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第二篇，也是最精彩的一篇。作者通过对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所经历的“奇遇”的描写，成功塑造了一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普通农民的典型形象。本文通过叙事场景、情节构思、叙事视角运用几方面来分析作品的叙事风格。
　　关键词：《陈奂生上城》 叙事风格
　　
　　《陈奂生上城》是一篇涉及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和农民题材的小说，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过了单纯地从农民政策的得失这一客观层面来总结教训的浅度模式，而深入到了从农民自身内部来寻根溯源的深层领域”[1]。这的确体现了高晓声创作题材的前瞻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启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们，在初步解决了温饱之后，如何消除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唤醒沉睡麻木的精神生命，实在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作品思想主题含蓄深刻，表现手法新颖独特，语言朴实凝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轻松的喜剧色彩，更重要的是其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
　　一、开篇谋局，寓意深刻
　　作品一开始的场景描写耐人寻味：“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从内容上交代了故事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即强调今日上城的不是别人，就是昔日吃不饱肚子，受人轻视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从时间和空间上突出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连续性，交代了主人公从落后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为后文的展开打下了基础；从结构上本段既紧扣题目，也是为后文的展开设置悬念。过去常年负债，为饥饿所困，走路低头弯背的陈奂生，为何今日悠悠地上城来呢？第二个场景，“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从字面上理解，这是在描述人物活动的自然场景：指陈奂生上城时的天气情况和季节，也暗示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被一场政治“寒潮”侵袭过，政治环境正在逐渐好转，说明了当时我国正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长时间里整个社会的变化，即社会环境。此外，“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句，不仅是描写天气情况，而且烘托出陈奂生这位“漏斗户主”因政策的变化而过上了温饱生活之后的幸福感和自由感。 接下来三个自然段中的自问自答：“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他去卖什么？卖油绳(麻花)。”“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帽子。”有意让陈奂生转换位置，从《“漏斗户”主》的落后农村，变成由农村走向城市，从种田转为做买卖，把农副业生产和自由市场联系起来，这一转换有助于展示新环境中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作者通过描述两种不同场景中农民心态的变化，衬托出中国农村出现的新形势。
　　二、情节设计，独巨匠心
　　对于情节方面的艺术虚构，作品不仅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而且把作者自己的精神体验也融合了进去。“高晓声曾公开声明：《陈奂生上城》的事情，不是《“漏斗户”主》中陈奂生身上发生的，是虚构的，编出来的，有我自己的体验。我常常出差，住旅馆，房间价格很高……那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觉，一块钱的骨头捆在十二块钱的床上。”[2]由此可见，让陈奂生住招待所的念头，是由作者自己的亲身感受而触发：“农民绝对住不起，如果一个农民进了这样的招待所又将如何？让一个农民表演一番，一定很有意思。为了使陈奂生住招待所合乎情理，就安排了陈奂生进城做生意、想买顶帽子、车站发病、巧遇县委书记等情节，以弥补漏洞。”[3]一个普通农民住进豪华的招待所，而且是县委书记亲自送进去的，这在八十年代初期农民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使这种“不可能”合情合理，作者巧妙地进行情节构思，并通过运用那种无痕迹地混淆人物角色和叙述者的叙事方式，让那些“不可能”化成了表面上的“可能”。
　　《陈奂生上城》的叙事模式仍然沿用民间故事或童话等叙事作品中的常见模式：“故事开始时主人公在正常境况中，随后便遇到了意外的事件甚至不幸，经过若干波折后，正面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幸福，结尾大半是‘从此以后，他（她、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之类。”[4]但从整个故事情节的构思上，作者采用的是由果及因的倒推方法：让“漏斗户主”陈奂生住进招待所，就得有人帮忙安排，但这个人为什么要安排？肯定是主人公遇到困难回不去家了，所以作者就虚构陈奂生感冒生病。开篇的“……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情节，暗示着主人公有可能感冒生病。但陈奂生怎么感冒的呢？受凉了，为什么受凉了？没有戴帽子。这样自然把“漏斗户主”推出来，让他进城去买帽子。可钱从哪里来？因为农民生活改善了，粮油有余，进城去卖油绳赚取。他卖了油绳去买帽子，没想到商店已经关门了，只能明天买了。这时，天色已晚不能回家只能在火车站凑合一宿，正好碰上吴书记就“理所当然”地看病，然后再送他上招待所。作者就这样完成了情节的合理性构思，把主人公徐徐推出，陈奂生的思想就出来了。如此巧合的情节设计与独特的环境设置，自然牵扯出一连串新奇而典型的故事，使小说情节的发展顺乎自然，引人入胜，为描写陈奂生的心理、思想和塑造陈奂生的典型形象打下了基础。
　　为有效推进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和达到叙事效果，作者特意塑造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县委书记“吴楚”。吴楚作为农民兄弟陈奂生生活的中介和靠山，理直气壮地出现在《陈奂生上城》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喜剧性效果。试问：使陈奂生损失了五元钱后，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并且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的是谁？使陈奂生在别人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的是谁？是吴书记。陈奂生因为吴书记而觉得自己高大起来，村里人也因为吴书记而对他另眼相看。陈奂生一直渴望提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地位，现在通过吴书记实现了。陈奂生的平等意识，就这样以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以等级观念为特征的自轻自贱的形式得到了满足。
　　三、叙事视角，灵活转换
　　小说许多段落叙述者运用传统的全知全能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5]然而，在表现陈奂生的愚昧软弱、自我安慰的思想性格和刻画人物形象时，叙述者频繁使用叙事视角和人称的巧妙转换来实现。
　　这里分析一下陈奂生走出房间和招待所服务员的一段对话。首先叙述者采用内聚焦的第一人称叙述描写了主人公当时的主观心理：“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描写陈奂生既对吴书记感恩戴德，又担心住宿费太高损失太大。接着主人公“我”和服务员的对话就开始了，“同志，算账。”“几号房间？”“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不要紧，我要回去了。”“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上述对话采用第一人称和戏剧叙事中常用的第二人称叙述，强制性地把读者拉进了故事，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紧接着叙述者又将叙述视角变换为零聚焦的第三人称叙述，“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奂生看看她，真是绝色！”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奂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这时，叙述者突然又转为内视角第一人称叙述，使主人公心理情绪发生急剧变化：陈奂生自问自叹“多少？”“五元。”“一夜天？”他的心忐忑忐忑大跳。“我的天！”“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当女服务员说“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我是半夜里来的呀！”主人公一句外行话使大姑娘立即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完全表现出女服务员对农民的轻视和排斥心理。当陈奂生把钱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又揭示出陈奂生既心疼钱，又害怕姑娘轻视自己的心态。作者通过采取灵活变换的叙事视角与人称，使这段对话更加精彩生动，把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描写得入木三分。
　　下面再分析一下付了房费后陈奂生的心理描写。“他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这段描写使陈奂生通过“精神胜利法”达到了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把陈奂生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揭示得淋漓尽致，其叙述视角也大有讲究：开始还有“自问自答，左思右想”作为角色心理活动的标志，但接下来，叙述角色心理活动的标志便被取消了。“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是叙述者的客观陈述吗？“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一句的叙述视角就更加耐人寻味，是叙述者在叙述还是陈奂生在自言自语？“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了？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一句又用了第三人称叙述，像是叙述者采用零视角叙述。其实，这段以主人公为视点的心理活动的描述，完全可以替换为内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而不发生意义变化。此外，那些表示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尤其是最后的拟声词“唔！”更增加了直接引语的感觉。因此，这段话是叙述者以隐蔽的方式取代了人物角色，把与直接引语有同样效果的心理活动从引号中剥离出来，形成了流畅的叙述，将主语省略又看不出叙述视角转换的痕迹，感叹号的保留又让间接引语保持了直接引语的现场感，让读者把陈奂生心理活动的部分也当成了叙述者的客观陈述，进一步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和作品的真实感。
　　作品把勤劳质朴、诚实憨厚、愚昧落后、狭隘自私的农民与城市文明联系起来，通过陈奂生进城卖油绳而“悠”出一段“特殊”经历的描写，概括出农民生活的变化，真实地展现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民所因袭的历史重负，以及他们走向新生活时矛盾、复杂的心态。作品之所以在八十年代轰动一时，在于它“充分的喜剧风格使陈奂生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作者从未达到的高度”[6]，也在于作者不为叙事所累，精密构思，精巧设计，叙事风格新颖独特，叙事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注释：
　　[1]余海乐：《横看成岭侧成峰——陈奂生形象面面观》，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49页。
　　[2]朱招荆：《陈奂生系列小说轨迹勘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81页。
　　[3]高晓声：《创作思想随谈》，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谈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教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5][6]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参考文献：
　　[1]高晓声著.陈奂生上城[A]，春水东流[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2]刘旭.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J].文学评论，2008，（3）.
　　[3]徐识冬.陈奂生喜剧形象的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J].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2，（1）.
　　[4]李春.论《陈奂生上城》的艺术特色[J].中州大学学报，2009，（4）.
　　[5]李娟花.陈奂生的阿Q性格[J].安徽文学，2009，（6）.
　　
　　（马晗敏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 马晗敏： 浅谈《陈奂生上城》的叙事风格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2期
• 马晗敏： 宗教情怀与现实人生的完美结合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