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末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逐步确立了“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将佛教作为批判对象。一个半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刊行，本文以该书原典为基本材料，通过实例揭示这部被视作“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的著作对耶稣会“易佛”方针的沿承。
　　 关键词：《中华帝国全志》 耶稣会 易佛
　　
　　 1583年（万历十一年），欧洲基督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中国内地定居，开启了中西交流的一个新阶段。经过初步试探，利玛窦等人逐步确立了“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所谓“合儒”，就是附会古代儒家与基督教的一神论与伦理观，声称中国上古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有着同源性；所谓“易佛”，就是从宗教传播的排他性出发，将佛教作为批判对象。
　　 传教士汉学发端一个半世纪之后，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物理之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译今习惯上简称《中华帝国全志》）首刊于巴黎。在一定程度上，《中华帝国全志》是集早期传教士汉学（16世纪末至18世纪）之大成的代表性作品。本文即拟以该书法文原典为基本材料，考察这部被视作“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的著作对耶稣会“易佛”方针的沿承，并希望借此从一个侧面观照17、18世纪中西思想对话、交锋历程中的某些讯息。
　　 综观《中华帝国全志》四卷，可发现其攻击佛教之处颇多。第二卷收有清康熙朝大臣徐乾学等人所编《御选古文渊鉴》的法文摘译，由法国耶稣会士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vieu，1671-
　　1746）完成，译文前的“告读者”在概述该集内容时，所列一条即该集记述了“害古之异派——尤为佛教以及占卜之虚妄等”。
　　 《全志》第二卷《御选古文渊鉴》译文中收录了多篇“易佛”之作，从皇帝诏令到大臣谏表、学者论文，更有主张彰表相关大臣之文相辅翼。如对唐武宗《毁佛寺制》，译编者即意在强调如下几点：中国本无佛教（“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全志》补注：“此乃印度一教派之名，于吾主耶稣基督降生后不久传入中国”，且强调“僧徒（Bonzes）”一词“非源于中文”）；佛教伤风败俗（“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佛教劳民伤财（“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遍立华构，糜费藻饰。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有以上诸症状，辟佛遂成为“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之举。《渊鉴》译文又收入唐代韩愈的名文《论佛骨表》。韩愈辟佛，所据与唐武宗《毁佛寺制》有部分相通之处，总体而言，韩愈所陈也即《全志》所陈者有：中国自古无佛（“伏以佛者，夷狄之一贱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佛不可信（“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教劳民伤财（“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佛教伤风败俗（“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引文之后，《全志》附译了康熙帝对韩愈的褒词，并作结曰：“吾留待读者品评韩愈与乃帝之言。”
　　 事实证明，《全志》并非如其所说，“留待读者品评韩愈与乃帝之言”。就在韩文隔一篇之后的位置，《全志》即选刊了唐代皮日休的《请韩文公配飨书》，该文对韩愈的称颂多少会对欧洲读者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其后，《全志》又收入了宋代王令的《正命》一文。该文从思想侵害的角度，抨击佛入中国后，扰乱了性命之说，使人消极认命。后又选宋范浚《悔说》，从皇帝求知关乎治国大计的角度，否定佛老之识。
　　 上引《御选古文渊鉴》译文属于《全志》对佛教攻击较集中的部分，其实，在其他部分，《全志》的编者、译者设法批判佛教之处也所在不少。例如，第二卷所收四书五经译文部分，《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所谓“异端”原典本未明所指，《全志》译文则坐实为佛道两教。在第三卷开篇“论中国人的宗教”部分，《全志》更对中国人信奉佛教进行了专门论述，佛教被描述为“一堆自印度传入中国的谎言与迷信，僧侣们维护之，在虚假的慈悲表象下哄骗民众。”而在接下来论述“中国之信仰”时，《全志》不再借助中国文献，而直接从形成史、教义、教仪、世俗利益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一番追溯与抨击。如抨击佛教的灵魂转生说及僧众借教义谋取私利的虚伪，从僧众来源抨击成僧者皆为愚劣之人，等等。
　　 自利玛窦时代，佛教即在入华耶稣会士的抨击之列，在《中华帝国全志》这部汇集百年在华耶稣会士中国言论的巨著中，这种态度也并未见多大改变。在叙述中国之佛教时，编者杜赫德往往自称保持“史家的态度”，其实，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看到，杜赫德所一再强调的此类辞令并不能消融其作为传教士在当时基督教东传的历史背景下的明显倾向性。总体而观，欧洲早期汉学17、18世纪间在传教学框架内在对待中国文化体系的态度上的迁变及其深层动因，当是研究此一时期中西交流的重要工作之一，拙文只是就一部著作进行了一些现象性的梳理，希望能稍起抛砖引玉之效。
　　
　　张明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

• 张明明： 浅论《中华帝国全志》对佛教的描述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