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分析《我弥留之际》与《活着》这两部作品，从“向死而在”、“存在”与“存在者”和“世界”三个维度对这两部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比较。笔者认为《我弥留之际》真实展现了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物，其“存在”主题表现得厚重深刻；而《活着》却将视角局限于单一类型人物，在表现“存在”主题方面过于刻意，显得力不从心。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主义 《我弥留之际》 《活着》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小说《我弥留之际》以众人物独白的形式，通过聚焦农妇艾迪的死亡，展现了本德仑一家的生存状态，展现了各人物对存在的感悟，由此来探索“存在”这个永恒的话题。中国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主要是根据主人公福贵的追忆性叙述展现了他坎坷的一生，在历经了时代变迁、家庭变故、亲人死亡后，他仍然顽强地活着，作者认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1]。“活着”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因此这部小说的主题也属于存在范畴。本文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视角比较这两部作品的存在主题。
　　一、“向死而在”
　　“趋向死亡”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的中心。“人必须‘趋向死亡’，‘先行到死’中去，意识到死亡是最本己的事情，是只有我自己必须面对的事情。…人只有预先步入死亡的境界，才能把人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的自我展现出来。以倒叙的方式，从终结的死亡看人生的意义，达到死而后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在’”[2](P103)。《我弥留之际》中的艾迪认为“活着的理由就是为永久的死作好准备”[3](P88)，她看到了死亡的必然性，敢于面对死亡，但并未由此获得生的动力，只是消极地等待死亡，等待最后的解脱。具有同样悟性的二儿子达尔也尝试“排空自己”[3](P43)，从与他人的“共在世界”中解脱出来，思索存在及其意义。他看到与世人相同的朱厄尔“不是他所是而正是他所不是”[3](P43)；他厌倦生命这种“无风、无声、疲惫地重复着的疲惫的姿态”[3](P105)；他了解“溶化进无穷无尽的原始运动”[3](P82)的人类的渺小。他一直在努力，从“先行到死”中体会人生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艾迪悟得更多。他不愿做僵死的玩偶，他愿意积极地选择生存方式，按自己本身的“能在”而在，主动地对死亡的先行体会使他回归最本真的自己，使他毫无疑问地存在。
　　反之，《活着》的主要人物都是被动地一次次目睹死亡、感悟人生，尤以福贵为最。可以说他的人生体会是生生被死亡敲打出来的。父亲的死使他放弃赌博，不再做浪荡子；被拉壮丁去打仗，时刻与死亡为伍，目睹几千人一夜间死去，眼睁睁看着老全死去却无能为力，这些死亡唤起了他对家的渴望；母亲的死使他更珍惜与妻儿的团聚；龙二的死使他决定要好好活着；儿子有庆、女儿凤霞的死使他产生对医院的畏惧；妻子家珍的死使他将活着的希望转移到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的身上；二喜的死只能让他的希望寄托在苦根身上；苦根的死让他感到往后只能一个人过日子了。福贵从来没有主动“先行到死”，而是任由死亡一次次地敲击他，敲一次，感悟一次。
　　二、“存在”与“存在者”
　　不论是达尔和艾迪的“先行到死”，还是福贵的被死亡敲打，他们都从中有所感悟，然而达尔和艾迪感悟到的是“存在”内在的意义，而以福贵为代表的《活着》中各人物的感悟还只停留在“存在者”层面。存在者是指个人、种群、集体、上帝等被实词指称的存在的事物[4](P1)。而“‘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5](P5)。海德格尔将“人”这个特殊的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称为“此在”，它是理解存在的中介，它有“本真”与“非本真”两种状态。
　　《我弥留之际》中的达尔具有远远超越寻常农家子弟的感受力与洞察力，他能够“排空自己”[3](P43)，跳出与他人的共在世界直接思考存在问题。他疑惑于“我并不知道我存在还是不存在”[6]，此时的存在是指“自身世界”的“能在”，他的这种思考已经跳出了共在，回归本真状态，他当然是存在的。
　　同样，生活不如意的艾迪的思维也超越了存在者层面，她“总是想言词如何变成一条细线，直飞上天，又轻快又顺当，而行动却如何沉重地在地上爬行，紧贴着地面，因此过了一阵之后这两条线距离越来越远，同一个人都无法从一条跨到另一条上去”[3](P87-P88)。艾迪认为语言是不可靠的，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恰是“比安斯和爱更为古老的言词”[3](P87)欺骗了她，不仅爱根本不存在，就连她自己的本真状态也受到了侵扰，使她不得不沉沦于共在，这就是生活的可怕。人们认为自己通过语言达到了交流，而真正的交流根本没有存在过。人们只是“通过言词来互相利用，就像蜘蛛们依靠嘴巴吐丝从一根梁桁上悬垂下来，摆荡，旋转，彼此却从不接触”[3](P87)。艾迪显然是在共在之上俯视世人和世事，她跳出了沉沦者的非本真状态，当然是存在的。
　　除了感悟力最强的达尔和艾迪外，本德仑家的大儿子卡什偶尔也能跳出存在者层面进行思考，他对达尔被强行送往疯人院的事认为“有时候我真拿不准谁有权利决定一个人是疯了呢还是没有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谁也不是百分之百疯狂，谁也不是百分之百正常”[3](P117)。卡什从世人之外来看世人，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他的；这种生活也不是他该过的”[3](P131)，对卓尔不群的达尔做了最精辟的表述。
　　然而《活着》中人物的思考都局限在存在者层面。福贵在父亲死后的感触是“我爹死在我手里了，我娘和家珍，还有凤霞却要跟着我受活罪”[7](P33)；战争的残酷让他感到“这一仗打下来我知道什么叫打仗了，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能打仗了，我要回家”[7](P65)；母亲的死给他的感悟是：“可怜她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7(P68-P69)；龙二的死使他庆幸“自己是该死却没死，…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这下可要好好活了’”[7](P70)；有庆死后他只是难过，接着凤霞死在同一家医院，他的逻辑就是“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6](P171)；妻子的死给他的感觉是“家珍死得很好”[7](P175)；二喜的死对他则是：有了苦根“比什么都强，香火还会往下传，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7](P182)；最后连苦根也死了，福贵觉得“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7](P190)。福贵的一生目睹了太多的死亡，而接踵而来的死亡只是让他被动地一步步缩减对生活的希望，他的思维从来都没有跳出周围人和物的范围，他始终沉沦于世，始终是作为存在者在思考存在者，他的“活着”意同等死，他其实并不存在。此外，福贵母亲给他的教诲“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7](P33)和妻子家珍的感悟“你还得好好活下去，还有苦根和二喜”[7](P175)等等，这些人生感受也都停留在“活着”的存在者层面，这同样否定了她们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弥留之际》中的安斯和朱厄尔与《活着》的众人物是相同的，他们也是不存在的。安斯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再没有比这更让人烦心的了”[3](P15)。他生性懒惰，怕麻烦，希望一切永远保持不变。他有时也会思考，但这种思考只是在懒惰的驱使下，为自己找借口而已。他打着上帝的旗号，建立了自己的逻辑，目的就是“像一棵树或是一株玉米那样呆着”[3](P23)，什么都不用干。艾迪后事的具体事宜都是别人安排的，安斯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他早在为以后打算，为装假牙和找新的本德仑太太做打算。安斯显然不是“向死而在”的，他一直在为继续过日子做准备，为能继续沉沦于共在而努力，他的思考自然也没有跳出与他人的共在，相反，他追求的就是共在，懒惰的他不与别人共在，将如何生存呢？
　　本德仑家的三儿子朱厄尔几乎是个不思考的人，在整部小说多达59节的人物独白中，他的独白仅有一次，因为他只凭直觉和本能行动，充满野性活力的他与思考无缘，就像达尔认为的“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3](P43)，朱厄尔只可能是个并不存在的存在者。
　　三、“世界”
　　存在与“此在”的生存状态相关，而“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由“周围”、“共在”与“自身”三重结构要素构成。“周围世界”包括质料性的物和观念化的对象物，其中存在着“共在世界”（与其它人处于事实性特征的整体规定中），在其中又存在着“自身世界”。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构成总体的生活或生命世界[8](P45)。
　　《活着》中的人物是没有自身世界的。福贵的一生都纠缠在周围的人和物中。年轻时的豪赌使家产败光，他愿赌服输；拿着家里所有的钱为卧病在床的母亲请郎中，却被拉壮丁，他不敢反抗。福贵对儿子的意外死亡也不了了之，更将女儿、妻子、女婿、外孙的死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对命运的顺从使他一味忍耐，因此福贵与别人的交往也简单直接，在共在世界中并无太多“烦神”的事。他的烦恼更多的是来自周围世界的“烦忙”，忙于筹措基本生活物资，忙于满足温饱。《活着》中的其他人物也和他一样挣扎在生死边缘，他们只能“活着”，活在共在世界，甚至周围世界。
　　《我弥留之际》中的各人物却活在不同的世界。达尔和艾迪“向死而在”，超越存在者层面思索存在，他们跳出了共在。达尔和艾迪的世界是完整的，他们从周围世界的“烦忙”和共在世界的“烦神”中解脱出来，在“自身世界”中展开最本己的、本真的自己，他们是存在的。而安斯和朱厄尔却沉沦于共在世界，从来没能进入自身世界。此外，卡什的生存状态介于两者之间，他偶尔能进入自身世界，但更多的时候却沉沦于共在。
　　四、结语
　　余华的《活着》给我们展现了人生存的极端状态，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福贵们来说，他们只需要也只能“活着”。挣扎在生命的边缘，“活着”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现实。《活着》无疑是一部优秀作品，引人深思，但作者为了让读者理解“活着”，就只聚焦“活着”这种沉沦于共在世界甚至周围世界的生存状态，而置现实多样的生存状态于不顾，未免低估了读者。此外，为了使福贵的“活着”状态更加合理，作者安排了七次亲人的死亡和三次熟人的死亡，更加显得刻意，使《活着》与伟大作品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同是“存在”主题的《我弥留之际》却通过众人物的独白给我们展现了最原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活在不同世界的多样的生存。其中，艾迪的死亡足以展现人性；达尔的感悟直击人心；安斯的麻木令人震撼。不同的人物本来就活在不同的世界，只有将人物还原于他应有的状态，在真实环境中作品才会更有说服力。优秀的作者从作品中隐退，他是表现者而不是创造者，更不是教育者，无需为读者限定主题，读者自能评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活着》与《我弥留之际》这两部作品也“活在不同的世界”。
　　注释：
　　[1]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缪川：《海德格尔的死亡观》，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8期，第102-103页。
　　[3]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我弥留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4]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著，吴蕙仪译：《从存在到存在者》，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李文俊译的《我弥留之际》误将“be”译为“是”，此处更正为“存在”。
　　[7]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8]夏可君：《Fuge：海德格尔的世界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45-50页。
　　
　　（米莉 浙江省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 米莉： 活在不同的世界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