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汪政文学教育2011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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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03

[ 汪政文选 ] 　　

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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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

◇ 汪政

　　汪政，男，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61年8月生，江苏海安人。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朝花夕拾导读》等，并获得多种文学奖项。曾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主编、参编大、中学教材多部。
　　
　　我近来对文学思考得比较多，可以概括为三个词组，中国经验、人道情怀、精神追问。下面就简要谈谈我在这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中国经验
　　
　　在目前的文学界，甚至文化界和知识界，“中国性”、“本土性”、“地方性”以及“中国经验”正在被广泛讨论。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讲，最朴素的最基本的中国性与中国经验应该是对中国现象的书写。中国人写中国事应该是最朴素的道理。当然，将中国经验等同于对中国事情的表达是幼稚的和表层化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事情应该是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其次才会是进一步的比较与深度勘探。从这个角度去检讨，许多中国事情似乎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表现，它们正面临着被遗忘的境遇和早已被完成书写的错觉。
　　因此，当一些作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自觉地在文学实践中予以表达时，从大的方面讲，这不仅是对中国的书写，也是对人类记忆的保存，是对世界的贡献。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莫言的《蛙》，这两部长篇是对几十年前中国乡村医疗制度的反映，那个制度曾经惠及中国几亿农民，而赤脚医生也曾经是中国乡村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两位作家的写作让人们联想到许多关于中国医学与社会保障的事情。医学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生命与疾病，如何医治疾病，如何建立自己的药物体系、诊断体系、治疗体系、防疫体系，以及相关的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一切都与其他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水平、科学水平、自然背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医学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同时也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中国当前的医疗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焦点，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似乎已成痼疾，让人无可奈何，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它对社会文明的潜在作用都难以预料。正因为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疾病连同医学从古到今文学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话语传统，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作家对这个问题完全本土化的书写。
　　还有计划生育制度，也是一桩十分中国化的事情，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实行这一制度吗？不多，印度算一个。文学当然不是制度史、经济史，它主要不是去表现一个国家如何实施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配伍的人口政策，而是侧重表现它的其他层面，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生命意识、家族血缘意识的冲击。河北有一个作家桑麻，他长期在乡镇基层工作，抓了多年的计划生育，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去年他在《美文》上开了一个专栏《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专注于这一题材的写作。有叙述，有反思，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许多故事，真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人性的拷问，对生命与尊严的挑战，充分展示了传统与民族的文化性格。
　　前几天我刚读到郭文斌的长篇新作《农历》。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但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人们，尤其是都市的人们，现在对农历已经不那么看重了，有多少人还按农历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据说最早诞生于夏朝，后来经过了多次修正。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出来的，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且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郭文斌这次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乡村早已破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歉，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韩东的《知青变形记》也是一部书写中国事情的作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社会史、人口史、教育史与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遍及中国的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与之相联系的父母、家庭、学校与社会，影响了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所有这些影响可以说至今还存在，但却并未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罗晓飞的知青，他为了表现自己，积极要求为生产队饲养耕牛。在极度枯燥的日子里，对性的渴望在知青群里以各种想象的方式被谈论，包括对生产队的这头母牛。但这一纯粹的笑话在当时的语境里被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被坐实，而罗晓飞成为同伴逃脱镇压的牺牲品，他被诬陷强奸母牛，成为破坏春耕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将被枪决。恰巧此时生产队里俩兄弟打架，为好扎死了弟弟为国，于是，社员们便将罗晓飞顶替了为国。死了的为国被替换成了畏罪自杀的罗晓飞。于是，一切都变形了，生者成了死者，知青成了土著农民，未婚者成为丈夫和父亲。罗晓飞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但也遭遇到人生的一系列尴尬与困难。他在村民那儿是一个异样的存在，他必须为自己，也为他人守住一个有关生死的天大的秘密。他再也无法加入到知青的行动序列中，不必再“受教育”，但也无法招工、回城。在经过一番努力和挣扎宣告无果后，罗晓飞在小说的结尾为“罗晓飞”进行了祭奠，作了永远的道别。
　　我以为这部作品最有意味的就是对乡村文化的书写。《知青变形记》虽然写的是知青，但却是在乡村文化背景上进行的，知青的命运始终与之相关。在老庄子，存在着如社会学家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前者指的是显在的国家政体及意识形态，如作品中的县、公社、生产队等农村政权、“知青办”、王助理以及“人保组”等，后者就是老庄子的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之上的隐性秩序和一系列乡规民俗，它被大传统批为“封建”，但却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老庄子，福爷爷是富农，在当时，他是被专政的对象，然而因为他“是老庄子上的长辈，虽说成分是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事实上，变形记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正是以福爷爷为首的村民们的智慧，这是一个极为严密、关系重大的事件，事关一个杀人犯（为好），一个现行反革命犯（罗晓飞），以及相关的家庭与人物，需要精心的策划与默契，它竟然能够被成功实施，足见“小传统”的力量。对这个在“大传统”看来是一个违法的反革命事件，福爷爷有着乡村宗教的合理解释。罗晓飞因为成了为国，自然不可能再谈他与女知青邵娜的爱情，这一切福爷爷认为都是必然的。因为“上辈子”邵娜欠罗晓飞的，罗晓飞又欠为国的，“都是报应，都是有因缘的！”可以说，小说中的变形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一次戏弄与反抗。作品在知青之外对乡村文化如此的书写在以前的知青文学中极为所罕见。当然，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式与聚集方式看是多种多样的，有这种下插式，也有知青点式的集中管理，还有知青农场的准军事化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都不存在纯粹的、一致的知青文化，知青都生活在各种文化的撞击、交叉与渗透之中，而且，他们也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走来，带有原先的印记。因此，对知青的书写，理应照顾到这些因素。甚至，知青还可以是一个角度，可以上达到对目的地文化的陌生化观察。如果要说到《知青变形记》的中国经验特质，不但是它对知青这一特定群体与事情的书写，更重要的就是对这一群体进入乡村文化后的异质化过程的戏剧化叙述。
　　
　　二.人道情怀
　　
　　文学是人学是一句老话了，但我们却不能保证我们就对这句话理解得很好，很透彻了，更不能保证我们在实践层面做得已经到位。在当下，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文学与现实、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们不关心文学了。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时大家都是怨天尤人地从外部找寻原因，为什么不从内部找？要知道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运动都与文学相关，甚至就起于文学，而现在呢？当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时，有谁还想起来到文学中去找答案，文学又在什么时候向人们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恍然大悟的问题？文学不关心人了，人也就不再关心文学。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社会变化剧烈，阶层起落明显，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文学何为？是不是也要开启文学的“民生工程”？这确实需要认真思考。文学当然不能充当现实手段，但却不能没有人道情怀。文学应该永远关注生命、生活与生存。
　　王安忆对一些青年作家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写作进行过批评，她认为一篇小说要考虑到人物是如何生存的，这是小说的物质基础。她认为一个小说家要有“世俗心”，她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王安忆解读作品，看重的都是作品中的人物是怎么生活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那日子怎么过得起来，关键在什么地方，困难在什么地方，如何一步步克服。过日子的过程就是小说展开情节的过程和人物形成性格的过程，也是反映现实揭示社会矛盾的过程。我们的许多青年作家是不是不屑于写这些东西，觉得不雅？他们喜欢高雅的东西，人物一出场，就像有万贯家财似的，除了谈情说爱就没有别的了。用王安忆的话说，这样的小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一个物质的基础。毕飞宇也有相似的立场，他有一个文学演讲，他将“世态人情”比喻为“小说的拐杖”，意思与王安忆也是一样的，他说，“世态人情是要紧的，无论我们所坚持的小说美学是模仿的、再现的、表现的，无论我们的小说是挣扎的、反叛的、斗争的，世态人情都是小说的出发点，你必须从这里起步，你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说的物理世界。”“世态人情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东西，这个貌似不那么高级的东西，特别容易被我们这些小说家轻易地丢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不觉得，一旦丢掉，它的麻烦就来了。我特别强调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使小说写得更加有生命力，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就是这根不起眼的树枝，决定了我们的行走。”他说“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一个曾被人称为先锋的作家讲出这番话来是发人深思的。
　　我想以迟子建的一些小说来说说这个话题。迟子建创作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对俗世生活与普通人的关注，对温情或温暖的信仰。迟子建虽然写有大量的传奇作品，但她一直对当下的、日常的生活，对占绝对多数的普通人保持高度的关注。她认为这些构成了生活的主流与主体，虽然它们可能因为缺乏刺激而不被感知，因为重复而被熟视无睹。她说：“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作家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甚至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这里才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我们只有在拥抱平庸的生活时才能产生批判的力量。”《福翩翩》写的是两个普通人家相濡以沫之中不乏误会与龃龉的故事。柴旺原先还有一份工作，后来失业在家，儿子又蹲了监狱；刘家稳残疾在家，凭媳妇刘英做教师养家糊口，两个女儿和和、顺顺考上了大学，经济就更显拮据了。这两家左邻右舍，平常有事都相互照应着。年关将至，两家正为如何过年发愁，忽然因刘家稳的一手好字有了刘家稳写春联柴旺去卖的主意，不想大有收益。刘家是冬天都舍不得烧火取暖的，更不要说为刘英颈椎病去买近千元的治疗仪了，但柴旺因卖春联的大风将“福”字吹到了一户有钱人家而得了一沓百元的“赏钱”后，背着两家人给刘英买了一台。本是一桩好事，却使两家陷入了误会之中，直到顺顺回来，并带回柴旺儿子在监狱里编织的福字才得到消弥。小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是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是平凡与贫寒人家度日的算计、交往的面子，延续生活的坚守与朴素的伦理和做人的自尊。作家没有将叙述流于贫富对立的简单批判，也没有滑入廉价的同情，而是深入到生活的肌理中去剖析和挖掘人性的力量，那些乐观、勤勉、关爱与自尊。《起舞》充分展示了迟子建对哈尔滨的书写能力。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援华入笔，擅舞的齐如云因为陪苏联专家跳舞而有了混血儿子齐耶夫，自此长期受到歧视与迫害，孤儿寡母搬到了贫民区老八杂历史上的舞场半月楼。出生贫寒、爱情不如意的丢丢知道齐如云的故事后找到了她，并与齐耶夫结了婚。她融入了这个家庭，融入了老八杂，也融入了半月楼久远、神秘而又传奇的历史。丢丢虽反复努力也未能阻断老八杂的拆迁，却为之丢了一条腿。但一切总会过去，重回老八杂，虽然面貌大变，但丢丢与老八杂的老住户们还得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这样的复述其实省去了许多线索，因为小说的结构是树状的，不断分孽出枝杈，因此小说是全景的，它要展示哈尔滨不同地区的风格与文化，特别是老八杂这样的老区的过去与现在，要展示生活在其中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存方式。《起舞》的特别之处，也是它的温暖之处在于呈现了被普通生活所掩盖的内在的奇异之思，内在的冲动、欲望与梦想，那源于历史深处的离经叛道的力量。这种梦想与力量在非常之时非常之人可能会使其成为现实，但在普通人身上或许是陷匿不现的，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它们是不存在的，正是这种力量给普通生活以支撑并使之充满诗意与光辉。作家就是这样去刻画丢丢的，从传说中半月楼的舞女蓝蜻蜓，到齐如云，再到丢丢，构成了一条血脉相续的性格链，昭示着世俗生活与普通人涵蕴着的“坚定心灵”。这本小说集中的《第三地晚餐》去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当然值得细说。在小说的开始，主人公陈青留给人的是高雅、美丽、富于个性的印象。但是随着叙述的展开，陈青的家庭，陈青的初恋与社交，一一得到了补叙。她的无能却风流的父亲，坚强、勤劳而偏执的独臂母亲，按黄、白、红一字排开的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或弱智或乖张但都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的兄弟姐妹，以及竞争激烈的、处于社会神经中心的传媒业的工作环境，还有虽然早已过去却无法忘却的伤痛的初恋……陈青所面临的就是遗憾、屈辱、厌恶、疲惫、压力。但她的社会角色却使她不能不举起色厉内荏的盾牌，她不能失败，所以她还得去帮助无助的母亲，应付生存窘迫的兄弟姐妹，她必须以虚拟的第三地旅行去接招马每文同样是虚拟的第三地旅行，而与此同时，是她背后的放纵与崩溃……小说的结尾部分节奏明显加快，父母亲的凶杀，继女的遭骗，丈夫的绝症，兄弟姐妹进一步的困顿，单位委婉的提前下岗的通知，使陈青面临全面的困境。但是高潮之后迟子建依然约束我们一抹温暖的亮色，显示了生活的宽容与人性自净与自我修复的能力。我还要特别提到《花牤子的春天》，因为它体现了迟子建温暖的信仰中一个典型的书写途径，那就是对一些畸型人物，如弱智、疯癫、残疾、老人、小孩等特殊人群的同情、悲悯以及对他们身上所蕴藏的美丽人性的开掘与呈现。《花牤子的春天》中的花牤子原来叫高牤子，因为他“花”，无法自控自己的性行为而被人称为“花牤子”，并因此无法在村里生活而由老父亲带着背井离乡，直到在外打工伤了命根没法再花，才回到故乡做起了电磨磨粮的生意。表面上看，生活虽然好起来了，但是前事与今天的纠葛依然不断，打击一个接着一个，老父亲的猝逝，自己又失去了左手，几乎使他无法生活下去。但就是这样一个身心残疾的人仍然有着朴素的价值观、同情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同情与援助他人，并为乡村淳朴的民风充当保护神，哪怕受尽误会与歧视。
　　这就是迟子建经常讲述的故事，它们是普通的、世俗的，人物是庸常的、卑微的，但是就是如此质地的生活，经过迟子建的书写，被打上了美丽的色彩。伤痛，不幸，世事难料，但却在感伤中有慰藉，在艰难中有希望，在冰冷中有温暖。迟子建为俗世的生活找到了意义，为普通人的存在进行了价值诠释，从而使她成为当代中国最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之一。作家苏童理解得非常准确：“她在创作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宽容使她对生活本身充满敬意……她也许是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她也许站在世界的边缘，但她的手从来都是摊开着，喜悦地接受着雨露阳光。”
　　这些作家的立场，包括迟子建的小说都值得深说。我想提出一个新概念，即文学的“社会化”。我的基本判断是，文学开始进入一个高程度社会化时期。这一判断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开放，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人类活动的社会化日渐明显；第二是文学，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也在不断社会化，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强大的今天，社会为写作与阅读提供了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资源与空间，以前纯粹是个人化的“记事”行为，现在都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个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与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社会参与的热情、责任与可能性不断增大，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文学对社会的新关注。相比起八十年代的纯文学，九十年代的零度叙事，当下的文学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现实，现场感明显提高，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化。比如，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社会变化剧烈，阶层起落明显，贫富差距加大，多种矛盾突出，这些问题在文学中正在得到反映，我说文学要开启“民生工程”，只不过文学的民生工程并不是实践层面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社会，文学已经学会如何恪守自己的领地与责任。它的社会化虽然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关，甚至与社会热点一一对应，迅即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对重要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度剖析，但它常常体现为理性的批判、道德的诉求、情感的慰籍、精神的追问与灵魂的安顿，我称之为社会关怀，所以，我将这一类创作称为“社会关怀文学”。
　　当然，人道情怀、社会关怀不一定只是对世俗生活的肯定，有时恰恰相反，比如，毕飞宇在谈到自己近期的创作时说道：“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的。”所以，有时并不是儿女情长，倒是批判，有时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道情怀。
　　
　　三.精神追问。
　　
　　小说或者文学最终的指向肯定是精神，而且是形而上的精神。其实，指望文学能解决人们现实中的困难与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但文学应该给人心灵上慰籍，让此岸中的人们感受到彼岸的神光。在讨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与西方文学的差距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缺乏宗教，所以，文学总是缺乏神性，缺乏深度，缺乏引人向上的东西，缺乏终极的关怀。不能说他们讲的完全没有道理，起码是一种看法。不过，中国作家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对意义，对价值，一刻也没有放弃追求。
　　文学一直参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就以中国近几十年长篇小说来说，它的演进与中国思想精神之旅可以说是同步合辙。早在思想解放之初，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戴厚英的《人啊，人》就将人道主义等思想引进到创作中，改变了中国当代长篇的思想资源库。紧接着是更为激烈的先锋文学，它将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人文思想引入中国，广泛而深入地开启了中国当代长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刘恒的《虚证》通过心理分析的手法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残雪的《突围表演》、孙甘露的《呼吸》、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吕新的《抚摸》、洪峰的《东八时区》、潘军的《独白与手势》、东西的《耳光响亮》等作为先锋长篇的代表作以前卫的姿态将萌芽于中国当代精神领域的荒诞、孤独、恐惧等负面情感予以放大，通过超现实场景的设置，奇特的人与人关系的模拟和象征、隐喻等小说修辞，揭示出现代人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
　　而几乎与此同时的是文化寻根，它是思想向另一极的突围。从宏观上，它是在中国思想与世界接轨后，在现代精神遭遇困境后，通过人类学途径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求助，也是民族与国家在遇到全球化压力后寻找立足之地的自卫。同时，它也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化的启蒙，在这个启蒙中，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生命等关系得到了新的认识，传统的文化性状与多样性，自然的先在性得到确认。在贾平凹的《商州》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从传统走来的清晰印记，而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我们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的现实状况触目惊心。这场运动到现在影响依然存在，许多生态长篇小说如《藏獒》等其源头都可上溯于此。而北村、张承志、马丽华、阿来、范伟等作家宗教题材长篇小说的写作也可视作它的延续与深化，客观上也体现了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宽容。北村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从西方宗教思想中获取资源，在忏悔与救赎之中寻找出路。而马丽华、阿来与范伟则采取较为客观而写实的手法寻绎佛教、东巴教、天主教等在特定地区的传播与繁衍，探讨它们与各种传统文化的冲突、影响、共存与相互吸纳的过程，重新认识宗教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意义，并通过人物命运的书写与性格的塑造来凸现不同宗教理想和它们在重建现代人价值体系中的巨大作用。
　　新写实前后，由于西方阐释学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加上在社会生活中俗世主义的流行，当代长篇出现了零度写作的倾向，拒绝意义，拒绝情感的投入，成为许多作家的写作姿态，体现在具体写作中就是对深度模式的放置与对停留在表象的描绘。现在看来，这本身就构成当代长篇思想演化的一个环节，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它不但对许多人为建构的意义体系进行了解构，而且客观上对其后的意义建构确立了新的前提。
　　在这几十年的长篇写作中，有许多作家一直执着于当代人心灵世界的探索，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延续五四启蒙的传统，自觉地履行道义的担承，不断地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糟粕，特别是不断产生的新的思想痼疾，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思想勇气、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如史铁生、李锐、韩少功、张炜、阎连科等。他们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思想方向各有选择。史铁生侧重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寻绎，他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在彼岸世界的背景中为此岸生活确定理由；李锐穿行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其《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对中国当代思想充满了诘问与批判；而批判意识更为强烈的是阎连科，《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对中国当代社会嘲讽可以说得上入木三分，而其近作《丁庄梦》则给人描述了一个非常态的可怕的世界，在非常态的故事中敞开的是现实与人性可能存在的黑洞，它是近年不多见的审丑的力作；韩少功以文化为依托，《马桥辞典》、《暗示》着重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变异进行指认、辨析与梳理；张炜从《古船》开始，一直到近作《刺猬歌》，大都众传统儒、道以及民本思想出发，在对现代社会的怀疑中试图重构人的精神家园。
　　这些努力是可贵的，但道路还很漫长。文学一定要志存高远，将精神追问作为我们的目标。一旦将文学，将小说置于精神层面，许多表象的技术就显得那么轻如鸿毛，不足为道。2010年中国出版的亮点之一是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轮》。索尔仁尼琴大家都不陌生，他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对于绝大多数诺奖获得者来说，他的获奖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获奖之后基本上就再没有什么大创作，其成就更难以与获奖作品比肩。但索尔仁尼琴却是个例外，他是因为创作了《癌病房》、《第一圈》等而获奖，这没有成为他的终点，相反，几乎成为了他的起点，其后的《古拉格群岛》、《红轮》大大超过了他的获奖创作。这是一个精神上高度独立，意志坚定，不为一切所动的伟大作家。在前苏联，他因反对专制而被当局迫害，并被驱逐出境。按理说，到了西方，他应该欢欣鼓舞才对。事实上，他一踏上欧美的土地就对西方大加筏挞，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人类的灾难，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左右下，在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的趋势中，人类文明是没有出路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邀请索尔仁尼琴返回祖国，在想象中，这个被极权逐出家门的人一旦回到自己的国家一定会激动万分，心存感激，可一踏上西伯利亚的土地，索尔仁尼琴就对俄罗斯猛烈抨击，并且拒绝当局给他的奖赏。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个注定的现实中永远的叛逆者。他对自己的这种方式以及结果早已料定，他将自己比成一个横冲直撞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为什么会如此，是什么给了索尔仁尼琴力量？那就是精神与信仰。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说，“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因此，他这样看待作家的职责：“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通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了解了这些就能够理解这位伟大的孤独者了，也因此更能理解他的伟大创作。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据说共20卷，每卷2到4部，每部40-70万字，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部卷帧浩繁的鸿篇巨制。这部巨著尚未完整地翻译过来，目前只译出了前三卷，我看到的只是第一卷的三部，显然还不能做出评价，但直观的印象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一些学者已经感到尴尬的是，称它为“小说”实际上是左右为难的一种权宜之计，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早已突破了小说甚至文学的疆界，纪实，虚构，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政论，历史。这里有庄严宏阔的历史场景，也有人物内心深处隐密的活动，既有金戈铁马的战争图画，也有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历史的真实以文件档案的方式严肃地回放，而想象的人物与动作又戏剧性地在其中穿梭演绎。索尔仁尼琴将人类的表达形式完全打通了，他力图追寻的就是历史背后的“规律”，以及对历史表象批判后对那可能永远是希望的精神乌托邦的憧憬与申说。在这伟大的史诗面前，在这终极的审判面前，在这永恒执拗的精神追索面前，一切技术的考虑，一切形式的斟酌还重要吗？
　　我曾经在一次发言中以对索尔仁尼琴的推荐来作结，因为想到了这位伟大的作家，我感到自己的许多话是那么没有必要。一个能借助于一位伟人作家力量来否定自己的人应该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