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恨歌传》与《长恨歌》并行于世，它们取材相同，都讲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但二者在主题上又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侧重于写“情”，他从爱情悲剧的角度出发，表达的是一种“爱情”主题；陈鸿用史学家的眼光来解读这一历史现象，表达的是一种“政治主题”。《长恨歌》对杨贵妃形象做了美化处理，突出了她对爱情的坚贞；《长恨歌传》则将她视为害国害民的“尤物”。《长恨歌传》拓宽了李杨题材，把美人专宠与奸佞专权联系起来，把爱情题材上升为重大政治题材，借此表达了忧国忧时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长恨歌传》 《长恨歌》 爱情 政治 主题
　　
　　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是唐代文坛并重的两篇名作，二者取材相同，都讲述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感情基调上都表达了对唐玄宗后期荒淫乱政的批判，具有讽刺喻义。但二者思想倾向不同，情感态度不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拟通过两篇作品的比较，对《长恨歌传》的主题做一些新的阐释。
　　
　　一
　　
　　《长恨歌传》与《长恨歌》都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但由于文体不同，二者的风格也大不相同，大体而言，一浪漫，一现实；一注重抒情，一注重叙事。就情节来看，白居易为了写情而尽量把故事简化，陈鸿则对李杨故事做了详细描写，同时还蔓延附会，用一系列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情节组成完整的小说结构，这样一来，二者的思想倾向也有了较大的差异。
　　作品的开篇二人的批判力度便显示出了不同。《长恨歌》在开篇用谈情的口吻起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以汉寓唐，对玄宗的荒淫行为作了修饰，淡化了讽刺的意味。《长恨歌传》则在一开头便直白的写出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务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 点出了玄宗的无道，勾勒出一个昏君的形象。《长恨歌》更注重对李杨爱情的描写，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启天上下半段全部情事”[1]“汉皇””倾国”借汉说唐，暗启后来明皇杨妃生死相隔而相思不绝的悲惨结局[2]，引出后来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风流情景，虽也夹杂了讽刺意味在里面，但同时也表现了玄宗对“爱情”虽荒唐但是专一的态度。接着作者就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玄宗和贵妃的恩爱缱绻，以及贵妃死后玄宗的相思之苦。《长恨歌传》则用写实的手法揭示了玄宗的荒淫，尤其是写了白居易有意遮掩的宫廷乱伦丑闻，即玄宗夺了儿媳封为贵妃。对这一历史事实，《长恨歌》的交代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杨贵妃是在未出嫁前被选入宫的，且第一句中“明皇身份的嫁接以及杨妃身份的曲笔，实是有意淡化李杨爱情的政治色彩和隐晦某些不利于爱情的史实的，赋予他们普通人的情思”[3]。将玄宗帏簿不修的丑行一笔带过，这也就为李杨爱情的开始添上了更加简单的色调，蒙上了一层纯洁的画布，写他们像普通人那样相识、相恋，淡化了历史真实。而陈鸿则相反，他明确地写出玄宗“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焱女于寿邸，既笄矣。”对其父霸子妻的丑行直言不讳。
　　从白居易对唐玄宗的回护上便可以看出，他在对玄宗荒淫无度致使安史之乱这一史实批判之后更多的是描写李杨二人的相识、相恋，以及被迫分离的无奈，可见白居易更侧重于写“情”，他从爱情悲剧的角度出发，表达的是一种“爱情”主题，而非政治主题。
　　相对而言，陈鸿则更偏重写实，尽量从历史真实出发叙述了一个帝王与后妃之间的爱恨纠葛，从小说一开始陈鸿便把李杨感情出现的背景铺好，即名不正言不顺，父夺子妻，这种违逆伦常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不能称之为“爱情”了，因为它不仅违背了“宗法制”原则，也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虽然作者对二人的悲剧结局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在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反思中，这种同情显得微不足道，陈鸿用史学家的眼光来解读这一历史现象，表达的是一种“政治主题”，而非爱情主题。
　　
　　二
　　
　　杨贵妃历来是美人形象的代表，被称作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但是在《长恨歌传》和《长恨歌》中，由于作者对她所持有的态度不同，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个人形象也大不相同。
　　在《长恨歌》中作者对杨贵妃形象做了美化处理，从外貌上把她描绘成“天生丽质”的仙女形象，全篇读来更是使她脱尽撩人性情的世俗情味，说她“雪肤花貌”、 “梨花带雨”，即使是讽刺玄宗后宫荒淫时也对杨贵妃的外貌用了“洗凝脂”、“云鬓花颜” 这种赞美性的词语。可见单从贵妃个人外貌而言，白居易认为她是理想的化身，把她的美写得超凡脱俗。而在人格上也将她定位于高于常人的“仙人”。写她生前居于“骊宫高处、仙乐飘飘”，死后更是居住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风吹仙袂飘飘举”，从这些言辞上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于杨贵妃是赞美的，他认为“美丽”是无罪的。但也应该看到，从整体上白居易并没有否认贵妃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原因，只是对于历史他给予了更多的修饰，把贵妃定位在爱情的牺牲品上，安史之乱把二人的美好爱情摧毁，马嵬之变让他们尝到了自酿的苦果，这样就把讽刺的角度转换，使纯洁的爱情最终变成悲剧，导致“一别音容两茫茫”、“昭阳宫里恩爱绝”的无奈。最后所写的二人在长生殿里的誓言，就更突出了杨贵妃对爱情的坚贞。总的来看，白居易从“情”落笔，给了杨贵妃更多的包容。
　　《长恨歌传》中的杨贵妃则又是另一种风貌。首先陈鸿将其定位在“尤物惑主以致乱”上，视她为害国害民的“尤物”，把这一本应不可方物的美人形象丑化和妖化，尤其是突出了她的“惑主”，写她“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以获恩泽，终使“叔父弟兄皆列位清贵，姊妹封国夫人”，而唐玄宗这个曾经的明君因之被惑更是从侧面突出了杨贵妃的“尤物”形象。陈鸿还运用对比的手法，从她初选之际的清纯可爱，到册封贵妃后恃宠而骄的前后对照来表现她在人格上的丑恶，而这种丑恶又与她的美貌形成了对比。随着她“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等惑主之行的推进，玄宗也越来越昏聩，最终杨贵妃于内独霸后宫，杨氏家族于外专权误国，结果“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发起判乱，这样一来，就把杨贵妃推到了千秋罪魁的位置上。这种批判在《长恨歌》中是很少的，仅几笔委婉带过，甚至在马嵬处死贵妃也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之后便紧跟“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表现出更多普通人的感情。而陈鸿则从史实出发，用了“六军徘徊，持戟不进”、“请以贵妃塞天下怨”等批判性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于杨贵妃形象的否定和鞭挞。可见陈鸿在作《长恨歌传》时是立足于史实，借鞭挞李杨“爱情”之名实说治世之理，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时的政治思想。
　　但是《长恨歌传》的批判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陈鸿对杨贵妃的批评过重。他对处于封建统治地位的唐玄宗也有批判，但远不及对于杨贵妃的鞭挞。孔子曾经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4]（P191），这开了中国古代歧视妇女的源头。陈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美色惑国”的观点，他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把“安史之乱”完全归罪于杨贵妃，毫不顾及她本身的生存环境。唐玄宗因夺占子妻才引发后续的一系列事件，而陈鸿却从私心出发有意为唐玄宗的逸乐废政辩护，将一切罪责归咎于杨贵妃，这从客观上讲是不公正的。他忽视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面对最高统治者，杨贵妃也不过是个女人，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和力量，而且平心而论，杨贵妃受宠，因此而光耀满门，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说到底，杨贵妃也不过是一个无意中卷入政治的女人，但是陈鸿并没有给她申辩的机会。他的这种偏颇的感情倾向导致了《长恨歌传》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造成它既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但又不能完全跳脱封建观念的束缚。
　　
　　三
　　
　　从题目上看《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二者都用了“长恨”一词，这很容易造成同“恨”的错觉，但是联系陈鸿和白居易创作的思想倾向便可看出，二者所“恨”的内容根本不同。
　　《长恨歌》名为“长恨”，实际上表现的却是“长爱”，它是一首呼唤“长爱”、追求“长爱”的颂歌[5]。主基调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纵观全诗，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寂寞悲伤、追怀依旧、睹物思人的种种感慨，都体现了作者对专一爱情的神往和这种爱情不可得的无奈。尤其在对爱情的阐释上更是把杨贵妃神化了，表达了对美人不幸的深切同情；对美的毁灭的沉重感伤造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不甘和无奈；《长恨歌》中的“长恨”应该是天长地久的爱情理想的破灭，绵绵无期的相思不绝，前世今生的遗憾长存，因此“长恨”之恨指的是“爱而不得”的憾恨。
　　在《长恨歌传》结尾陈鸿交代道：“意者不但感其事，意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一段话点明了作者借李杨以示劝诫的创作主旨[6]（P172）。陈鸿表现的是对李杨爱情的否定，他为玄宗发现杨贵妃之前所作的种种铺垫和贵妃得宠后的曲意奉承的描写，都是对这一“爱情”的讽刺。陈鸿用史学家以古鉴今的情怀对本朝历史进行了严峻的思考，这种思考正是《长恨歌传》贯穿始终的主题。
　　任何一个王朝的由盛而衰都是历史的必然，唐玄宗一手创造了开元盛世，又一手酿成了安史之乱，《长恨歌传》用质朴平实的语言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了反思，表达了对于时政的忧虑。玄宗由治而骄，由骄而颓，由颓而淫，由淫而昏，由昏而乱的过程也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盛世的繁荣往往就是乱世的基础。”[7]《长恨歌传》由情感范畴进入思想层面，留给人们借助历史思考国家命运的广阔认识空间，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破灭与盛世气象的崩颓互为表里，而这种爱情产生的基础也暗示了开元盛世走向倾颓的开始，比起他们为自己的爱情哀痛，封建王朝的辉煌不再，才是真正值得痛悼的“长恨”。陈鸿所表达的“恨”主要是对唐玄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惋惜和批判，因此《长恨歌传》中的“长恨”是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恨的是一个帝王的才情不再，一个王朝的繁荣不再，一个清明的时代不再。
　　综上所述，《长恨歌》表达了对玄宗荒政致乱的批判，但更多的是表达对其爱情悲剧的同情，作者对玄宗和贵妃命运表示了惋惜和怜悯。与《长恨歌》相比，《长恨歌传》拓宽了李杨题材，把美人专宠与奸佞专权联系起来，把爱情题材上升为重大政治题材。陈鸿用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国家兴亡的悲剧，因此《长恨歌传》既有强烈的批判意味也有深刻的劝诫思想，既表达了作者治国理乱、忧国忧时的政治感情，又引发了人们关心和把握国家命运，避免悲剧重演的深刻思考。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品思想上的狭隘性，即对杨贵妃的过于严厉的批判，并不符合历史交替的必然规律，而“美色惑国”的思想更是把男人的失败归咎于女人，使之成为代男人背负罪孽的替罪羊，为男人掩饰耻辱的遮羞布。这种诛伐的态度和强加的罪名是有失公正的。
　　
　　注释：
　　[1]陈恪寅：《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3]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5]傅兴林：《长恨歌非讽喻说探微——兼论长恨歌之长爱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版。
　　[6]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周承铭：《重新评估<长恨歌传>的思想价值》，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李晓花 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1）

• 李晓花： 《长恨歌传》主题新探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