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有五类：一是落魄者，二是伪善者，三是孤独者，四是追求者，五是先驱者。
　　关键词：知识分子 形象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怀有民主主义革命变革社会的理想，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他的创作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意义。鲁迅在这个时期里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在这两个集子的25篇作品中，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描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占有一半，特别是在《彷徨》里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都是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从这数字上，可以看出鲁迅很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他把自己最大的关心给了农民，他的最好的小说是描写农民的）。这种关心，愈到后来，便愈增加。这不仅是由于那时正是中国知识界发生第二次“伟大的分裂”（瞿秋白语）的时代，而且也和鲁迅的个人出身、经历和生活态度等有关。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有着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相交往的经历，再加上他那种目的是为了进行社会改造的严峻地解剖别人和更严峻地解剖自己的生活态度，在提起笔来写小说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自己所熟悉、所关心的题材了。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活动时，总是重复地说：“作者写出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特别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从鲁迅的生活经历看，他见过像《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那样的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者，也接触到了像《药》中的夏瑜那样的革命先驱者。不过，他所熟悉的还是像《肥皂》中的四铭和道统先生、《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弟兄》中的张沛君那样的腐朽的“道德家”和伪善者以及像《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幸福的家庭》中的涓生和子君等“五四”退潮后知识界又一次“伟大的分裂”时代的动摇、苦闷、失望甚至幻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在鲁迅作品的辉煌的画廊里，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十分醒目的。
　　一、落魄者的形貌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有关荣辱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得意的幸运儿，自然可以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失意的却往往难免陷入潦倒落魄、忍侮受辱的境地。在《呐喊》里，鲁迅给我们描绘了两幅失意落魄者的面貌，这便是孔乙己和陈士成。他们都是科举的落魄者，一个穷死，一个疯死。都是用自己悲惨的生活和同样悲惨的死，给科举制度做了祭品。
　　孔乙己“原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他虽然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在咸亨酒店里却是个守信的主顾；他在受尽别人的讥笑之后，在教小孩子“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时，他的博学只能换取别人不耐烦的努嘴；同样的，当他看看豆子，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时，他的掉书袋也只能换取别人讽刺的笑声。他的腿是被科举制度中的得意者丁举人打断的。由上可见，孔乙己是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等到孔乙己最后一次出现。“我”先听到声音，后来看见他坐在蒲包上，众人又取笑他，他又掩饰，等到“我”接酒钱的时候，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最后听掌柜一再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而终于不再提起这一句话，这一幅从“我”的所见所闻中勾出来的图画，是多么平淡而又凄惨。
　　陈士成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他为了求得功名，一连考了十六回，始终是名落孙山。但他还总是抱着一丝希望。看榜时，“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地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他于是重新再在这十二张榜的圆图里细细的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他看榜时，浮现在脑子里的理想是：“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地来攀亲，人们又都象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牢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匾额……”他的理想如果没有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倒塌，当然也会变成另一个“丁举人”。陈士成的理想破灭了，这个头发斑白、脸色灰白、两眼红肿的人，因为科举落第，挖掘地下的银子又没有结果，便连夜奔到西高峰去，最后淹死在万流湖里。作者那支讽刺和暴露的笔，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悲惨遭遇，直刺向那可愤可恨的社会制度。
　　二、伪善者的丑态
　　封建的专制统治表面上被推翻之后，依然寄生着四铭、道统先生、高尔础和张沛君那样的伪善者。他们是一群腐朽的人物。四铭是一个反对女学的人，不满意“女人一阵阵地在街上走”，认为“扰乱天下的就是她们”，他赞成崇祀孟母，保存国粹，连作诗也要做《孝女行》，可是面对一个所谓的“孝女”，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乞丐，他却和另一位道统先生津津有味地复述着“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的很哩”的话。高尔础做起文章来，是什么“论中华国民皆是整理国史之义务”，什么“中国国粹义务论”，可是实际上是个沉溺于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等行为里的流氓，到“贤良女校”去教书也兴趣于去看女学生。至于张沛君，一面摆出一副对弟弟手足情深的样子，沽名钓誉，一面却在弟弟的病中就作着弟弟死后的打算，想象着用自己铁铸似的手掌向弟弟的儿子批打过去的景象。那些张沛君的同事们，公益局的办事员秦益堂，汪月生之流，也是和张沛君一起作戏的。这类人物，都是“五四”退潮后，封建势力卷土重来时的还魂僵尸。在鲁迅前期的战斗历史里，对这样的僵尸们和他们所属的社会力量的攻击，占有很大部分。鲁迅曾写道：“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的，即使眼角上却有泪珠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作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在这里，鲁迅不仅揭穿了那些伪善者的丑态，也点明了他们可耻的下场。
　　三、孤独者的画像
　　“五四”退潮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走向革命的阵营，另一部分爬上反动的堡垒。在这两派人之间，自然也还有一些动摇分子，他们有的曾经是勇猛的闯将，有的怀抱高远的理想。可是一碰到现实的岩礁，便垂头丧气，颓唐麻木了，即使也有保持倔强和高傲的，却也变成一个可悲可怜的孤独者。鲁迅在他的小说里，很真实地描绘了他们。
　　《端午节》里的方玄绰，原来是个激愤不平的人，后来竟爱说“差不多”了，陷入了颓丧的“无是非”观。对政府的欠薪虽有牢骚，但对教员的索薪又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对官俸的要亲领虽然心怀义愤，觉得不够清高，但到了连亲领也领不到时，却趁过节的前一天去向店家赊莲花白喝，见到彩票广告也心里一动。《幸福的家庭》里的文学家，一方面脱离实际生活，一方面处境实在是很可怜。
　　《在酒楼上》这个短篇，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画像。吕纬甫本来并不缺少理想，他很早便投身到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就是在他已经变成悲观颓唐以后，他对于自己年轻时代的那样热情、勇敢的形象，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后来消沉了，并给自己十年来的生活做了这样的总结：“无非做了些无聊事，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一个无所作为的中国的“多余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活现出来了。鲁迅用来表现吕纬甫性格的事件也很富有特征。一次，他依照母亲的意思为自己早已死去的三岁的弟弟迁丧，他发现墓穴里除了一堆木丝和小木片，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甚至连头发也没有，这本来不必再迁了的，但他还是在小棺材里铺好被褥，包一些土，花了很多功夫运到父亲的坟地上去了。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为了骗骗自己的母亲，使她安心，他仍然去做了，这正如他自己所说：“阿阿，你这样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吗？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因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鲁迅用来表现吕纬甫性格的另一些事件也是同样富于特征的。这些平常的人看来，不过是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小小悲欢，而对吕纬甫则十分粘滞。“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就是我自己愿意做的。”吕纬甫把精力都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又没有能力自拔。小说描写了吕纬甫生活得没有意义、没有目标，他不理解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失掉了一切战斗的锋芒，“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在别人家里靠教学生“子曰诗云”来维持生活。这个为黑暗势力所战败，为历史所压碎了的吕纬甫，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悲观失望的人了。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大体上也和吕纬甫一样，是在近代中国输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化以后开始有了新的思想的。他深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和压迫，而且还亲自看到他的上一辈人所受的苦痛。这个魏连殳，也因为常常“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而不容于社会，不但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而且学界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教员的职位被辞退了还不到三个月，魏连殳便陷入极度穷困的地步。以后我们便看到他成了一个师长的顾问。他自己在一封信里说：“现在简直告诉你吧，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但正在这样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他周围的报纸，都对他恭维奉承起来，甚至他先前被传为笑柄的事，也被人认作“逸闻”。他的境遇完全改变了。以后的魏连殳是以一种愤懑、憎恨，然而也多少是玩世的心情来看待他周围的人和事的。那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便死了。正如鲁迅所表现的，魏连殳“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把自己孤独起来，把自己和周围隔离起来，但就是这样，也无法避免现实所给他的打击，无法抗拒现实加到他身上的压力，无法抗拒他自己的失败。
　　四、追求者的悲剧
　　《伤逝》写的是一个恋爱悲剧，这悲剧中的主角是两个纯真而热情的青年——涓生和子君。在当时，一方面是反封建、反礼教的新思潮的冲荡，一方面是旧社会、旧势力的阻碍和压制。在这种境况下，涓生和子君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一开始就要面对强势的敌人。而必须战胜强势的敌人，才能摘取幸福的果实。摆在涓生和子君面前的第一道关口，便是子君必须冲出自己封建家庭的牢笼，涓生也有接受这样一个叛逆女性的爱的勇气。这第一道关口，他们是闯过来了，子君从家里跑了出来，投入了涓生的怀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便是子君嘹亮的凯歌。他们勇敢和无畏的追求，得来了暂时的安宁和幸福。令人惋惜的是，当涓生告诉子君“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时，她虽然也领会地点点头，却仍然没有要改变空虚而庸俗的生活方式的意思。就在这时，家庭以外的风浪侵袭过来了，涓生接到了局里的免职令，这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从接到免职令那一刻起，她就“变了色”“变得很怯弱”了，甚至“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她的功业，仿佛完全建在吃饭上；“吃了等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忘了……”总之，在原来庸俗而空虚的生活态度上，又加添了麻木和浅薄。涓生当面宣告了“我已经不爱你了”和鼓励她去走“奋身孤往”的道路之后，她却回到她父亲那里去了，甘心在“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走“所谓人生的路”，而那路的尽头，“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和子君相比较，涓生自然是清醒多了。当子君离开他以后，他便决定“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但是，新的生活究竟在哪里呢？“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想想看吧，新生的路哪里会“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呢？哪里是“等着、等着”就可以等到的呢？在这里，涓生便显出依然是一个个人主义死巷里的徘徊者和挣扎者的姿态了。
　　五、先驱者的花环
　　鲁迅的小说里，在写孔乙己、陈士成等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写了《药》里面夏瑜那样的革命先驱。尽管在《药》里，夏瑜只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但依然是鲁迅小说辉煌的人物画廊里的一个特殊存在。《药》是一个极端沉痛的控诉――夏瑜是为了改变像老栓、小栓他们这样的封建统治下的可怜虫们的命运而死的，现在小栓却要吃他的血，用他的血来治病。结果，小栓也死了，并和夏瑜埋在一起，使两个死者的母亲能同时地去祭自己的儿子。这真是残酷的安排。然而，这残酷的安排，正是由于当时残酷的现实造成的。我们没有忘记，在夏瑜生活的氛围中，还有那为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而去告官的夏瑜的本家夏三爷，还有拿夏瑜被剥下来的衣服变卖的管牢的红眼睛阿义，还有在老栓的茶馆里责骂死者“不成东西”、“贱骨头”和“简直是发了疯”的人们。一个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竟流的这样悲凉，这样的寂寞。作着内心的悲愤是可以想见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夏瑜坟墓上那个红白的花环。
　　
　　(张亚 河南省平顶山市工业学校 46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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