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一个传统的意象符号,“土地”历来是维系我们民族历史的物质基础,但在近现代以来,“土地”意象却被构筑成了一则喧嚣扰攘的神话寓言——试看身处传统与现代文明夹缝之间的中国文人,谁不会因“土地”而背负起了莫名难言的流浪情结,绵亘其中的感怀意识一旦形诸文字,便催生出百年文学无处不在的原乡神话。而这种文化意识的形成,固然与中华文明的农耕历史密切相关,但何妨说也是现代性语境下国民心灵发生深刻裂变的历史表征?有鉴于此,中国作家在表现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下的民族灵魂秘史时,便大多倾向于对“土地”意象精神内涵的反复开掘。情到深处或是力透纸背之余,难免会陷入一唱三叹式的感怀模式,同时也极易令人产生审美疲劳,毕竟是作家主观情绪的客观对象化,如果始终执持于某些固定的叙述模式,很难说不会导致读者想象力及审美趣味的双重匮乏。
相较之下,《自家的麦地》虽说也是一部开掘“土地”意象精神内涵的作品,但洗尽铅华和平实朴拙的叙述风格,却足以激荡我们旧有的阅读经验。的确,比起那些动辄便情牵万里、梦断关山的土地崇拜者,萧云在这部作品里甚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母亲麦地的痛恨。那种和芦苇进行“你死我活”搏斗的童年记忆,不仅记录着母亲的艰辛劳作,同时也喻示着“我”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因为不喜欢母亲的麦地,“我”才开始了对麦地的寻找。而这个寻找麦地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不断成长的过程。从起初的辛苦劳作中,“我”领悟了“麦地是一种标志,它是衡量一个人长没有长大的一种尺度。”因为“我不想永远长不大,更不想依赖母亲的麦地生存一辈子”,所以对一块好麦地的寻求,便是“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成长的烦恼就在于,人不可能时时都生活在对理想的寻求之中,当“我”厌倦了麦地,“不想再踏实”之时,麦地却以暂时退场的形式,让“我”深切感受了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在失去麦地之后,“我”过上了内心不安的流浪生活。耐人寻味的是,此刻作者并未如人所料般感怀怅惘,反倒是借助梦境的描写,让人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失去麦地的生活,就如同失去了生命之根,只能如游魂般飘飘荡荡。这种生命无法承受之轻,显然印证了“麦地”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它不仅是我的衣食父母,更是安顿漂泊灵魂的宁静港湾。因此作者才会说“我也明白,在所有的麦地中,我的麦地永远都不是长得最旺盛的。但我很知足,因为它给我的,虽然比我付出的少一点,但也少不了太多,至少让我想起来,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难得的平衡。”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平衡,麦地才具有了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它也因此成为了精神家园的永恒象征。但作者的叙事并不止于此,文中反复强调的,其实是一个相较于上述精神内涵更为朴实的生活真理,就像母亲所说,“麦地是我们家一生的依靠,如果料理不好,年年都会饿肚子。”比起麦地的精神内涵,作者似乎更重视对这一生活真理的强调。
倘若以文学史视角衡量,“土地”意象在这部作品中所具有的精神内涵,虽说并未逾越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但作者的叙述却让这一传统意象逐步回归现实。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土地是一个令人既爱且恨的意象符号。现代文人因追求生命自由而生的离乡情愫,常常与浪迹天涯之后的故土情结交相辉映,由此在新文学史上构筑起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述模式。隐含其间的感怀之情,常常令读者遗忘了土地自身的真实含义。换句话说,对土地意象的过度精神化,固然可以唤起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警醒与反思,但若虑及读者因时空流变而生的精神痛苦,则难说土地意象所隐喻的精神内涵,庶足以实现对我们的叙事关怀。反倒是作者对生活真理的描写,更能激发起读者对于土地的情感认同。就此而言,萧云讲述自家麦地的故事,不仅祛除了“土地”意象在新文学中常见的神话色彩,而且也让我们对土地更加深怀敬意。
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