思想来。[1]
　　人物设置在作品中起到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确定作品的主人公及其他人物
　　史传多采用“以事驭人”之法，事件才是重点需要描写的对象，人物的塑造成为一种附庸，如果说出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更多是一种“失桑得隅”的偶然。即便是《史记》、《三国志》这种人物塑造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史传也不能脱此窠臼。小说受史传的影响极大，魏晋时代的小说同样多以事统筹全文，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当然，这种现象在《水浒传》中已经接近于消亡。《水浒传》的主人公为谁？这点恐怕即便是读过一次《水浒传》，或者仅仅来源于听闻的人也知晓，那便是梁山一百八将。这大体是没有错的，倘若更加准确的话，那便是作品中重点描写的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这点必须确认。确定了重点，才能够进行重点的塑造与描写。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有些三言两语的描写就能成就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但这种情况毕竟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利用篇幅与情感的投入才能塑造出经典人物形象。《宣和遗事》等“水浒”早期流传文献中，只有“宋江等三十六人”，而《水浒传》中却添加了七十二个人物，这种人物的添加固然是叙事的需要，也是作者创作目的实现的先决条件。一百八将的规模无疑远远大于三十六人的小范围小规模骚扰，进而在《水浒传》中完成了对于方腊集团角色的取代，成为北宋政府的心腹大患。但在添加人物的同时，《水浒传》依旧紧紧抓牢重点需要塑造的几个人物。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人物塑造赞不绝口，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论述道：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儘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一百八样的性格确实有过誉之嫌，但不可否认，《水浒传》塑造了形象鲜明的十数个人物，这点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如宋江、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等等，无一不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小说人物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一部作品中究竟谁为主人公，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作品中所占篇幅的长短，被提及次数的多寡，对于表达作品主旨作用的轻重等等，无一不是判断的准则。写作的关键首在于确定主人公，犹如吴组缃先生所述，只有先确定了主人公，方可围绕着重点人物进行增减去留、先后轻重的选择问题。当然，次要人物及边缘人物亦不能忽略，事实上，吴组缃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很好地诠释了次要人物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品主旨的揭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细节方面，通过次要人物的烘托映衬或者对比，可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物的重要性也是相对而言的。有时候，次要人物甚至可以超越主要人物，成为特定情节单元的主要人物。在《水浒传》中，主次要人物并非按照人物身份、地位的高低来划分的，如处于地煞星之末的鼓上蚤时迁之重要性就超越了天罡星之列的很多人物。
　　确定哪一个或者说哪一类人物作为作品的主角，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水浒传》虽然被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代表，但在成书的时候，施耐庵天才的组织能力是占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的。周密的《葵辛杂识续集》中有“宋江三十六赞”，但对比《水浒传》，我们就会发现，施耐庵并未完全依循原材料进行构思。他把不在三十六人之列的林冲纳入了重点描写的范围，并且依托王进与林冲基本建构了“乱自上作”与“官逼民反”的叙事框架。选择主人公，是作品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累积的故事中选择，更显示了作者的视野和对材料进行操作的高明。
　　2.确定人物的品质与性格
　　《水浒传》引首的铺叙，其实只是为交代一百八将降临人间的因由，至于从晚唐五代开始的描写，只不过是延续宋元说话艺术的一种套路。《三国演义》早期版本同样有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的铺叙。而第一回的洪太尉，则是做了直接的引线。“洪太尉误走妖魔”，更是直接确定了梁山一百八将的整体品质与定性，“妖魔”，并非即为唐僧四众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不同凡人的妖怪，而是说明此众乃为挑战社会秩序与主流观念的“叛乱者”。如此定性定位，方才好以此来突显矛盾，来构架情节。金圣叹《水浒传序二》中概括了一百八人的品质：
　　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
　　这种定位在现代的解读语境中颇遭非议，但其实每个时代的解读方式都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点无可厚非。撇开时代因素，根据文本客观剖析众人性格，其实亦可看出端倪。梁山众多好汉的生活理想在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拳头打开不平路，禅杖杀尽不平人”。这种生活理想的实现不是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面能够取得的，也绝对是在现实体制中不受统治阶层欢迎的群体。如此，要保有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必须是通过一些非常态的方式来获得甚至攫取。梁山好汉就是通过啸聚山林，向州府借粮等形式来维系的。梁山好汉的绰号也是理解其性格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以“龙”、“虎”、“忽律”、“豹”等动物为基本构成成分的大有人在。以“霹雳火”、“黑旋风”等形容人物暴虐性格的绰号也不在少数。这些缝隙中我们都可看出他们那种暴烈的性格特质，其中尤以李逵等人为典型。金圣叹捻出“粗卤”[2]一词来比较数人性格，不可谓不精当。人人心中都有狂暴，而《水浒传》则把这些狂暴的因素展露无疑。如宋江本人，宋江千方百计想躲开梁山，不愿意做梁山贼子，但我们不能忽视，杀掉秦明一家以招降秦明，挖出黄文炳的心脏烤着吃，这些残暴的、血淋淋的事情确实出于宋江之手，更不用说李逵的斧头排头砍去，武松的“血溅鸳鸯楼”。当然，作者也多注重展露这些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如林冲，原本性格中的“忍”是非常典型的，但在高俅团伙斩尽杀绝的逼迫下，他变得决绝果敢，所以没有火烤，他便发怒；王伦以种种理由拒绝晁盖等人加入，他便火拼。《水浒传》有的确实更多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宣泄，宣泄的主体固然便是作为主人公的一百八将。并且，作者通过内视角的方式证明这些宣泄是应该的，是大受百姓欢迎的，并从而也获得读者的赞同与喝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粗卤的性格特质，梁山好汉才不至于在“沉默中灭亡”。当然，这种反抗并非全是被动的，只是《水浒传》以王进、林冲作为起首，从而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性，使得多数读者都被这种现象所蒙蔽。但从接收效果而言，这种创作方式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3.确定人物的关系
　　《水浒传》中描写的人物众多，展示的社会面貌也非常广阔。故而内中所谓的人物关系也是极其复杂的。从大的角度而言，那是彰显了梁山好汉与社会大众的复杂关系，与朝廷兵马的冲突关系；稍微小些来观察，则是梁山内部的人物关系，这种关系牵涉到忠与义的矛盾，牵涉到招安问题上的分歧。再细化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则可以看到类似于《三国》、《西游》的那种“主弱从强”的关系。也有着战争类小说中长期存在的模式化倾向：宋江身边有一“智多星”吴用，这与刘备身边有诸葛亮，李世民身边有徐茂公等是一样的。
　　两人为从，三人成众，何况梁山一百八将。如此多的人物便会产生很多种类的人物关系。把梁山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便产生了与梁山之外的关系。而梁山集团同外部的冲突，几乎是推动整个故事情节进展的全部叙事动力，也是吸引观众的一个主要原因。梁山聚众的起因在于反贪官，进而与贪官所在的朝廷对抗。这点是没有争议的，即便是主张招安最为强烈的宋江等人，也从来都未在此问题上动摇。《水浒传》为了设置这种人物关系，很巧妙地选择了地痞高俅作为代表。高俅从地痞到掌管大权的殿前太尉，这个过程是充满着戏谑与荒谬的。而对于梁山好汉生活的那个年代来说，这种荒谬原本就是一种真实。作者也正是利用高俅作为一扇窗的叙事功能，从而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这点历来为论家所重视，所谓“乱自上作”便源于此。正是因为上面的乱，从而显示了“礼失而求之诸野”的必要性。梁山便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一种对抗的正当权力。梁山好汉与朝廷军马抗争数次，与童贯、高俅的屡次对抗便构成了《水浒传》精彩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为了论证梁山“替天行道”的现实可能性，在《水浒传》的版本演变中还添加了所谓“征田虎、王庆”的情节。并且这种故事情节最为丰赡的版本很长时间以来成为了最为流行的本子。
　　梁山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他们锄强扶弱，从不袭扰过路的商贩与百姓，当然，这种更多只是一种纲领性的宣传。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攻打河北大名府还是大闹东京时，那些受伤害者，依旧是小民。梁山与祝家庄和曾头寨的对抗，更多是几种武力割据集团之间的对抗。既无宣传的那般崇高，同时也不似少数学者所谓的消灭其他农民政权那般色彩鲜明。地盘之争、钱粮之争、意气之争才是二者的分歧与对抗源头所在。攻打曾头寨时，扈家庄其实根本没有参与进来，甚至后来还帮助梁山攻击曾头寨，但李逵的斧头硬是将扈太公等人的脑袋搬家，这种行为其实更突显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在道义上的无偏倚性。
　　“主弱从强”，确实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一个共同点。在这三部小说作品中，刘备、宋江、唐僧均在整个人物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如宋江，他文不如智多星吴用等人，武艺更是不值一提。但他从在作品出现的第一次开始，就具备了一种领导群雄的气势。宋代王偁《东都事略》卷一百三《侯蒙传》中引侯蒙的奏折：“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这个奏折很清楚地将宋江的过人之处表现了出来。而刘备在《三国志》被多人誉为“枭雄”，绝非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那个“以眼泪换来江山”的人。而唐僧，原本也是一个得道高僧。为了寻求佛教的真义，他只身前往印度，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种“弱化”都只是在题材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诸葛亮、孙悟空才逐渐喧宾夺主，占据了主流地位。宋江在个人之勇上几乎不值一提。但他对于群雄的掌控能力是非同一般的。愚以为，《水浒传》对宋江的这种塑造方式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史记》对刘邦、项羽二人的塑造痕迹上都保留了对于个人勇猛的意见。故而我们可以看到项羽想学万人敌。而刘邦则在于“善于将将”。
　　梁山内部绝非是一团和睦，众多将领之间存在着很复杂的矛盾。有些学者解读所谓“天降石碑”，正是宋江等人无法协调内部矛盾而炮制出来的一个假象。这是可能存在的。梁山从王伦时代开始，中间经历了晁盖掌管阶段，再过渡到宋江统领时期。王伦作为被否定的对象，在梁山的发展历程中几乎可以忽略不算，然而，晁盖与宋江的两个阶段便有着莫大的分歧。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正是梁山发展指导方针的更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以义为主导的晁盖时代，梁山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话。那么以忠为诉求的宋江阶段既让梁山事业走向了顶峰，但也因为执着的寻求招安而使得梁山事业又走向灭亡。这种灭亡得来的正面影响在于，终于使得他们能够甩掉身上“贼、盗”的标识，但代价在于，他们在不停的征战中“十去七八”。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究竟可取与否，或许在宋江等人看来，这原本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举动。而在这些问题的分歧上，又造就了很多的人物关系。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的反对招安，与宋江等人的招安主张形成一种对抗。但这种对抗毫无疑问以宋江等人的得胜而告终。而追究这种胜负结果的根源，在于宋江等人掌握了最高的话语权，也在于他们不断征战应战俘获的那些降将们纷纷跻身领导层。原先的那些反对招安的声音迅速被压制。这与宋江上梁山后或隐或现地压制、弱化晁盖的领导如出一辙。
　　4.确定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
　　西方小说理论把人物看作一个行动者，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物设置也是与情节安排联系在一起的。众多论者也注意到梁山的前两位领导者，王伦与晁盖，这两个人的存在与否对于情节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罗杰·福勒编辑的《现代批评术语辞典》中，对于“人物”有这么一段说明：“有些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物，即具有他们自己的动机，能独立行动，说话有特色，且被详细描写出来的人；有些则仅起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仅为次要人物或类型化的人物。”申丹把这两类人分别称之为“心理性”的人物和“功能性”的人物。认为“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3]在《水浒传》中，这种功能性的人物是比较多的。如阎婆惜和石勇。阎婆惜的出现乃是推动宋江走出小小的郓城县的力量。如若没有她的出现，宋江的命运便无法发生大的转机，无法创造进入梁山的条件。而石勇的意义也几乎仅限于此。倘若石勇那个时节不出现，那么宋江便会随同花荣等人上梁山，那么日后他在发配江州的路上的所有遭际以及草蛇灰线的“线”的作用便无法实现。故事也便少了许多。刘勇强先生曾经总结了明清小说中存在的僧、道、术士等“超情节人物”的存在及其意义[4]。在《水浒传》中同样存在此类人物。如果说鲁智深的业师对于宋江集团性质的断定与对鲁智深命运的偈语在情节的推动上有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公孙胜的师父在这方面的功能更加明显。虽然他只在捉弄李逵的故事中有过比较集中的亮相。但我们丝毫不能忽略他的作用。当然，他的作用基本上是借助于公孙胜实现的。杜贵晨先生在《“九天玄女”与<水浒传>》[5]一文中也指出了九天玄女对于《水浒传》的意义，“在故事总体构思与全书意义的指向上，她是作者之代言，一部书思想与灵魂的象征。认识了她，也就认识了《水浒传》作者把握处理水浒故事的基本立场、认识与态度。”
　　5.确定人物对作者思想表达中的作用[6]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此有关，但这里所说的思想表达主要是指小说家在作品中有意通过某些人物以强化故事情节的安排。《水浒传》有两个重要的主题，“反贪官”与“替天行道”。针对前面一个论题，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学者解读《水浒传》，都以“官逼民反”来概括这个主题，并且多以林冲等人作为例证。但其实这种归纳方式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从文本叙述层面而言，梁山好汉以“官吏”阶层居多，并且很多降将实际上是在梁山的武力征服、宋江的真性情流露的双重作用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很多人都把上梁山视为一种间接地回归朝廷的道路。北宋末年有谚云：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从而可以看出当日接受招安实为一种比较好的做官途径。要反贪官，在情节的设置上必须先把官员阶层对于下层民众的欺诈之残酷境况写出来。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高俅、张都监、殷天赐、刘高、黄文炳、贺太守等人都是那么可恶，奸诈，甚至令人恨之入骨。他们被描写得越为凶残，则李逵等人的反抗就显得更为振奋人心，而这些官员的下场越悲惨就越大快人心。崔茂新[7]一文曾经多层次地梳理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淤积下来的官民矛盾，可以参看。并且《水浒传》是明显地通过描写以梁山集团为代表的“民反”，从而更加深刻有力地控诉下层民众所遭受的“官逼”，甚至作者在描写反抗的过程中，有点沉湎于梁山好汉的暴力行径。但这种暴力行为在社会矛盾、官民对抗严重的时代具备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形成了所谓的暴力美学。可以肯定，在多数喜欢阅读《水浒传》的读者中，喜欢甚至痴迷“血溅鸳鸯楼”等暴力情节的绝对不在少数。“反贪官”这种思想之所以如此受欢迎，读者切身体验下的情绪认同是一回事，作者在人物关系设置方面所作的努力更是不可忽视的。
　　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长久的侠客梦，这点似乎并不难理解。在哲学层面上而言，人类无法为所欲为，时时处处受到命运的钳制，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与渺小，才会产生一种被拯救的愿望。而现实生活里面，平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受到无所不在的力量的欺压，这种欺压有时来自于官，有时来自于霸，有时则来自于疾病、瘟疫等。司马迁说，有道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如此，水泊梁山忠义堂门前那杆杏黄大旗上高高飘扬的“替天行道”，既是一种梁山好汉切实寻求的行事准则，也更具备一种象征意义。百姓不管拯救他们的，究竟是神还是真主、上帝，或许距离他们最近的侠士才是最切实可行的。因而，解救金氏父女、刘太公的鲁智深乃是梁山最受欢迎的人物。“替天行道”，在《水浒传》中其实在接受招安前后存在着两种形式。招安之前，是以个体性或者群体性的解救弱小民众的行为而获得普泛意义上的支持。招安之后，则是以群体性的面貌出现的“忠君爱国”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具化为征辽国、征讨田虎、王庆、方腊的行动。从积极的层面上讲，梁山好汉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围绕着这几个字展开。
　　在上述两个重要的思想表达之外，其实作品也处处通过其他人物及事件表现出对思想表达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揭露多有赖于评点家的点评。如金圣叹《水浒传》第十八回回前总批即称：“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而这种意见也在“袁评”中得到了赞同：王伦初时恐林冲占强，次后又勉强留于山寨，杀身之祸固是自取，头巾作略，如此没用。“容评”中亦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天下秀才都会嫉贤妒能，安得林教头一一杀之也。既表达了对于官府的唾骂，同时也不忘借王伦之咎由自取表示了对读书人的唾弃。
　　梁山最大的问题在于招安议题上的分歧。而围绕着这个议题则产生了很多的关系，李逵、武松等人是反对招安的，而宋江等大众却是一心主张招安的，当然，也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招安对于他们的意义。倘若说李逵反对招安的理由在于他反抗的彻底性，这无疑是抬举了李逵。虽然他叫嚣着杀到东京，让晁盖做大皇帝，宋江做小皇帝。但这只能是更彰显了李逵政治上的无知。当然，武松、鲁智深反对招安，则在于他们心底对大宋政府的失望与警惕。但他们依旧没有考虑到所谓“身后事”，换言之，所谓官匪之称，对于武松、鲁智深等人来说，丝毫不像宋江等人那样心存芥蒂。参差不齐的认识水平，必然产生对于招安问题的分歧，只是，作者在叙事的意义上，越到后来越消弭了这种争执。惟有鲁智深自始至终对于招安持有保留意见。
　　
　　注释：
　　[1]吴组缃：《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2]“《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2页。
　　[4]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第104—116页。
　　[5]杜贵晨：《“九天玄女”与<水浒传>》，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第13—17页。
　　[6]此五点划分方式采用刘勇强《古代小说的人物设置问题》一文的观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87页。
　　[7]崔茂新：《论小说叙事的诗性结构——以<水浒传>为例》，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144—152页。
　　
　　（张红波 北京大学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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