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意在通过对格非《褐色鸟群》、《敌人》两部小说的分析,把握格非小说的时间脉络和特点,挖掘作为个体的“人”在时间和内在自我的双重压迫下所产生的焦虑与裂变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时间意识 自我意识的二元性和分裂性 双重时间
格非对现实总是抱有一种神秘和梦幻般的态度,一切都留有明显的虚构痕迹,一切都像一个梦游者的奇怪经历,而小说中的人物也在不断地内省和自我倾诉中陷入了时间的怪圈。如果借用空间的维度来衡量比拟,格非的小说也可以被划分成三个时间层面来感知,它们分别代表了来自同一个自我意识的不同记忆:过去(祖辈的记忆)、现在(自然时间)和“未来”(自我经验)[1]然而它们却不是单纯地以线性规律交替出现,不是从历史的过去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而是在主人公对已遗忘的记忆的断续回忆和重现中同时出现的,在作者设定的同一狭小空间内并行于不同轨道的时间序列。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就是不断地切割、拼接和虚构。小说的主人公则是通过自我分裂来实现三个不同时间维度的统一与沟通,他可以在一个完整故事的任何地方开头,经过高潮和结局最终在小说的结尾处回到事件的缘由,完成一个近似圆形的叙述,在重复中追求变化。这一点在《褐色鸟群》中得到很出色的体现。
《褐色鸟群》延续了格非写作中的侦探小说模式,通过“我”和棋类似于审讯和交待的谈话,格非将小说叙事的动因推给了一个意义不明的外部存在——棋,设立了一个叙事诱因由他者来承担的假象。但从棋的来去和复返来看,棋不过是一个看似意味明确的符号特征。她自始至终扮演的都是一个象征和拆穿的角色。从表面看来,她是“我”似曾相识的朋友,“在整个晚上她充当了一个倾听诉说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角色”。而实际上,棋更像是“我”意识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是将自我割裂形成的代表此下的他者形象,她通过谈话和倾听与陷入虚幻中的“我”合二为一。这种模式让参与的主体不断在两者间转换角色,时而成为追踪者,时而又成为被追踪者,棋追问着“我”,而“我”在追逐着那个故事中的女人,但内心却在探索中逐步袒露,进而走进虚幻的另一重时间氛围即“我”写作的故事之中。在这里,格非虽然明确的表示了,这是“关于我的婚姻的故事”,赋予了它让人确信的现实背景,但我们却无法得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是否存在着“我”对记忆的修改和想象?所以读者对这个故事发生时间的界定也可以是模糊的,它既可以是发生过的,又可以说成是尚未发生的,但无论是存在于何时,都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它都将实在的现实掩埋掉了,解脱了我和现实世界的紧张感,也为“我”完成记忆复归提供了切入点。“我”的不断“回忆”其实是在对“我”的形象进行重构,而故事中的女人也只是自我体验的一种虚指。在现实的时间中“我”欲望的所指由琪来承受,无关肉体,只是纯精神上的宣泄和交流,“城里人在交谈时从来都是只顾自言自语,而不在乎别人听不听。”然而作者想要克服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将某种“自我”的意识状态同它的“背景”之间的外在关系,当作自我意识状态之间的过渡来把握。[2]这样“我”在获得叙述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使“我”能够用客观的眼光审视内心和深藏的记忆,所以棋的存在虽然身处于现在,却代表了对某种美妙过去或未来的开启。同时,棋又与歧谐音,也暗示了作者自此处将自我意识进行分裂和时间剥离的意图。在故事中,格非同样选择了一个女人来做“我”欲望的对象,她代表的则是“我”企图重建的自我形象,是一种自我体验的时间氛围中,“我”的终极追求,与棋的象征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在这两种状态中不断转换和穿梭,也是两种时间框架——自我体验的时间与自然的时间地并行发展,而讲述则是“我”在不断反抗现实围堵时开掘的通往美妙过去或未来的渠道,也正体现了一个正常的“我”和一个非常态的“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倾轧。但是在小说结尾处,“我”与棋再次会面,但她却以陌生人的姿态完全否认了我们的相识,这就将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叙述的谈话推入了梦幻般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我”终究没有逃离个体体验随时会被现实世界歼灭的可能性,以致只能将这种自我经验交托于一个梦游者的想象而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体现出格非作为当代历史叙事者的无奈和对现实处境的深入思考。
关于历史遗留和民族文化心理对后世的影响,格非在他的长篇小说《敌人》中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描写与刻画。一场大火烧毁了赵家大半的财产,也在赵家人心中投下了恐惧和不祥的阴影。而且作者还将这个阴影实体化了,变成了一份在赵家三代流传的名单,使祖辈们被阉割的时间在其后世不断延续,更突现出了一个民族文化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即复仇。一方面是“敌人”对赵家的复仇,另一方面是赵家对“敌人”的复仇,两条线索并行却是遵循着相反的方向。在故事开头,格非就引燃了第一条线索,但很快就让它销声匿迹了,成为一种“缺席的存在”,然后将第二条线索作为小说的主线贯穿始终。并且作者显然将这条线索的主人赵少忠塑造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家产,同时也继承了祖辈尚未完成了任务——寻找敌人。但他烧掉了那份名单,企图通过无限期延宕复仇的时间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然而潜意识中对敌人的恐惧和追寻却在不断进行着。在这个矛盾挣扎的过程中,作者表面通过对三老倌和花圈店老板等人种种暧昧不明的叙述和行为描写为读者树立了一个可能存在的现实中的敌人,实际上却是借用赵少忠的恐惧和原罪心理将“敌人”引向了人物的内心深处。这里格非将敌人的实指与赵少忠的死亡意识进行了悄悄的转换,真正的敌人是谁已经显得不重要了,而赵少忠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认同与有意识逃避所产生的矛盾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但当赵少忠搬进祖父和父亲临终时住的房间时,也就暗示了祖辈历史经验的不可战胜,他就像走入了时间的重复片断接受了同样不可更改的宿命来参悟那场大火的秘密。在那间房间里,祖父和父亲残留的痕迹和死亡气息模糊了赵少忠已然混乱的记忆,历史通过回忆在当下复活,使本应线性发展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都重叠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他不仅是他自己,更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因此除了顺从命运,他别无选择。然而这种顺从展现给读者的却是完全背离复仇主题的行为方式,赵少忠不断地对家里的树木进行修剪,同时也在对自己的子女实施“剪枝”活动,充当了赵家“敌人” 的帮凶和杀戮赵家人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赵少忠的复仇实际上并未实施,相反“敌人”的复仇却得以借赵少忠之手实现,使第一条线索在意义上达成圆满,而第二条线索只是形式上的完成,形成了一种背反的局面,也正体现出记忆在遗忘中不期而至产生的出人意料效果。究其根本,我们还要回归到对历史传统的认知上来,此刻的命运已不再单纯是祖辈和父辈所经历过的复仇圈套,而是被纳入了更大的历史范畴,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意识来书写,并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发展态势。所以,无论是赵少忠还是“敌人”,也只不过是遵守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的存在规律。
同时,从格非其他的小说如《青黄》、《风琴》、《唿哨》中,也都可以找到这种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宿命论”的思考,在这里“‘历史’的本体,不是过去人们幻想的那种超验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历史本原’,而是人们关于历史的‘经验’。而经验是哪里来的?‘是现下的个人主体同过去的文化客体相遇时产生的。’”[3]记忆在表达历史本质的主观色彩时,也将个人命运嵌套入历史的发展逻辑,使其所代表的民间力量在突破官方话语的形式试验与对历史的反思中获得解放,在比较自由的状态下得到正常表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格非的创作具有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征。使小说“作为社会和性别关系的表现形式的本文本身就构成了种种关系体系:不是与历史无干的关系,而是由时间、地点和统治所构成的历史联系。”[4]格非在力图准确表达这些联系时,选择了颠覆传统的话语秩序,将因果必然性作为生产与创新的决定因素,而历史在被架空的虚构文本中被还原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至少它在自身存在的理念上是如此。”历史不只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而是事件本身体现的内在凝聚力和意义相关性的综合。事件在进入人根本无法抵达“终极历史”的历史观念同时,也被赋予了隐喻意味,使意义在广阔的时间层面和深刻的心理层面无限的扩散和延宕,“寄寓了作者对历史的元叙述的怀疑,暗寓了文本之外别无历史的历史理念。”[5]格非借用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论,表现了一个永恒存在的主题——自我与时间的关系。他将集体无意识下的个性突显出来,使之作为唯一的经验主体和见证人被放置于时间的跳跃中,通过不断地重构和幻想表达人对生存和死亡的焦虑及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认同。
注释:
[1]这里笔者所说的“未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由现实触发而产生的对过去自我体验的回想。
[2]张旭东:《自我意识的童话——格非与实验小说的几个母题》,《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张清华:《境外谈文》,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4][美]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5]格非:《从现实主义到现实》,《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
参考文献:
[1]格非.从现实主义到现实[A],二十世纪现实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张清华.境外谈文[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
[4]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王爱松.格非:存在的眺望与沉思[A],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刘冰 黑龙江省黑河学院中文系 16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