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笔下的阿Q形象。阿Q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一、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高度概括地表现出几千年来封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民性格的弱点，体现了鲁迅先生“要画出这样的国民的魂灵来”的创作目的，显示了不朽的思想价值。
　　鲁迅先生通过阿Q这个艺术形象揭示国民的弱点。用他的话说“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阿Q的某些性格不仅仅是他的专利，作品中在未庄生活着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阿Q相，尤其是阿Q被枪毙以后，未庄和县城的人们就充分表现出愚昧、麻木的阿Q相。而在《阿Q正传》发表以后的当时，据说鲁迅先生和友人一道在街上走，或者在什么地方闲谈，常常听见人们提到不好的现象时就说“这就是《阿Q正传》上的……”。可见，《阿Q正传》对社会的一些病态，既控诉得深，也概括得广。
　　阿Q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都是经历过多屈辱折磨后的结果，其中渗透着他的痛苦和眼泪，不能反抗，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也反映了他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这虽然不足为训，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作者对于阿Q的悲剧命运，明显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这就是所谓“哀其不幸”。自然，作者并不赞同他的精神胜利法，恰恰相反，作者始终批判这种落后的东西。因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实际斗争，只沉迷于瞒和骗，被压迫的人民是永远不能得救的。作者同情阿Q的命运，同情他的怨愤和不平而又反对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为了说明正视现实，进行实际斗争的必要性。
　　阿Q的自卑过了头，便成了自高自大，面对不如意的现实，阿Q索性一头扎进怯懦、羞耻中和得过且过地建构起来的梦幻式的想象中，在懒惰和自欺中麻木地生活着，经常用“我过去比你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话来安慰自己，在这样的心理中，“人上人”和“人下人”是同时存在的，而这种自轻自贱的混沌和狂妄，正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与生俱来的精神存在。
　　以上的这些特点，人们习惯上称为“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的境地，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他获取心灵满足的法宝，当他被别人欺侮时，他就会拿出自己的法宝来，从虚无的精神世界中来获得心理安慰。
　　二、阿Q的封建正统思想
　　阿Q还有许多糊涂、狭隘、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其中突出的是封建的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阿Q想讨老婆、向吴妈求爱，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同时又明显地是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所驱使。此外，他还有“男女之大防”、尊卑有序等观念。前者是他看到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就怒目而视，或者说几句话“诛心话”或从冷僻处扔一块小石头过来，后者使他被抓到大堂上面对当官的长衫人物时，顿时失去一向自尊的气概，不自禁跪了下去，至于他的封建正统观念，不说别的，只要看他最初听说革命时的想法就行了。他当时很快形成一种意见，“以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深恶痛绝之”，他认为小民是不能“犯上作乱的”。
　　但是这些还不是阿Q性格的全部。麻木、封建、保守、糊涂、落后的阿Q，又是一个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他的生活极为贫苦，没有家，住在土谷祠；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床棉被、一顶毡帽和一个破布衫，可以说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平时以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割麦、舂米、撑船什么活都干。他的社会地位极为低贱，低贱到连一个名字也没有，谁也不把他真正当人看待。人们只是在要雇工时想到他，把他看作一个生产工具；或者闲下来时把他当作一个取笑的材料。在未庄他经常处于屈辱和失败之中，经常遭到周围人的打击嘲讽。他是旧社会中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的贫苦农民，由于他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于他对地主阶级和那个黑暗社会的痛恨，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前面说过，他原来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但当他看到原来压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赵太爷、白举人之流，听说革命风声后惊慌失措，他凭直觉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他这样一无所有的穷农民是有利的、不禁心向往之，这像生存的本能一样自然产生，于是他决定投降革命党，勇敢地喊出了“造反”的呼声，这在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就表现了他自发地要求革命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说阿Q此时已经觉醒，他心目中的革命，并非是要推翻一个压迫阶级，而是要把地主财产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以及个人的复仇。如“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要谁就是谁”的革命口号。甚至对得罪过他的贫困农民小D之类都要报复，这就反映了他自私狭隘、封建保守的落后意识。这正是一种落后的农民的革命观。阿Q的这种革命观，反映了他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反映了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许多合理要求，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由现实触发的实实在在的翻身要求，有真正的革命因素在内。但由于他对革命一无所知，由于他受封建思想毒害极深，所以在他的革命要求中，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己的思想，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真正欢迎革命党的阿Q便不可避免地落得悲剧的结局。如果革命者加以启发和引导，他本来是可以从此真正觉悟起来的。
　　三、鲁迅对阿Q形象的塑造
　　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呐喊是无助的呐喊。希望用觉醒的声音，唤醒现代人的生存意识。从而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虽然鲁迅也知道，这种反抗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但这仍是对国民性中的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
　　鲁迅笔下的农民均以悲剧命运告终，作者刻画这些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怀着对农民命运深深的关注，塑造了农民这一系列的悲剧形象，从小说中的农民悲剧形象，使我们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艰辛与悲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农村现状农民生活图景的描绘，提出了具有探索性的农民问题。这里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思想认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以农民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影响，把农民从麻木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彻底改变农民的贫穷落后现状，要使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就不能与封建势力妥协，不能用改良的办法，唯有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广大的劳动人民才能够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人们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出路，指明了方向。
　　鲁迅是抱着“‘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的明确目的从事文学活动的，意在“挖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决定了他一开始便是用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清醒现实主义方法来进行创作的。虽然作品包含浪漫主义因素，但是，它们都是从描绘严峻的现实出发的或者用此烘托现实生活的黑暗丑陋，仍然是融合在现实主义主体之中，鲁迅按着现实主义原则，真实描写生活，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写的都是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但是却善于将整个社会面貌熔铸到具体的描写之中，通过平凡的生活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鲜明的个性概括出一个普遍意义的思想性格，包含了巨大的思想内容。
　　
　　（本文为山东省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林志浩，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杨秀江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 271100）

• 杨秀江： 浅谈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