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所著的自传体散文；沈复下笔侧重记录生活的“真”、“情”、“趣”；其与明清小品的独抒性灵、最尚崇真一脉相承。
　　 关键词：《浮生六记》 情至论 性灵
　　
　　 一.关于《浮生六记》
　　
　　清光绪三年(1877)，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清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沧海遗珠”——清朝长洲人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的残稿，令人遗憾的是只有四卷，杨引传久读之下，为沈复的文采所折服，把残稿交给了当时的著名文人即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二字典出自《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和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有清一代，沈复的才华文笔虽称不上绝代惊艳，但其记载了沈复一生所有的喜怒哀乐，是其心血所凝，情感所结，因此也打动着不同时代读者的心，于欢快处做会心一笑，于愁苦处掬一捧热泪。
　　 以传统散文价值观而言，为《浮生六记》归属文体类别颇为棘手，《浮生六记》文似自传，但以封建时代文人眼光来看，传记记叙某人生平事迹，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业绩。而沈复所津津乐道的是家庭琐事及夫妇情感生活，完全不合传记文体。如果非要将它纳入典范文体中，它与杂记类倒接近些。姚鼐说“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固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然而，纵观沈复一生却无意歌颂其功德，纪事也不记录事情首尾完整，四记中每一记虽然都是按时间顺序记叙，但四记之间却不是按时间相继记叙，在时间上，四记纪事有重复，只是有详略或省略而已。
　　 沈复笔下侧重记录生活中的“真”、“情”、“趣”，写“闺房”之“乐”，“闲情”之“趣”，“坎坷”之“愁”，“浪游”之“快”，总而言之，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而情之一字，却掺不得半点虚伪和做作。但《浮生六记》中那种舒心适意、强调自我情趣的精神与主盟有清一代文坛的桐城派以及阳湖派，所倡导的典雅、简洁的文风以及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几乎是南辕北辙，究其原因，就在于《浮生六记》承传的是明代小品的内在精神——“真”、“情”、“趣”。
　　
　　 二.《浮生六记》与明清小品之 “真”
　　
　　 “真”是文学的生命，失去“真”的文学作品因缺少生活的依据，必然会丧失传之永久的生命力。明清小品是性灵的文字，最崇尚真，真就是事真、理真、情真、意真，虚情假意的作品在性灵文学中找不到存身之地。袁宏道曾论真有云：“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袁宏道集笺校》卷6《丘长孺》）“真”在明清小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真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志，这与性灵派文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
　　 为人真率就不能做逢迎世俗的伪君子。根据沈复描写的生活经历，按照儒家的人生观，值得行之为文的是跟随石韫玉、齐鲲的幕宾经历，虽为小小随员，然而主人乃朝廷大员，名位显赫。但其在前四记中自叙经历时，不能不提到幕僚生活之时，总要附上一句：“此非快事，何记于此？”厌倦之情，溢于言表。沈复为文，不存任何功利的念头，只要受情感驱动，信笔写去，尽是日常生活与凡人情感，与经世致用、明道宗经毫不相干。这与明清小品反“载道”、提倡个人性情、主动争取精神自由的内在品格有着一脉相承的神似。明清特别是晚明小品作家所追求的是个人精神自由，并不具有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的内涵，而更多的是个人的自适、自娱心理上的满足，是一种人格上的自信和升华。明代李贽曾提出过著名的文艺观——“童心说”，此说对于明清小品底蕴之培养，功莫大焉，他的《焚书》卷3有《童心说》一文，专门阐释此说云：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之不可为，是以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李贽主张用散文表现真我，披露其真识、真情、真趣，让真我处于散文创作的主导地位，使作者真性灵成为散文的唯一表现对象。
　　
　　 三.《浮生六记》与明清小品之 “情”
　　
　　 同时，李贽鼓吹“情至论”，他认为：“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袁宗道也认为：“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白苏斋类集》卷20《论文下》）这点在《浮生六记》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浮生六记》最感人的部分是沈复和陈芸的婚恋生活，前三卷以荡气回肠的笔墨回叙了两人从两小无猜到共缔鸳盟，从洞房花烛到共逐家门，“鸿案相庄二十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直至病榻永诀，阴阳两隔。尽管千百年来无数夫妻并不完全遵循封建礼教戒律生活，但很少有人敢于如实表现自己夫妻之间离经叛道的行径。沈复却挣脱封建道德的束缚，把自己与陈芸志趣相投的夫妻生活如实展露，“记其实情实事而已”，甚至记录两人的夫妻亲昵之态、非礼之行。如两人恩爱亲热，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也都不避讳他人在场，同坐同行，完全把礼教关于夫妻平时相处应有君臣之严的戒律置之脑后，这种与世俗格格不入的行为理念自然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沈复夫妇为父母不喜以致被逐出家门，颠沛流离，虽然有家庭内部财产争夺及被小人陷害等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夫妻两人的举止做派与传统礼教相冲突。沈复夫妇执手相伴二十三年，富足闲适之日少，贫困窘迫之日多，沈复追忆艰难岁月中的夫妻真情，令人肝肠寸断。特别是陈芸弥留之情形，两情泪眼相对，寸心欲碎，字字透着血泪。其真情跃然纸上。
　　
　　 四.《浮生六记》与明清小品之 “趣”
　　
　　 “趣”是一种审美情调，是一个美学范畴，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有一段关于趣的概括：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花、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其认为趣是自然之物，“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这与李贽的童心说又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明清小品写作偏重于精神的愉悦，所崇尚与表现出来的是文人士大夫偏重于精神享受的雅趣。
　　 《浮生六记》中满溢着沈复夫妻对自然雅趣的追求和他们对淡泊生活的热爱，《闺房记乐》中沈复曾与陈芸去金母桥之东、埂巷之北的居处盘恒数日，陈芸曾喜曰：
　　 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对珠花饰品等物，陈芸转手他人，毫不珍惜，独对破书残画反极珍惜，视金银如粪土，也从不规劝沈复博取功名利禄，即使与沈复生活沦落，在逆境中仍不改潇洒，在困苦中仍能享受自然和人生的乐趣。而沈复之所以挚爱陈芸，也是因为两人建立在共同志趣上的真挚爱情。
　　 沈复所追求的只是摆脱礼法束缚的夫妻真情，表达的是他们对人生保持的始终不变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执着的是由于对生命的热忱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所达到的感悟境界。
　　
　　 魏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学生。

• 魏景： 《浮生六记》与明清小品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