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武汉地名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地名世代相因、口耳相传流传至今,地名之形音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出现滞后性,保留许多古汉语成分。本文结合武汉地名具体语料,从武汉地名中保留的古音、古汉语词汇、古汉语构词方法三个角度作逐一探讨。
关键词:专名 通名 古音 构词法 词汇
地名本身取材于汉语言材料,遵循汉语语法规则,一方面要受汉语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与现代汉语相比较出现滞后性,在诸多方面保留古汉语成分。武汉地名也是如此,往往保留古汉语语音、古汉语构词法及词汇的一些要素。
一.武汉地名中的古音
从武汉市区有行政建制(汉高祖六年置江夏郡)至今,武汉地名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命名时代的语音和现代汉语语音有很大差异,与其他词语相比,地名语音更多地保留了古音。一般说来,地名的语音变化与语言的语音变化总体上是并行的,但是少数地名词语由于约定俗成、口耳代代相传在音变上出现滞后性,保留了较早时期的读音。
1.在普通话词语中发生音变,武汉地名的方言读音保留古读。大多数地名开始都是用方言命名的,方言语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如武汉地名“街道口”中的“街”读gai,古见母字,合于《唐韵》“古膎切”,“夹河街”中的“夹”、“亚单角”的“角”,也为见母字,今声母仍保留古音读为“g”;“黄孝河”“孝”,古晓母字,今声母保留古音读为“h”;“下马嘴”中“下”,“学道村”中“学”,“鞋尖”中“鞋”,“螃蟹岬”中“蟹”古时均为匣母字,现今声母仍保留古音读为“h”。
2.古代有多读,现代地名沿用一读,其余读用于其他词语。例如武汉黄陂县,始置于北周大象元年,其中“陂”读为“pí”,合于《集韵》“陂,蒲麋切,音皮”;用于表池塘、山坡、拦河坝义时,合于《说文》的“比为切”,即今读“bēi”;或合于《集韵》“滂禾切,音坡”,表倾斜不平义。
再如江汉区“耕莘里”的“莘”读“shēn”,合于《广韵》“所臻切”,其它地名可佐证,如古国名莘国读“shēn”,即在今山东莘(shēn)县;表植物名时读“xīn”,合于《集韵》“斯人切,音辛”。
3.有些字用在地名中,读音合于古读,但由于外来译词或其他字的简化合并形成多音字。如硚口区“卡房巷”中“卡”读“qiǎ”,合于《字汇补》“从纳切,音杂。楚属关隘地方设兵立塘,谓之守卡”。但由于外来译词影响,出现“kǎ”,如卡车、卡路里等。一般说来,中国地名中的“卡”均读做qiǎ,多因设卡得名,如四川葛卡、各卡等;而在外来译词中“卡”均读做“kǎ”,因多为字母组合ca或ka的译音,如地名中斯里兰卡、达卡、卡拉奇等。
武昌区“古刹巷”因有古刹宝山寺而得名,故此处“刹”读“chà”,合于《集韵》“初辖切”。“刹”(chà)得由于梵语“ksana”(土、田)的音译,初指“佛塔”后引申为“寺庙”,晚近才出现“shā”的音,缘于该字的形声结构,取“刹”中“杀”旁有“收束、断绝”义,进而代替了“煞车”中的“煞”。凡在地名中出现“刹”均读作“chà”。如北京岚刹、四川老巴刹等。
二.武汉地名中的古汉语词汇
地名中保留古汉语词汇要素,有的是因为地名就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尤其是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有的是因今人为求雅化所致。同时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变体,各方言区通行的某些地理名称往往也会保留古汉语成分。
(一)通名词汇
汉语的通名是能单说的名词,通名多是由专名发展转化而来表类的。武汉地名通名结构多样,种类齐全,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1.表示地形水文等地理实体的通名类聚
(1)指高地的通名
尖:山峰。如南朝江淹《江上之山赋》“旆嶷兮尖出,岩崒兮穴凿”中的“尖”即指山峰。武汉龙王尖、西峰尖、英山尖、雅雀尖等山名,其中“尖”亦指山峰,这些通名为尖的山峰,大多相对周边地势突出,耸立于群山之上,故称为“尖”。
岬:山体、山旁。如西晋左思《吴都赋》“倾薮薄,倒岬岫”,即指山旁。武汉螃蟹岬海拔57米,山体东西走向长1800米,呈蟹钳形,故名。
埠:停船的码头,靠近水的地方。《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注:埠字古作步。如武汉地名陡埠头、广埠屯等地名,最早是作为码头而存在的。广西贺州八步、步头,广东郁南县深水步中的“步”即武汉地名中的“埠”。
垄:高丘,高地。在古汉语中最早表田埂,如司马迁《陈涉世家》“辍耕之垄上”后引申为高地。武汉瓦屋垄、曾家垄、何家垄均因聚落位于高地、坡地,故以“垄”命名。
墩:土堆。《广韵》注“平地有堆曰墩”,李白有“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的诗句。由于武汉洪涝灾害多古人往往垒土为墩以为聚落,如老鸹墩、天门墩、易家墩、鄂城墩等。
(2)指称平地的通名
畈:平畴,成片的田,后引申为多用于村镇名。《字汇》注:畈,田畈,平畴也。武汉的耿家畈、王家畈、冯家畈、白溪畈这些地名的得名即由于聚落坐落于田地中。
(3)因水而形成的地形通名
漖:湖水相通之地,古同“滘”。《字汇》注:漖,水名。武汉地名中胡家漖、掺鱼漖、高漖墩,均因处在湖水相通之地得名。广东也有道滘、双滘圩等地。
水:河流,如《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武汉很多河流如滠水、倒水、举水、金水等其通名均为“水”,保留了先秦时代的用法。武汉的古称“夏水”,泛指汉江流入长江之口以及西侧和对岸的地区。
洲:水中陆地。如武汉白沙洲、鹦鹉洲、鲤鱼洲、蚌娃洲,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的“洲”。除此以外,武汉的古称“夏汭”中的“汭”表河流弯曲的会合处,“夏口”中的“口”表江河之出口,“鄂渚”“渚”为水中间的小块陆地,这些通名均保留了古汉语色彩。
2.表示街道居民聚落的通名类聚
里:一种居民组织、街坊,在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诗经·郑风·将仲子》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的“里”就是一种居民组织,类似于街坊。武汉有独特的里弄文化,1949年武汉三镇有里弄208条,里弄建筑3294栋,如二德里、三元里、八福里、永茂里等。
疃(tuǎn):村庄、屯,如陆游《入蜀记》“自出城,即黄茅弥望,每十余里,有村疃数家而已”中的“疃”即指村庄、屯。武汉地名中“汪疃、马家疃”等也表村庄、屯,疃作通名。
坊:里巷,城市中的住宅区,如白居易《失婢》诗“宅院小墙庳,坊门帖榜迟”中的“坊”。武汉地名中的六渡坊、平安坊、同德坊等都是以坊为通名的聚落地。
(二)专名词汇
1.古代文言词:在专名中保留的古汉语词汇成分,有一些是文言词是引经据典有所出处的,从中国的古籍经典中提炼有关含义赋予地名古雅的文化内涵,而有一些则是用语素意合的办法创造的。
(1)出自古籍经典
a.鹦鹉洲:得名于东汉未年名士祢衡的《鹦鹉赋》。
b.楚材街:取“唯楚有才,辟门呼俊”之意。
c.耕莘里:取自典故“伊尹未遇汤时耕于莘野,隐居乐道”。
d.太鱼山:取自传说西周姜太公曾在此山麓垂钓。
e.里仁巷:取《论语·里仁篇》“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之意。
f.归元寺:“归元”二字出自佛经《楞严经》:“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意指万法归一,方便于人的门道多得很。
(2)其他文言词语:如武汉积玉桥取“堆金积玉”的寓意,但是现在很少有这种说法;翠微路中“翠微”,指青翠的山色或者是青翠的山;麟趾路中“麟趾”,墀令港中“墀令”,汀兰路中“汀兰”,舵落口、落步嘴中的“落”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都很少再用了。
2.古代官署、衙门名称
3.古汉语方位词:最能体现古汉语中方位的莫过于“阴阳”两字,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山脉、河流多东西走向,故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武汉“汉阳”的得名即体现这一点,而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把汉阳划到汉水的南边自是后话。类似的还有武汉的麻阳街、麻阳口、麻阳湖,其得名与过去湖南麻阳县人移民于此有关,而麻阳县又是因“麻伊溪原出芷江县界,北入辰水”而得名。但在武汉地名中有些带阳的地名却与山水毫无关系,如“纯阳街、阳新路、三阳路”等,主要中国传统文化中“阳”被认为是个好字眼,与人们的喜暖避寒、喜明厌暗的心理有关。
(三)其他
古汉语词汇成分在武汉地名其他方面的保留,主要体现在专名中个别语素保留着古汉语词义。
三.武汉地名中的古汉语构词法
地名词和其他词语一样,也有特定的构词方式。由于历时原因,地名的结构形式多具稳定性,透过地名可管窥古汉语的构词法。
在秦汉之前,汉语的单音词地名占绝对优势,之后复合词日益增多,一者是由于先秦实行分封制多以封国、封邑、食采指称地名,另者也与汉语发展的双音化词汇化大趋势分不开。在一地地名中最为常用、普遍、稳定的首先是那些有鲜明地形特征的自然地理实体,因而保留古汉语成分也更多。
整体而言,武汉地名基本上都是复合构词的偏正式:通过专名在前通名在后,“专名定位,通名定类”。如水口、磨山、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石榴红村等中的“口、山、门、寺、台、路、村”作通名定类,前面的成分作专名定位。后来的地名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构词法,其他形式多半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但是从微观来看,其构词方法多种多样,尤其体现在专名上。
1.部分重叠形式构词
最早产生的地名多由单纯词构成,可分为单音词和双音词两类。双音单纯词在早期汉语中又称连绵词,即不能分解的语素,可分为双声词、叠韵词及非双声叠韵词,主要通过重叠或重叠形式构词,包括一个双音形式(为词或词的一部分)中的两个音节的全部重叠或部分重叠。武汉地名中的双声叠韵主要表现在地名的专名中。双声词如“榆阴里”中“榆阴”、“鸳鸯井”和“鸳鸯湖”中的“鸳鸯”,“鹦鹉洲”中的“鹦鹉”在古代分别为“乌茎切”和“文甫切”,也为双声词。叠韵词如舵落口、栅栏口、利济路、扁担山、伏虎山等中的专名部分。非双声叠韵的如麒麟路、凤凰山、骷髅山、蚂蚁山、楠姆山、胭脂路等,因其不可分解已成为固定化的词。
2.大名冠小名
上古汉语有一种“大名冠小名”的构词法,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三“以大名冠小名例”条首先阐释其例,也就是“大名”、“共名”在前表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及分类,“小名、别名”在后以示类中区别,诸如草芥、鱼鲔、虫蝗之类。从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该结构是用加深内涵和限制外延的办法构成的。武汉地名中的一些专名,如洪山区和蔡甸区均有“鸡公山”,其中“鸡公”表示公鸡,“鸡”作共名在前,“公”作别名在后,与现代汉语的词序相反,再如其他地名“鸡婆山、牛牯洲、坟祖山”等均属此类。
3.音变构词
在古汉语中有“四声别义”的构词方法,即音变构词。音变既包括声调的变化也包括轻重音的变化。如武昌区“苫风咀”中的“苫”读shàn,合《集韵》“诗廉切”。“苫”作本义“茅草编织的覆盖物”时读“shān”,活用为动词表“用草席、布等覆盖”时读去声“shàn”。这一现象类似于古汉语中“衣、食、饮”等由名词活用为动词的情形,声调由非去声变为去声。
4.附加构词
附加式地名是指在通名前后加上几个相对稳定的常用方位词或形容词构成的地名。由于地名的主要功能是定位,所以附加方位词也成为最常见的形式,附加的形容词以描摹颜色形状为主。附加方位词如“汉阳、东湖、北湖、下湾、上墩、内荆河”等,附加形容词如“青山、绿路、赤山坡、长山、高墩”等。
武汉地名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地名世代相因、口耳相传流传至今,地名之形音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出现滞后性,保留许多古汉语成分,特别是古音、古汉语词汇和古汉语构词法方面。加强对相关地名的梳理归纳有助于加强地名规范工作,并为古汉语的研究提供鲜活的语料佐证。
参考文献:
[1]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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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余华:《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文学教育》,2011年2月。
何余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汉语言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