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一书的命意与框架。认为全书可以用“立意高远，角度刁钻”八个字概括，是一部资料详实、论证有力的为当代旧体诗词的正名之作。同时文章认为全书在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士人之诗、新台阁体与地下诗歌等概念的使用上既恰当又充满新意。
　　关键词：旧体诗词 文学史观 诗学形态 新台阁体 地下创作
　　
　　胡适说他有“考据癖”，我觉得自己也有某种“历史癖”，我总觉得一切学术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当我第一次翻开李遇春教授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的时候，我有一丝“不解”：我没有看到一部规模宏大、叙述完备，可称为一代诗史的文学史巨著。我看到的其实是一部高质量的论文集，包括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老舍、沈从文、胡风、茅盾、姚雪垠、臧克家、何其芳等在内的十二位现当代文学名家的古体诗词专论。一人一章，加起来十二章。很显然，李遇春教授没有“贪大”没有“贪全”，他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印记，用四五年的时间把每一个作家的旧体诗词情况都细致地梳理了一遍。透过全书，我们看到的是李遇春教授的耐心与实学精神，不急不躁，不求一步登天，只为积累，以小胜换大胜。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
　　一
　　关于这部《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我觉得用八个字可以完好地概括，这就是“立意高远，角度刁钻”。
　　有句话叫做“好的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最终要映射到某个实际问题。即使是“为研究而研究”，也有其最终的价值评判。一项拿了大量政府经费的研究，如果几十年内，没有长远价值的体现，其研究成果最终会销声匿迹。而李遇春教授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有其鲜明的问题意识，李遇春是“带着问题在思考，带着问题在研究，带着问题在写作”。其“问题”就是二十世纪古体诗词到底算不算二十世纪文学的一部分，需不需要给当代旧体诗词以文学史地位？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胡适提倡新诗以来，古体诗逐渐退出文学史的舞台。按照当时盛行的文学进化史观，新诗要战胜旧诗，新诗要兴盛，旧诗要消亡。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这种观念看待文学，这可以名之曰“文学进化论”。如果中国文学就此发展得非常好，出现大量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文学输出国，那当然这种“新诗淘汰旧诗”的“文学进化论”，就被实践所证明，从而加冕为最正确、最深刻、最全面的文学真理。然而当代文学的现状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人全盘否定当代文学的成就。于是乎关于“新诗淘汰旧诗”的“文学进化论”也开始遭遇反思，而李遇春教授正是这批反思人群中的一位。在全书的前言中，他指出：“从中国诗史的演变来看，一种诗体一旦产生，它可能会边缘化，但永远也不会消亡。”
　　其实，我们当年所谓的“新诗战胜旧诗”的“文学进化论”，是不全面的，缺乏文学史甚至生物发展史的案例支持。例如猴子进化成人了，但猴子没有消亡。单细胞生物是简单的，然而单细胞生物直到今天在地球上依然生存得很好。生物进化不是绝对地表现为一种生物取代另一种生物，而表现为一种生物在另一种生物的基础上诞生，进而或者并存，或者二者灭一，或者二者俱灭。因此文学进化不是绝对的表现一种文学样式取代另一种样式，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样式在另一种文学样式的基础上诞生，进而二者并存。正如李遇春所说“况且从历史上看，词兴诗未亡，曲兴词未亡，同理，新诗兴，旧体诗词也不会亡。”显然这句话是李遇春文学观的核心，也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立意”所在。其“高远”就高远在用理论研究为文学发展张本，用理论研究扫清文学障碍。
　　因此，《中国当代诗词论稿》不是一部“从书斋到书斋”的理论作品，它是在书斋内指点书斋外的文学发展。从2009年开始，李遇春与诗人柳忠秧、武汉大学教授樊星以及笔者等人发起了一场为古体诗词摇旗呐喊的古体复兴运动。但其实这是一场迟到的“为古体诗正名”的古体复兴运动，因为在2010年中国顶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第一次规定古体诗可以参评诗歌奖。这算是古体诗悄悄的获得承认，虽然2010年并没有人因古体诗词获鲁迅文学奖。但这个奖迟早是要有人得的，迟早要引起舆论界的瞩目，迟早要引起文学观的巨变。
　　《中国当代诗词论稿》一书的出版为古体诗词重新走入文学史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其力度是空前的，其震撼也是空前的。《中国当代诗词论稿》一书刁钻的研究角度，让凡是阅读过全书目录的读者均会对李遇春的“选题能力”感到震惊！他竟然能够选取这样一个角度，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老舍、沈从文、胡风、茅盾、姚雪垠、臧克家、何其芳等十二位现当代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还有比这更具有杀伤力的吗？这些人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健将，给人印象他们都是旧体诗词的对立面。然而李遇春的研究告诉我们：错了！他们不仅是新文学家，也是旧文学家。他们中的个别人旧文学的成就甚至超过其新文学成就。于是乎这就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论辩对手只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便是如此，且不要说大量旧派文人视旧体诗词为生命，如果连一大批新文学运动健将，都是旧体诗词的忠实写作者，那么怎么有理由说新诗已经淘汰了旧诗？怎么有理由说旧体诗词没资格进入文学史呢？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2005年，钱理群在与老友袁本良合编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中，写了一篇长篇自序《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文章指出：“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旧体诗词写作已经边缘化，但它也并没有按进化论观点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淘汰，被新诗所替代。……创作并未中断；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新文学的作者，都有旧诗词的创作……其中最有意思的可能是‘新文学作家(包括新诗人)的旧诗词创作’的问题。”显然李遇春就是循着钱理群的思路，进行了一番深入全面的实证研究！
　　二
　　以上谈的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选题与立意，而一部作品还存在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每一章怎么来写，写到什么程度，资料挖掘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概念框架来分析，分析归纳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摆在每一个研究者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读过全书之后，我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以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与士人之诗三个概念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
　　晚清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比较明确的区分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而李遇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一个士人之诗（仕人之诗）。这个三分法非常好，李遇春就是用这个框架来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生涯。按照李遇春的分析，郭沫若早期是诗人之诗，晚期是仕人之诗，而学人之诗夹杂在中间。这个分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并不让人觉得牵强附会。
　　可见，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与士人之诗这种提法确实可以推广，且不说古诗，即使是现代诗歌领域，这个区分也是很明显的。有一派当代诗人强调感悟、强调生活、强调书写自己的内心，写得都是一些直白的、粗浅的东西，他们大体算作诗人之诗。有一派诗人身居大学，担任教职，他们写的诗，文字佶屈聱牙让人不知所云，自称知识分子诗人，他们就是学人之诗。还有一派有一定的官职，同时喜好舞文弄墨，这就是仕人之诗。
　　第二、新台阁体的提法。
　　台阁体是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诗风，体现了洪武朝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其代表人物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台阁体在艺术追求上提倡“雍容典雅”，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
　　按照李遇春的分析，建国后爆发的古体诗歌热，实际上就是一场台阁体文学运动。以毛泽东为核心，包括了朱德、董必武、陈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此再辐射到文学界包括郭沫若、茅盾、臧克家等人。实际上严格来说，郭沫若、茅盾、臧克家等人都是高级干部，也算是台阁体的主力。
　　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台阁体的文学圈子，确实是分析解放后古体诗歌运动的关键。只有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清楚，我们对这段时间的文学状态才会有更深刻的发现。尤其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依然活跃的老干部诗歌，就是直接受这种台阁体文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作为文革地下诗歌的古体诗。
　　按照教课书的提法，当代新诗史是从文革地下诗歌开始的，随后朦胧诗真正将新诗推广开。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叙述。因为既然是地下诗歌，那当时的影响就必然很小。古体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
　　胡风、沈从文等在解放前风云一时的作家，进入新中国以后，都逐渐沉寂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不再被人所关注，然而李遇春的研究表明：在那个无法发声的时代，他们在用古体诗歌抒写着自己的心曲。因此他们的古体诗歌应该作为文革地下诗歌的一部分。这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
　　说起来，李遇春教授2002年获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是解放前后的新文学，包括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对这些人显然是有深入了解的，然后他以此为切入点，从事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从新文学家的新文学研究，到新文学家的旧文学研究，再到旧文学家的旧文学研究，这是一个三部曲。李遇春教授已经走完了第二步，目前正在走向第三步。
　　当他把那些旧文人的旧体诗词，进行深入地清理之后，我相信他的一部力作《中国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史》将会问世！我与其他的读者一样，期待这部作品，期待这部作品给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带来的新冲击！
　　
　　郑祥琥，知名财经作家，1983年生于江西，南开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国新闻网财经部。

• 郑祥琥： 评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