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是在中外戏剧艺术基础上反映中国社会的问题，描绘和表达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李健吾以其独特的戏剧美学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著名剧作家。本文重点探讨莫里哀喜剧艺术对李健吾戏剧创作的影响，阐明李健吾戏剧的特有艺术魅力。
　　关键词：艺术资源“莫氏喜剧” 性格 世态
　　
　　李健吾虽然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但他中学时就已经开始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没有确切资料可以得知他接触西方文学始于何时，但是，他在清华中文系就读两年后，接受朱自清的建议转入西洋文学系开始接受系统的外国文学教育则是肯定的。在西洋文学系，李健吾受到对西方戏剧有精深研究的王文显教授的青睐和影响。他后来先后将王文显用英文创作的喜剧《委曲求全》、《梦里京华》译成中文，还曾主演过《委曲求全》中的张董事。王文显及其创作的喜剧对李健吾喜剧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李健吾的喜剧创作在风格、技巧诸方面亦是对王文显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发表时改名为《十三年》）就曾受到王文显的独幕剧《白狼计》的影响。［1］自然，作为王文显的学生，通览欧美戏剧史上的名著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则是必须的功课。
　　尽管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灵光在李健吾的创作中不时闪现，但总体看来，现实主义无疑是李氏作品一以贯之的艺术精神。这与我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审美需要有关，与我国古典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写实传统有关，同时，也与李健吾对以法国为主的西方文学的研究和关注有关。众所周知，李健吾是外国文学专业科班出身，后留学法国，这些经历再加上作者本身的勤奋使得他成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是福楼拜、莫里哀研究领域的权威。而作为一个作家，李健吾广泛吸取了西方现实主义艺术的营养，为我所用，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特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健吾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是写于留法之前，此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福楼拜、司汤达等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大家对李健吾并非没有影响，只是，他们的影响多集中在文学观念方面，尤其是福楼拜对李健吾的文学观念影响颇深。李健吾后期就接受了福楼拜的“艺术幻想说”。福楼拜对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文学艺术的态度等看法也影响到李健吾的相关文学观念。李健吾十分认同福楼拜的“杰作的秘密在作者性情与主旨一致”的艺术观，并多次用以来评价巴金、沈从文等人。当然，文学观念受到的影响自然也会被带到创作中去，但是这种影响往往会化为无形，很难在他的创作文本中找到例证。如果说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对李健吾创作的影响是潜在的，不易具体论述，那么，法国戏剧对李健吾戏剧创作的影响则是显在的，尤其是莫里哀的喜剧艺术。
　　一、“性格戏剧”的滋养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喜剧作家，中外学者历来对莫式喜剧的特点有诸多概括，但有两点概括基本上是共通的：一是书写深广人性中的某一点，人物“类型化”。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称其戏剧为“性格戏剧”。文艺评论家费朗兹·梅林在其《论文学》中提到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莫里哀都是现代喜剧之父 ……他总是把性格当作一个心理课程，置放于全剧的中心 ……莫里哀不仅是法国 ，而且是所有其他文明民族的性格戏剧的典范。”麻文琦也指出，“当拉辛迷醉于描绘抽象的人的某种类型化的激情，编织一些激情导致的悲剧的故事的时候，莫里哀则沉醉于描绘人的某种类型化的癖性，编织一些由癖性造成的言行滑稽的故事。”［2］莫里哀自己也说过：“我没有把人物的性格全部描绘出来，因为这不是我的任务。”接着，他打了个比方，“探照灯的光线集中在一点上，一个选好的性格特征上，在这个光点之外的一切都留在阴影中。”［3］显然，这些都可以说明莫里哀的戏剧大多取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点，集中加以深入开掘，因此他作品中的人物有类型化的特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莫氏剧作，如《伪君子》中达尔杜弗的伪善，《吝啬鬼》中阿巴贡的吝啬，《太太学堂》中阿尔诺尔弗的愤世，都带有类型化的特点。
　　李健吾的剧作 《以身作则》着力讽刺的是封建遗老式人物——徐守清。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教，满口酸腐的陈辞滥调，思想守旧到令人痛恨的境界。徐守清整日酸溜溜、文诌诌，满口“之乎者也”，俨然一副道学家的森严面孔，他教诲女儿“三从四德”，训诫儿子“孔孟之道”，绝不准儿女越雷池一步。他要求女儿一定要嫁给指腹为婚但多年没有消息的那个男人。自己也假装清高，自恃是县里唯一中过举人的文人，自以为德高望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结果惹出了一大堆笑话。他老婆早死，仆人刘德建议他续弦，遭到他的痛骂。但徐守清终究是个凡人，他尚有人性之真，年轻的女佣一两声温柔的呼唤，就使他在“以身作则”这道防堤前败下阵来！最后，女儿要离他而去，儿子也绝然不会继承其衣钵，而仆人张妈宁可选择一个营长的马弁也不中意他这位堂堂的举人。更富喜剧性的是，他虽然表面上显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但却抵挡不住强大的人性欲望， 他冲破道学戒律向张妈求爱，虚伪的假面败露无疑。《以身作则》紧紧围绕徐守清的虚伪性格而展开，虚伪也正是徐守清病态性格的突出表现。这与莫里哀笔下的批判宗教势力伪善的《达尔杜弗》在精神层面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家族相似。在这里，李健吾也延续了莫里哀的喜剧主题——“让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出丑［4］”。（莫里哀《凡尔赛宫即兴》）徐守清把自己信奉的封建礼教教条，把自己坚持的生活习惯当作做最严肃、最正确的事情去做，但他信奉的、坚持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理念，而且总是被他的行为表现出卖。没落的外在社会制度所要求尊崇的陈旧观念及行为规范与内在的人性需求之间的悖反是徐守清和阿尔杜弗虚伪性格形成的共同原因，然而，二者也有区别。李健吾借徐守清辛辣地讽刺了“道学将礼和人生分而为二，形成互相攘夺统治权的丑态”［5］。徐守清彻底失败的结局，正是封建文化的负面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不合时宜的证明。作者以揶揄的口吻、幽默的笔调对假道学、假清高的封建遗老作了绝妙的讽刺，揭露了封建礼俗对人的天性的扼杀，表现了人们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追求。
　　二、世态喜剧的熏染
　　“莫氏喜剧”从社会现实出发，描写社会风俗、人情世态以及人们在某种生活方式调教下而形成的某种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称其为“世态喜剧”。莫里哀的喜剧多把矛头指向十七世纪上层社会的贵族和教会人物，嘲弄这些人的故作风雅 ，虚伪贪婪 ，讽刺其伪善行径 ，揭露种种利用特权进行的罪恶勾当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维护个性自由，赞扬年轻人纯真的爱情。莫氏喜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法国上层社会生活的世态风俗画。与此相类似，李健吾的讽刺喜剧也选取人物的某一性格来加以嘲讽，同时，剧作家往往从现实出发，着力反映时代社会世态人情的风貌，有浓重世态化的倾向。
　　《新学究》依然延续莫里哀“让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出丑”的主题，只是这一次出丑的不再是封建遗老式人物而是有着西学背景的现代诗人。中年教授康如水多情而迂阔，为了等他朝思暮想的情人谢淑义留学归来并与之结婚，竟然与十五年的发妻离婚。但是谢却爱上和她同船归来的康如水的老友冯显利。而冯并不知道谢即是康的意中人，结果笑料百出，康如水的偏狭与执著由此得到彰显。尽管康如水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大作，瞻仰过但丁的墓地，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名句背得烂熟，给人以新的气象，然而，他骨子里却深藏着传统文化的观念，依然写着《赋得异草》之类散发着霉味的诗歌，让人觉得他又是一个“老牌儿的学究”。实际上，西式文明只是占据了他意识的表层，深层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他力主婚姻与恋爱的“自由”，但他的“自由”只属于男人的世界。至于女人 ，他留给她们的仍然是“必须纯洁、贞节、从一而终”的古训。他一方面用西方所谓“爱情自由”的观念为自己轻浮的情感做护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来要求别人。康如水根本无法消除新旧两种文化价值之间的矛盾 ，也从未真正相信过哪一种价值观念，有的只是他卑劣的私人情欲，这也正是他性格的本质所在。［6］李健吾借此完成了他对于社会世态风俗的思考：康如水这样的“新”学究们还会继续弹奏旧礼教的老调，但是此种外“新”内旧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注定是可笑的，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以上分析可见，李健吾戏剧对人物性格的突出和对社会世态风俗的描绘与他钟爱莫里哀喜剧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仅鲜明地体现在《以身作则》、《老学究》中，在其它诸如《梁允达》、《这不过是一个春天》、《青春》等剧作中都有体现。李健吾自三十年代初留法归来之后， 就成为了莫里哀的信徒，《以身作则》、《新学究》都是典型的“莫式喜剧”。诚然，李健吾剧作的性格化和世态化特点，虽然也受到了古希腊戏剧的影响，然而，对莫氏喜剧素有研究的李健吾更多的是受到莫里哀喜剧艺术的滋养。
　　
　　（本文为安康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项目编号：AYQDRW200930。）
　　
　　注释：
　　[1]胡德才：《论李健吾的喜剧创作》，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2]麻文琦：《“莫里哀式戏剧”辨析》，戏剧文学，2007年，第7期。
　　[3]爱德华·傅克斯著，赵永穆等译：《欧洲风化史：君主专制时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4]李健吾：《社会主义的戏剧》，《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342页。
　　[5]李健吾：《后记》，《以身作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第365页。
　　[6]吴品云：《李健吾剧作中的人性形态及其内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科版），1997年，第3期。
　　
　　（胡少山 陕西省安康学院中文系 725000）

• 胡少山： 莫里哀喜剧艺术的惠泽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