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杨刚的小说创作在叙事上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书写，英语话语是她叙事的独特追求，这种追求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社会意识结构和文化信仰体系等的制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杨刚在现实的境遇中与个性追求的交互作用中，逐步形成一种适应性的生存方式，将现实生活中特殊的矛盾和困境在文本中转化成自己选择的话语叙事的一种策略。
　　关键词：杨刚小说 他者话语 英语叙事
　　
　　杨刚，三十年代左翼女作家，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1月30日生于江西萍乡父亲的任所。成年后背叛贵族家庭，走向革命。作家、革命家、编辑、记者、政治家的名号集于一身，同时在她的头上又顶着各种头衔：建国前是大公报文艺副主编，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宣传处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还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在整个二十世纪女作家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影响了新中国建设的女中豪杰，却在1957年10月7日骤然自杀。对于她的死人们费思难解，作为党员选择如此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更是与崇高的信仰格格不入，因此她的追悼会只在小范围内进行，自此杨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杨刚的创作有诗歌、散文、通讯报道、文艺评论，小说创作则是杨刚文学的最高成就。在她的散文中她曾称要做时代的号筒；但在她的小说里，却充满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和理想，对自我和群体，对革命和传统的深情反思。在当时社会“他者”的强大压力之下，她所能做到的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小说，用自己的话语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从取材的角度划分，杨刚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两类：女性世界和革命者的世界。杨刚的女性书写和革命者书写是一种在实际历史境遇中的另类书写。杨刚以自己女性和革命者的人生实践，感同身受着现实和理想的尖锐冲突，去书写女性和革命者真实的不幸的和无奈的人生境遇。“杨刚的创作生涯即开始于一种精神困境的诉求，在每一时期的作品中，总能找到她的焦虑与不安。”[1]她的女性书写更多地关注女性生理、心理特征。她的革命者书写更多地关注革命者个体感受，反映的是他们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生存体验。作为男性世界里的“他者”和主流意识社会里的“他者”，杨刚的个性书写有别于现行的话语系统，为了有效地表达她的焦虑和困境，其文本的叙事策略就避开现行话语系统而选用“他者”话语系统。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个运作过程，权力是影响并控制它的根本因素。因此文学的叙事话语就不能不受“讲述话语的年代”的社会意识结构和文化信仰体系等的制约。三十年代左翼成为一支强大的文化系统。他们强调的是文艺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学主张和创作中，追求集体主义代替个性主义追求，自我融于集体，小我投向大我，和工农斗争的群像描写，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注重个性和人物内在心理的作品则被有意忽略了。主流话语与个性追求的碰撞、冲突始终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直是一种支配与反抗亦离亦合的模式。这种复杂的存在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杨刚小说文本中都有存在。尤其是她的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经萧乾的发掘才逐渐进入读者的视野，直到这时我们才全面透视到杨刚的精神世界。也许人们更多知道的是她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诗歌、散文和通讯报道，而她的对个体自我的有效的文化诉求的小说则被有意无意地曲解或被杨刚以独特的选择方式自我掩盖。三十年代，杨刚在自己的写作中，已经颠覆了主流社会的话语，重建了自我个性传统，并且在颠覆和重建的过程中探讨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要进行有效的重建个性追求的内容和自我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以与主流话语不同的文本编码与主流文本并置，从而达到上述目的。于是她选择了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英语写作。
　　《肉刑》[2]有意进行了一种“他者”话语的尝试，这种英文书写着重利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女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女性特有的生理感受，同时夹杂着人物矛盾而痛苦的两难选择——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矛盾，个体的诉求和集体观念的冲突。小说中处处彰显着女性的革命者“我”的无处诉说也无人诉说的肉体的磨难、苦痛和精神上的矛盾、痛苦、无奈和挣扎。写作《肉刑》时，杨刚尚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应美籍教师斯诺的邀请而作，写成后发表在斯诺编的《活的中国》。《挑战》[3]写于美国，书中既写出了杨刚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的接纳，对其中的合乎人性的部分甚至于不无赞赏的成分，更甚的是在小说中，杨刚以人性的视角对于当时主流社会所崇尚甚至于神圣化的革命进行了理性的审视，评判了革命的残酷性和非人道的一面。后杨刚回国，小说打印稿留在了美国。《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自传》，只有“童年”和“狱中”两节，“童年”讲述了大家庭中女人地位的低下，时势的变化和私塾制的残酷。“狱中”讲述了燕大时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后的情形，叙事简明、生动曲折，不妨当做小说阅读。这两节自传的原稿是杨刚的朋友萧乾于一九七九年访美时，在印第安大学菲立普·魏斯特教授的协助下，从她的燕京大学的老师包贵思的遗物中发现的。[4]通过对文稿的处理，我们能看出杨刚对于自己无论是从主题内容还是审美追求上悖逆主流意识的作品的谨慎小心态度。
　　韦勒克和沃伦认为：“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5]在杨刚小说文本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用英文的话语书写被当时的“中国文艺界视为禁区的社会题材”[6]。女性的革命者形象，中国旧式的家族，中国独特的革命……看起来似乎不伦不类，然而话语与书写内容的差异性构成了杨刚文本所特有的个性修辞手法——一种话语修辞的特质和内涵。这种特质和内涵既区别于主流文本的编码，也暗含了杨刚潜在意识中这种“他者”话语的合法性，同时作家以这种特有的话语叙事方式超越了话语之间的屏障，使文本成为差异性表述和“魅力”生成的潜在动力。语言的悖谬是一种终极的悖谬，杨刚将英文写作作为某种社会实践的方式，以有别于主流话语的书写来建构自己的小说文本，创造了独特的文字编码形式，从而完成自己个性叙事的追求。也许这也回答了人们对“杨刚为什么用英文写作”[7]的疑问。
　　杨刚借助英语叙事，将难以言说的思想代码以迥异于主流语言的形式进行编码，这就以文本的方式既确立了个性自我的存在，又有效地进行了文化身份的定位，杨刚的书写和叙事构成了三四十年代叙事中独具风格的文本特色。在特殊的政治叙事语境下，这种书写和叙事策略为丰富文学文本提供了例证，是少数作家在一个难以实现自我自由书写的背景下，实现文化诉求的策略，这构成了文学领域新的平台，并为人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探索的余地。在这里英语写作成为了杨刚自我书写的独特的文学修辞行为。
　　
　　注释：
　　[1]杨晶：《杨刚之死》，读书，2009年，第1期。
　　[2]杨刚：《肉刑》，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第140页。《肉刑》原名《日记拾遗》，发表于1934年斯诺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上，原文用英语写，署名失名，发表时杨刚要求不要披露其真名。
　　[3]杨刚：《挑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写于杨刚1944-1948年留学美国时期，1948年回国时，她把这本书的原稿交给了美国友人奥尔加·菲尔德夫人保存。1978年菲尔德夫人去世，1982年菲尔德夫人的丈夫在清理家务时，才发现了这本书的手稿，书页上写着“A.NOVEL.BY.YANG.KANG”。1987年，著名翻译家陈冠商把它译回中文，并命名为《挑战》。
　　[4]萧乾：《杨刚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9页下注。
　　[5]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115页。
　　[6]按中译：《日记拾遗》，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第140页。
　　[7]《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第140页）的译者按中说道：“杨刚为什么用英文写自传？不清楚。”《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509页）的下注也提到：“杨刚为什么用英文写自传？包贵思怎样保存了这两节自传？尚不清楚。”
　　（张文英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成人中专学校 476100）

• 张文英： 他者话语叙事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7期
• 张文英： 生命的追问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