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一个大力倡导宏大叙事、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萧也牧的创作意图是符合当时的“颂歌”气氛的，但他却有意避开了重大事件，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下包含的丰富意义，并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整个文本的中心地位，体现了作家现实主义的文风。
　　关键词：《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真实 温情
　　
　　1950年，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发表，一时获得了颇多好评，甚至被搬上银幕。但好景不长，到了1951年，陈涌等率先展开了对它的严厉批评，而作家也先后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工作的权利，甚至生命的权利。今天我们细研这篇小说，还是可以发现作家的匠心之处。
　　在《讲话》中毛泽东就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去，深入了解他们并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到了第一次文代会，更是确立了新文艺的方向，即贯彻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提出文艺工作家应该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解放区作家萧也牧应该对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的创作意图是符合当时的“颂歌”气氛的，这篇小说也是符合社会历史进程的近乎自然之作。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和叙事语言上都尽量迎合国家主流话语，歌颂新时代的主人翁工农兵和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家极力地想给文章穿上关于阶级、国家等宏大叙事理论的外衣，如小说第一部分标题就是“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文章开始部分也有意将一些儿女情长隐遁在宏大的政治话语之下，如妻子给丈夫捎来一件毛背心，本是夫妻之情的正常体现，但作家偏要加上“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话语。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故事的讲述，及时反映了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身处一个大力倡导宏大叙事、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萧也牧却有意避开了重大事件，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下涵盖的丰富意义，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整个文本的核心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独到的思考模式及不懈的努力。
　　
　　一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原本的创作意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爱憎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1]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产生影响的这一角度，通过家庭内部夫妇二人之间的性格矛盾，主要是他们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思想方法的不同，探讨了夫妇之间的关系、感情到底应该怎样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以达到和谐这一客观的现实问题，这是作品所传达出的主题意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用生动的文学形象来表述作家对恋爱、婚姻、家庭这一社会学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和尝试。《我们夫妇之间》可以说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上升到艺术真实的一篇佳作。
　　张同志的善良中混杂着偏狭、正直中冒出急躁，这是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身上比较容易出现、也比较常见的毛病。萧也牧的贡献是及时地把这些毛病通过夫妻间的日常生活矛盾表现了出来。日常生活叙事使这部作品富有生活的质感、生活的情趣，其后出现的那些颂歌式的瞒和骗的作品、那些抽象空洞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我们夫妇之间》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和描写，妻子的言谈举止都是通过丈夫的观察和感觉表现出来，因此，小说的情节虽不曲折，但却给人以更符合生活实际的现实感和逼真感。加之作家细致的笔墨、出神入化的描绘，让读者确实体会到主人公家庭生活中的分歧所在，十分真切，从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作家在写作时逸出了革命叙事的视角而采用了日常生活叙事的视角，写出了农民妻子性格的丰富性，写出了她单纯、可爱的一面，“我”的小知识分子式的个人趣味也跃然纸上。
　　妻子刚刚进入城市时对城市的看法，从她的日常言谈和举止便显而易见，她对城里人以及城市生活充满了质疑和不满。“得好好改造一下子”这句话她一直挂在嘴边，并且“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展开节约，反对浪费？”“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些都是她经常提醒并严肃劝告我的话。妻的这些表现无一不体现了解放后一些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革命干部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城市后，对城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原来旧有生活习惯的一种鄙视和成见，其实这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进驻城市的很大一部分从未接触过城市（尤其是农村的）的革命者的一种普遍心态。以往那些动武拿枪英勇表现的时刻成为过去，而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她，在处理和解决一些问题时还运用过去的老一套，仅凭一腔热情和农村的伦理道德办事，而不注重方式方法，这在城市中自然行不通。在生活上，妻对城市也表现出一种疑惧和厌恶的情绪：“那么多的人，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的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的，头发像个草鸡窝！……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自然她与城市生活也就显得格格不入。看到别人穿衣打扮心生厌恶，出去吃点东西都要问遍价钱。这也体现了自然淳朴的农民思想里的某些保守和狭隘因素。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像丈夫李克似的要指责农民的缺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永远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每个阶层和不同社会的人都会受他自身生活环境和思想认知上的局限。作为农民更是难以摆脱那种来自几千年封建传统而又根深蒂固的保守性。相反，正因为如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才真正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农民风貌。作家的这种被人称作“丑化了新时代的农民”、“歪曲嘲弄工农兵”的描绘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农民最自然本真的表现。而文中许多处被人当作把柄进行批判的地方也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李世文在其文章中明确指出，萧也牧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提炼、集中、概括，重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不回避那些幼稚的、粗糙的、有缺憾的事物。他笔下的人物并不常常是丰满的，但大致都能给人以一种质朴的真实感，不象那种高调子的神和脸谱化的鬼。无论先进的、一般的或反面的人物，都使人觉得那正是我们熟悉的同时代人。这就是萧也牧的创作倾向[2]。这种倾向可以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倾向”，并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2]。这无疑是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
　　作品中的妻子张同志是一个工农出身的妇女干部形象。作家在刻画她时，没有因她是工农出身的革命者，就把她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而是把她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并抓住她的性格特点来写，既写了她的质朴、坦率、倔强，见到看不惯的事情直言不讳，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敢说、敢管、敢于斗争，并且勇于承认错误，愿意改正缺点；同时作家又不掩饰她的短处，写了她语言较为粗俗，受文化水平不高的限制，看问题简单、片面，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性格急躁等，这就避免了建国初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思想大于形象、共性大于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倾向，表现了作家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人物的勇气。正如评论者所言，《我们夫妇之间》体现了萧也牧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提炼、集中、概括，重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复杂性，不回避那些幼稚的、粗糙的、有缺憾的事物”的创作意识。
　　
　　二
　　
　　对于文学来说，日常生活便成了无限开阔的表现领域，从那里可以汲取无穷的写作资源，并且相对于重大的事件和脱出常轨的命运转折，日常生活更能体现人生的本相，人性的丰富。“我”的叙述，拉近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就好像“我”在与读者面对面徐徐对话。“我”的一切感受以及对妻子的一切感受是那么真切，那么让人身临其境，那么让人随心而动。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迁涉到夫妻情，则是互相融合，彼此谅解的过程；迁涉到社会生活，则是一个学习的互动过程。这些都来得那么有生活气息，没有大起大落，而是从远及近，从外部走向双方的内心。这就是温情，也是平凡人生中的朴素生活。
　　1.真情的表达
　　首先因为“我”出生于大城市，所以城市对“我”来说天然地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与引诱力；妻子出生于农村，乡村社会给予她的一切使她对城市怀有本能的抗拒抵触，甚至感到巨大的恐惧。二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到饭铺吃饭嫌价贵，妻一把拉了“我”就跑，最后在街角小饭摊上要了棒子米饼；见“我”抽烟，当着人面批评“你真会享受！”……而支撑妻子这一切言语行为的正是农村与革命斗争所固有的传统：她反复强调要节俭过日子，说一顿饭好几斤小米顶农民吃两天，责问我“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夫妻问形成了一种尖锐紧张的冲突。三是对社会上发生的事，尤其是对待“穷人”的不同态度。妻子因为出身穷苦，所以对底层人民天然具有认同性和关爱心。家乡发了大水，妻子天天看报纸，“我”说自有政府想办法，妻子生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小说中写道：“恰好正是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至此，可以说矛盾发展到了高潮，也让“我”认为妻的“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但小说紧接着又写道：“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首先是妻对保姆小娟“阶级平等”的亲切可人的态度和教其识字达文的坚持不懈让“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在这里，与“倔强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感动”，而不是“狭隘、保守、固执”。其次是在舞厅老板打小孩事件中，“我”虽没有表达自己的肯定态度，但也是从对正义的坚持和身为革命干部对职责信念的坚守来表现妻的“倔强”，情感色彩已然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这时矛盾已经开始缓和。“我”也已经开始思考妻对“旧社会的习惯”绝无妥协余地背后的深意，而不是只一味地对妻的言行作出片面的评断。“尤其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来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而就在“我”认为自己对妻的“分析和结论”已经“很完满、很公平”时，却发现妻“还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首先是妻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些许变化，而让“我”彻底改观的是妻在小娟偷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和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情操。
　　2.温润细腻的叙述
　　萧也牧采用写实的笔法真诚地记录了那段历史岁月。文章开篇讲述了我们夫妇以往在农村时的生活：“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画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很明显，作家所描绘的即是刚解放时人们的生活状况。许多农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在探讨土地政策，那些缺少文化的农村干部或革命者也都在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因此我们看到文中“我”的妻“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但作品的叙事重点并非这些陈年往事，而是对和妻子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
　　小说详细地描述了李克在乡村时对婚后的张同志“很感动”、“感到了幸福”的一桩事情，即张同志靠“割柴禾”积累钱买了“两斤羊毛”，为他打了件“毛背心”。这种夫妻间冷暖的关心与恩爱，显然与阶级觉悟、政治思想等扯不上多大的关系。随后作品介绍，当时两人“无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而且，这种“融洽”的夫妻关系被称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但实际上，作品中具体描述的“写大仿”和“批仿”、“教打珠算”、教纺线、一起抬水浇白菜等夫妻生活场景所显示的，不仅仅是政治思想一致的革命同志间情感交流、共同战斗等方面的内涵，更是“静穆、和谐”的爱情境界。
　　《我们夫妇之间》通过对日常生活故事的讲述，展示了人物形象，获得了真实、感人、深刻的魅力，反映了“我们”及与“我们”相近的生活，真实、实在，唤起了人们对身边世界的熟悉感、亲切感。它与十七年普遍盛行的瞒和骗的颂歌式的文学有本质的区别，即日常生活叙事涉及到了私人化的领域，表达了作家个人的心声，是体现了个性化的创作，而这恰恰是文学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对日常生活的重视，是人对自身的自信，对自身的重视，是人的真正解放。对日常生活的排斥和打击，是反人性的，阻隔了个体发展自由，与现代社会人的自由解放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从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出发，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坚持的是一种从人的生存权利出发来寻求人的发展权利的生命自由路线，这种路线坚持进步的同时更看重对进步的反思性。”[3]而佘丹清、周序生则理论地解说道：“在当代文坛，萧也牧和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指称为一种现象，并且对这种现象的概定存留在表层。其实，就作家与作品的物的状态来看，他们是悲剧的承载体；就作品的艺术而言，无论在共时还是历时的语境中，它留给人的是素朴、敏锐与人性之光。”[4]
　　
　　注释：
　　[1]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第5期。
　　[2]李世文：《不要忘记萧也牧》，当代文学，1981年，第1期。
　　[3]蓝爱国：《日常生活诗学：当代文学的阅读与批评》，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佘丹清，周序生：《温情脉脉人性灿燃——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26期。
　　
　　（王建霞 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224002）

• 王建霞： 真实与温情:论政治话语下的《我们夫妇之间》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
• 王建霞： 浅析我国古代文学的教育思想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