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白居易被贬江州。白居易在同年腊月《与元九书》中提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白诗虽浅近质朴,但情感始终是诗歌创作的灵魂,情是根本,由“情”派生出“言”“声”和“义”,对“时”“世”的情感关注是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白居易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功用,自我和百姓的情感则是比兴美刺的一面镜子。白氏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的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喻诗和感伤诗,而不是闲适诗和杂律诗。然而白居易创作《琵琶行》时情感又是复杂的。
(一)从永贞(公元805年)革新的历史影响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时的“无情”。《琵琶行》提到“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看似“无情”。从表面上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是因为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笔者按:淮西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与河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沆瀣一气,他们又勾结朝中宰臣,派刺客行刺主战派领导人物,以减轻宪宗皇帝专心剿杀的淮西节度藩镇的危难,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受伤。主战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先后辞世,副宰相欲捕刺客,但刺客很嚣张,副宰相见一句“勿急我,急则杀汝”则作罢。温和派和反战派说武元衡任职宰相两年间,使中原及两河连续突发叛乱,责任在武元衡,武元衡咎由自取。甚至有人上疏“请罢(裴)度官,以安二镇(淄青、成德)之心”。但宪宗中兴,时装度眷顾信任之心甚隆,升其为宰相,把求和的宰相李逢吉及其亲信调离朝廷,裴度得以数年专征淮西,最终削掉盘踞多年的淮西重镇),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却被指责乃至贬官。朝臣认为,即使是宰相被刺杀,“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白居易)何反忧国之甚也”。作为太子属官,白居易也明白不应该越俎代庖,但朝廷大小官员对此“大唐国耻”都保持缄默,于是白居易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岂料居心险恶者竟然捕风捉影地说白居易浮华无行(疑指白居易父母“舅甥联婚”,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执着于男女自由恋爱),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裴度后来查验此诗是白居易在熬压尉任上所作,方信无看花坠井之事,裴度奏任白居易为河南尹刑部侍郎事。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令一出,中书舍人王涯(永贞革新时的中间派,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制科案中为翰林学士,审核卷宗时没有回避外甥皇甫浞受宰相李吉甫打击,后死于“甘露之变”)上疏论之,说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理州郡,宪宗追诏授江州司马(由五品赞善大夫降为从九品将佐郎)。
白居易贬官江州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直谏,无异于揭穿了上文所提到的藩镇与某些守旧宰臣及宦官相勾结的微妙关系,而这些人还忌讳着永贞革新中白居易对韦(执谊)王(叔文)之党的支持。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九品闲职的校书郎白居易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为人上宰相书》(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四十四),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疗救天下人的疾苦。考查永贞革新与白居易的主张,在裁抑宦官、罢免宫市、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等问题上大略相合。
况且,白居易冒犯过众多显贵人物。白居易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子孙赎宅,白居易切谏而止;白居易上《论太原事状》抨击了听命于权宦的藩镇严绶、裴均,还谏止宪宗授予河东王锷平章事。对既有拥立宪宗大功又掌大权的宦官李辅光、刘贞亮(即俱文珍)的跋扈,白居易视若嫉仇。白居易谏阻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他还说宪宗皇帝犯下了大错,宪宗皇帝脸色突变,愤愤不平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白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浙西观察使杖死安吉令、河南尹诬杀太学生等十余事,元稹都加以论奏。之后,河南尹房式犯罪,元稹又加以弹劾,按旧例先停止职务,然后对薄公堂,朝廷召元稹回朝,途中,元稹住宿敷水驿,宦官仇士良夜至,元稹礼节不周被宦官打伤脸皮。宰相及朝臣以为元稹年轻,没有树立威信,有失谏臣体统,因而贬为江陵(今属湖北省)士曹参军,后又移官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论稹无罪,对于争驷馆而鞭辱御史元稹的宦官,再三上奏论理。白居易也累疏切谏。
凡此种种,无不刺激着那些权贵,从而为白居易贬江州埋下了祸根。
父母的“舅甥联婚”及白居易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识声律,但直到二十九岁才参加进士科考试、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三十多岁迟迟未婚、父亲白季庚死后家庭生活的窘困等等情况都加重了白母的病情,白母陈氏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回老家丁忧三年后,这件事仍被人作为乖违名教,可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不遵守名教的人是不能治理天下的,这无疑剥夺了白居易从政的权利。这是最恶毒也是最具有釜底抽薪意义的攻击办法!
在这样无耻的污蔑和打击下,白居易的济世之志顿时烟消云散。
(二)白居易怎样做到“无情”和“恬然自安”的?江州崔刺史礼待白居易,白居易因此得闲散。白居易在九江,地近陶渊明隐居地,为学陶渊明提供了方便,陶渊明于是成了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能诗意地栖息在陶渊明的人生艺术与艺术人生的精神境界里也是一大乐事。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人“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朝餐惟药菜,夜伴只纱灯。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补充道: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悠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早在贞元十九年(803年)他就感到:“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初除(京兆)户曹(参军),喜而言志》)早期接收的北宗思想在这时又得以滋长。白居易心中知足不辱、贵生乐生之思渐长,“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可以说,在江州的四年多时间正是白居易实现儒释道三教思想交汇的时期,用释、道思想和五柳先生的生活方式来安抚困顿的儒家胸怀是最好的调剂办法。
(三)从白居易与朋友、亲人的情感来看,他又是有情的,有至情的。母亲惨死后,三岁的独生女金銮子夭折,白居易出于名门而无子,至亲亲人的离去使白居易更感孤独。朋友情成了此时慰藉白居易的精神支柱。白官职低
微,生活困难,同科进士、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元稹时常分俸援济。白居易没有钱给母亲买药治病,母亲惨死后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老家,是元稹的关照才使他度过了难关,这份友情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贬江州时,元稹移官四川通州,元稹正患疟疾,听说白居易也贬官非常吃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人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感于“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报以“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舟中读元九诗》)。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不见元稹,白居易往往借助梦境会晤好友,白居易《梦微之(即元稹)》感慨道: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仍津津乐道于这种友情:“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可见,友情是白居易此时驱遣苦痛的安慰剂。在山寒水瘦凄凉地,能有“客”和琵琶女这样的朋友是莫名的快慰。长兄等亲人是元和十二年才来看望他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拥有朋友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受连累。白居易与牛党的重要人物牛僧孺、令狐楚相互敬重;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妻从兄杨虞卿后来就被奉为牛党之首。因此白居易与牛党人物关系是密切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预感有必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避祸。白居易又与李党元稹、裴度过从甚密。元和三年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浞皆指陈时政之失,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说:“今陛下明下诏令,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妒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因此招致宰相李吉甫的不快,终为李党及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剪抑。闻琵琶而心有戚戚焉的朋友成了同悲戚共欢乐的天下士人的写照。
(四)从白居易的爱情观来看他的至情至性。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后自彭城令擢拜徐州别驾,白居易居徐州符离,与湘灵互相爱恋。当时,白居易十九岁,湘灵十五岁。但父母坚决反对,父母给他包办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因拗不过他而作罢。白居易38岁左右才与杨氏成婚。白、杨夫妻燕婉情深。从《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诗中,可以看出这段纯真、自由、平等的恋情在白居易心中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年老色衰的琵琶女惨遭商人无情地抛弃,强烈地刺激了白居易的愤愤不平之情。二人思想共鸣之处除了出自京都、才华出众而落魄失意外,爱情遭际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在文人狎妓之风盛行的唐宋时代,白居易也喜欢和歌妓酬和,白居易老年时候仍蓄养多名歌妓。在白居易时代,有的歌妓竟然以会歌唱白学士《长恨歌》来提高身价,但在这场浔阳江边的歌诗会中,与其说白居易和琵琶女是他们指望通过双方的艺术作品彼此提携,倒不如说二人借此以达成感情的共鸣与代偿,暂时弥补彼此身心疲惫的缺憾。白居易完全把琵琶女当成了精神上平等的朋友看待。
[参考资料:]
①据《白居易集卷四十四·与杨虞卿书》,白居易给杨虞卿的信中说:“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此足下与崔、李、元、庾辈十余人,为我悒悒郁郁长太息者也。”
②“舅甥联婚”还是“中表结婚”?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后丁戊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先祖及后嗣》。“中表结婚”:岑仲勉《隋唐史》(415)。两说并存: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笔者认为,中表婚不会被世人所诟病,舅甥婚才为世人诟病。
③据高彦休《闽史》记载,白母因“悍妒”得了心疾以及自杀事件京兆尹裴度曾经过问,又据《香山白公年谱》(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木刻本《白氏宗谱》卷八)裴度辨识其诬,并对白居易加以保护。
④《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新唐书》卷一一九类同。
⑤张学忠毛妍《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⑥《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乃芈姓白公胜后代,有秦将白起等,据白剑《白氏家族考》:白氏郡望太原,曾祖父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自湟又迁居河南新郑。白季庚任职河南时,白居易就出生在河南新郑东郭官宅,白居易丁忧时回下邦闲居。从李商隐为其撰写的墓碑铭中可知白居易以兄幼文次子景受为嗣子。
⑦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四月十日夜致元稹书信。
⑧(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认为:在对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党积极;牛党消极。在科举诗赋取士及座主门生等问题上,关陇地区牛党中小地主热心科举,山东地区李党则重门第。
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因科举问题结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认定应制科的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浞和前进士李宗闵攻击自己,结果主持考试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翰林学士裴珀、王涯被贬。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海南岛),党争以牛党取胜结束。然而朝臣“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转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双方之间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核心人物有杨汝士、杨虞卿等;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元稹)。
⑨贺佳妍《宋代赠妓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吴熊和《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词学研究集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王昌龄也以旗亭听唱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