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伟章创作的一系列“乡下人进城”题材的小说，表现了农民工融入城市却遭失败的悲剧和乡土失落情怀两方面的主题，并以底层叙事的视角表达出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的路”在何方的困惑，但他这类题材的创作还未能从深层次上揭示出造成进城农民工生存困境的意识形态因素。
　　关键词：罗伟章 乡下人进城 底层叙事 城乡意识形态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四川作家罗伟章，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其作品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以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种文学奖项。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的题材，一个是“乡下人进城”题材，着重反映进城的农民工在都市艰难的生存境遇；另一个是教育题材，主要揭示乡村学校和基层教育令人堪忧的现状。本文着重对罗伟章小说中前一类题材的创作价值及其局限性作初步的探讨。
　　一
　　由于罗伟章的小说大多以农民或农民工作为主人公，且多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因此有的评论家便把他的创作称作“底层叙事”，将他列为“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甚至把他的小说称之为“苦难小说”。对此，罗伟章自己也曾表明：“无论我在哪个阶段的写作，其实都贯穿了这样一个核心：真诚地抒写底层民众的人生境遇。”他明确意识到：“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却没有苦难意识，是相当可悲的；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没有苦难意识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作品的。”[1]罗伟章的许多“底层叙事”作品都是表现“乡下人进城”的题材，描述走出贫瘠土地进入城市打工的乡民们步履维艰的生活，反映了农民工进城后仍然改变不了受歧视和被侮辱的身份，体现出进城打工的“乡下人”的身份焦虑，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社会认同与文化精神方面的困惑和问题。
　　罗伟章创作的中篇小说《变脸》，曾在《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上以头条位置刊发，作品讲述了主人公陈太学从大巴山农村进城打工，经过多年的奋斗当上了小包工头，但他并没有收获到都市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陷入了身份认同、尊严维护与道德坚守的考验中。小说中写道，他为了揽到工程，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经理吃饭、陪经理打麻将时故意输钱，甚至还要主动为经理包养情人时的消费买单。另一方面，他却对自己手下的农民工和施工区内的拆迁户刻薄、狠毒。陈太学为了“融入”到城市中，不得不“变脸”，由一个善良的乡村老实人蜕变成丧失了人格尊严和道德良知的包工头。罗伟章的另一中篇小说《故乡在远方》中的主人公陈春贵，怀着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美好理想从贫困山村走进城市，却在打工过程中遭受饥饿和工头的毒打，又被抓进黑厂无偿劳动三年，饱尝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最后被逼走上抢劫杀人的道路，在异乡遭到枪决。罗伟章创作的《我们的成长》、《大嫂谣》、《我们的路》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中，也都有类似的叙述。在这些叙事中，无论打工者来自何方，也无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他们在进城打工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屈辱和艰辛都是惊人的相似。他们在城里“站着干活，跪着做人，就是为了看到钱”（《我们的路》），但是他们付出艰苦的劳动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却遭受冷漠、歧视和无尽的折磨与侮辱。比如中篇小说《大嫂谣》中写到，在城里当上包工头的胡贵，在乡下人的眼中已经是“城里人”了，但事实上“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面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中篇小说《我们的路》的主人公郑大宝也在自己经历了艰辛的打工生活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里讨生活的可怜虫！”这些作品都深刻地表明，进城的乡下人即使完全介入城里人的生活空间，也不被城里人所认同，而是仍然处于被“另眼相待”的低下地位，罗伟章的一系列“乡下人进城”小说就这样为我们演绎了一幕幕引人深思的乡下人融入城市却遭失败的悲剧。
　　对苦难的叙述与思考，是打开罗伟章“底层叙事”小说之门的钥匙。正如罗伟章在一篇创作谈中所坚信的：“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同情、悲悯、人文情怀、牺牲精神和苦难意识，都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2]在他的笔下，对于处境贫困的乡民阶层而言，苦难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困窘和生活上的艰辛，还导致他们身份上的卑微与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他在作品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城乡的身份转换过程中，是否必须以人的尊严和良知的牺牲为代价？正是由于这一理性思考，拓展了罗伟章“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叙事深度，使其有别于当下那些平面化的“底层叙事”之作。
　　二
　　罗伟章的一系列“乡下人进城”题材的小说，还隐含着另一个主题，那就是农民工进城后产生的乡土失落情怀。这种乡土的失落，在现实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体现为有家不能归和有家无法归。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忧虑和恐惧，不由得将目光投向未经都市生活污染的乡村，比如沈从文先生笔下所描绘的边城，就展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但《边城》远离了现代文明，在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社会中只适宜当作神话来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边城》神话的乡下人意蕴已经被现代化进程淘空。”[3] 神话早已被打破，乡下人已经不甘于过淡泊的生活，不愿居于边缘而纷纷涌进了城市。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中，主人公郑大宝离开家乡五年后也曾试图归乡安居，但他最终还是无法忍受故乡的贫困与落后，只得再次离开故土进城打工，这也成为他惟一的解救之路。作品中这样描写郑大宝回乡时目睹的乡村凋敝景象：“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上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土地的破败与失落就是故乡的失落，归乡的打工者在城市要承受尊严的伤害，返回故乡却要面对贫穷带来的另一种无尊严的生活，加之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乡土的失陷和萧疏，已经让他们无法寻觅到温润人心的传统乡土痕迹。对离乡的打工者而言，“故乡在远方”，在一个注定永远无法到达之地，他们和故乡已经格格不入、相互流放了。
　　由此可见，罗伟章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深刻揭示出农民工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在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他们离开乡村寓居于城市，但他们同时在乡村和城市两地都无法真正融入，变成了一群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彻底失根的游民。这也是罗伟章“乡下人进城”题材小说对以往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的解构与反讽，“在他的作品里，沈从文所向往的那种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再次被证明是一个梦幻。”[4] 罗伟章小说中隐含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失败与故土失落的双重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乡土中国”的现实拷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的路”又在何方？罗伟章有关“乡下人进城”的一系列小说的独特价值正在于以“底层叙事”的视角表达出对“乡土中国”在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乡关何处”的困惑。
　　三
　　我们在肯定罗伟章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创作价值的同时，还应进一步认识到他的这类作品中仍然存在着当下许多同类题材共通的局限，那就是未从更深层次揭示出造成进城乡下人被歧视、被边缘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实际上，造成进城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因素繁多，除了体制和物质层面外，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即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崇城抑乡”的城乡意识形态是主因，它在思想意识上内定出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地位高低，形成一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居高临下的城乡生活观念。可以说，在当下大量的“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作品背后都有这种“城乡意识形态”的阴影，“底层叙事”的作家对此如果未能深刻洞察并予以揭示，而只是给遭受歧视和屈辱的乡下人施与廉价的同情和悲悯，其作品就难以具有深厚的力量。有论者明确指出：“对于乡下人来说，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无形的堡垒，除了体制因素而外，防守它的城门的最为有力者就是‘城乡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给乡下人的无形困扰，某种意义上比皮肉受苦的生活更值得叙述，它是对当代小说家的挑战。”[3] 遗憾的是，罗伟章的作品正是缺乏对“城乡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里运作的体认与批判，他的一系列“乡下人进城”小说未能提供乡下人主动对抗这种意识形态的叙述，所以，我们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看到的大都是乡下人进城后的苦难经历。这种对弱势群体苦难内容的反复书写，只是完成了一个倾诉和唠叨的过程，我们更需要的是对作为深层文化障碍的“城乡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潜在运作加以深刻地揭露与反思。
　　
　　注释：
　　[1]罗伟章：《我心目中的小说》，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2]罗伟章：《真实、真诚与迷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3]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4]张宏：《分裂的镜城与无望的乡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 张松 达州 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 635000 ）

• 张松： 罗伟章的“乡下人进城”题材小说创作初探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