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在多语言多文化交织的文化空间里生活并创作的著名犹太作家卡夫卡一生都在追寻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的认同，一生都处在寻求自我独特身份建构的身份焦虑之中。他独特的出身、浓厚的民族觉醒意识注定了其一生的孤独。他与家人、尤其是与父亲的微妙关系致使他始终处在被孤立的位置，而他对写作的执着、与生活的冲突则使其永远无法找到合适的社会角色。这在他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关键词：卡夫卡 身份 身份焦虑 民族身份 陌生人
　　
　　 身份（identity）又译认同、同一性等，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体定位，既涉及主体具有的种族、阶级、阶层、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结构标志，又与其深处其间的政治制度、社会规范、文化结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人在社会中，都是活在某种身份之下的。而“当某些假定为固定的、连贯的和稳定的事物受到怀疑并被不确定的经历取代时”，身份认同就成为了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身份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热点问题。
　　 20世纪，在多语言多文化交织的文化空间里生活并创作的著名犹太作家卡夫卡一生都在追寻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的认同，一生都处在寻求自我独特身份建构的身份焦虑之中。他独特的出身、浓厚的民族觉醒意识注定了其一生的孤独。他与家人、尤其是与父亲的微妙关系致使他始终处在被孤立的位置，而他对写作的执着、与生活的冲突则使其永远无法找到合适的社会角色。这在他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西德批评家君·安德斯写道：“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结帮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娅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替工人保险的雇员，他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作为中产阶级的儿子，他又不完全是工人。但是在职务上面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是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全部精力都是用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君·安德斯非常精辟地概括出了卡夫卡一生的尴尬身份。在我看来，卡夫卡身份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身份的焦虑。
　　 作为出身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从小就有着浓厚的民族觉醒意识，他对他父亲对犹太教不甚看重的做法十分不满。从根本上来说，卡夫卡的民族身份焦虑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不入会的犹太人。
　　 每个犹太人都渴望有一个家园，并为此而不断寻找，这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中有着最真实的反映，异乡人K不远千里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子寻找家园。但是，“谁都不是谁的同伴。”事实上，这就是犹太人特有的感情，“他们想在异乡土壤上扎根，他们使出全副心力使自己变得同那些当地人完全一样以便与之接近，然而他们却从未完成哪种融合”。也正因为如此，K始终没有在村子里扎根，始终没有被村子里的人接纳，尽管他已经屈身为学校的看门人了，仍然无济于事。这就像是一种宿命，犹太人注定是要被放逐的民族，注定终身无所依傍——当然，卡夫卡虽然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布拉格，但他仍然是处在漂泊的地位，正如他所说，“从我诞生的犹太城卡普芬街道故乡的路无限遥远”。显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出生地当做自己的故乡，而是一直在遥望远方的巴勒斯坦这个犹太人的根生长的地方。为此，他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卡夫卡就是这样梦想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犹太民族情结，紧紧依附于犹太民族传统。而对于他的出生地布拉格，对于他的语言德语，对于他的祖国的奥地利，他始终都是一个陌生的他者。“他从来不觉得，德语是他的‘家乡语言’（摘自卡夫卡给他未婚妻的父亲的信件的草稿）”，“德语只是他用以装饰的门面，从来不是他表达心声的手段”，他不止一次地发牢骚说，他“脚下没有坚实的犹太土地”。
　　 为此，他学习希伯莱语，抄写犹太文学故事，抄写东欧犹太人的各种历史故事……表现出他对犹太人历史的强烈兴趣。然而，也正是在卡夫卡与犹太民族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完成中，他与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也更加格格不入了。他的一切努力只是徒劳，反倒加深了他的民族身份焦虑。
　　 第二，家庭身份的焦虑。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其家人与他的关系十分微妙，而其父亲当之无愧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父亲的强大让他无比自卑，父亲的专制让他无比压抑，父亲的无限权威让他无比痛苦……可以说，父亲是卡夫卡在整个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在卡夫卡的那封长达数十页的《致父亲》的信中，他敞开心扉，不无大胆地像其父亲发出了挑战：
　　 你教育孩子所采用的特别有效的、至少在我看来是从不失效的办法是辱骂、威胁、讽刺、狞笑——以及奇怪的办法——自怨自艾。
　　 从这里，可以看出，卡夫卡对其父亲的不满有多么深。然而，这封信却是由母亲转交，最终并没有到他的父亲手中。所有的这一切反抗，都只是徒劳。他的父亲让他始终处在痛苦、恐惧、自卑、负罪感的边缘，然而他却只能够忍受。父亲让他学习法律，他只能放弃深爱的文学；父亲不愿让其写作，他只能顶着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在业余时间写作；父亲不愿让他学习犹太教，他只能默默忍受其指责……事实上，卡夫卡在信中写道，“我的每一项活动，特别是我对任何一件事物的每一种兴趣，从一开始就遭到你的反对”。这让卡夫卡痛苦的同时，也让他无比的焦虑——他不知道作为卡夫卡家长子的他身份何在，颜面何存！
　　 尽管这封咄咄逼人的信最终没有发出，但是在卡夫卡的小说《判决》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卡夫卡作为儿子的悲惨境地——父亲永远都不信任他，而他则最终在父亲的判决中跳河而死。甚至《城堡》中K同城堡官员克拉姆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见出这其中对卡夫卡父亲无上威严的影射。
　　 除此之外，卡夫卡的其他家人也让他备受冷落。作为家里的长子，他的两个弟弟幼年时就死了。后来，他的几个妹妹相继出世了。姑娘们整天在一起玩，冷落了哥哥弗朗茨。正像卡夫卡在他一九一三年的日记中所表述的那样：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几乎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和我已婚的妹妹和妹夫们除了跟他们生气我压根儿就不说话。
　　 可以说，卡夫卡一直是孤独的，他是家庭的弃儿，没有父亲的疼爱，没有应有的继承权，没有兄弟姐妹的关心，他始终游离在家庭之中。一方面，这是因为以他父亲为首的家庭对他的冷落，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胆怯、封闭的人格气质。就这样，在民族身份焦虑的同时，卡夫卡也成了家庭身份的寻求者——如果说，家是爱的港湾，那么，卡夫卡处在这个家的边缘，是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
　　 第三，社会身份的焦虑。
　　 一直到死，卡夫卡都始终是一家劳工工商保险公司的职员，没有再换工作。然而，他却在这个职位上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因为，写作是他的生存状态，是他存在的先决条件。他曾说，“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是如此的热爱写作，以致他对自己的工作始终处在焦虑的状态：
　　 在办公室我表面上履行着我的义务，却不能满足我内心的义务，每一种未曾得到履行的内心义务都会变成不幸，它蜗居在我内心深处再也不肯离去。
　　 他一直希望能够摆脱这份工作，把全副精力用在写作上，可是，由于父亲不肯为其提供生活费用，他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在工作之余尽量挤时间写作。在职员和作家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但是，他却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家庭上，他一直在不懈地毁灭自己的作品，从来不满意自己的作品，甚至在给好友马克斯·勃洛特的遗嘱中一再强调要他将自己的所有作品焚毁。他为了写作，一再希望放弃自己的工作，不惜三次悔婚，但是，他又不断地毁灭自己的作品。卡夫卡到底是一位普通职员，还是一位作家？我想，即便是卡夫卡自己都难以言明。我想说的是，写作只是他的一种与内心进行自我交流的手段，是他与外部世界进行抗衡的一种方式。而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当做是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位作家。他终身未曾参加任何一种党团组织，他拒绝一切团体，正如他晚年的伴侣弥勒娜所说的那样：
　　 他却从来没有在哪一家庇护所里得到过庇护……他既没有插锥之地的庇护所，也没有一寸安身之地。在我们大家得到庇护的时候，他独自一人裸露在危险之中，他好像是唯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之间。
　　 尽管卡夫卡去世之后，大家都尊称他为作家，但是他却从未把自己当成作家，而是一直在保险公司琐碎的工作中与自己热爱的写作中游离，不知该从属于哪个队伍。其实，他两者都是；然而，同时，他又无所归属。
　　 无论是民族身份的多重选择，还是家庭身份的不被接受，还是社会身份的无所归依，卡夫卡注定是一个孤独者，没有任何同盟，“像弗兰茨·卡夫卡一样孤独”，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世上有什么人的内心状况与我相似”。孤独伴其一生，他的身份也随之成了一个谜，只有差异，没有同一，面对众多的团体组织，面对众多的身份角色，他却始终无所归属。然而，与其说这是卡夫卡的悲剧，倒不如说这是他的宿命，卡夫卡曾在去世前三年的日记中直抒胸臆：
　　 我很少离开过个人与党团体之间的交界地带，与其说我是在这个交界地带落了户，同鲁滨逊的小岛相比，我这个地方气氛活跃得多，风光也很好。
　　 这难免有点自嘲的成分在里面，在经历了一生的追寻，在无数次被否定，在倾听了内心的真实诉求之后，卡夫卡发现，原来自己的身份从来就不曾明朗，焦虑一直存在。大千世界，目的虽有，道路却无，最终，卡夫卡只能与他笔下的K一样徘徊在城堡之外，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最终，他只能带着自己这种暧昧的身份藏身于自己的小天地，用生命之笔记下一个个追寻的故事。
　　
　　 李柳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李柳枫： 论卡夫卡的身份焦虑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