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深受屠格涅夫作品《罗亭》的影响。巴金通过借鉴屠格涅夫作品，使其作品《雾》在“人物”“思想情怀”以及“行文方式”等方面都与《罗亭》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并且通过重构又具有其个人独创性。
　　 关键词：《雾》 《罗亭》 影响及特点
　　
　　 20世纪初的中国风云激荡，无数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呼号奔走，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当中。青年时期的巴金是一个感情炽热的知识分子，他内心充满了风暴，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后渴望通过理想的方式振兴国邦。在20世纪的西方作家当中，屠格涅夫的作品因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和思想上的启迪力，对巴金这样有着激情和先锋意识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巴金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创作中积极吸纳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精华，并熔铸进了自己的东西，涵养了自己的风格。通过仔细对比巴金的《雾》与屠格涅夫的《罗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罗亭》对巴金创作《爱情三部曲<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人物的影响
　　
　　 在《罗亭》《雾》两部小说中，罗亭形象影响了周如水这一形象的塑造，他们最后的结局虽不同，但在身份、思想性格和言行上却有相通的部分。
　　 从身份上来看，罗亭与周如水都是知识分子，人身经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罗亭出生在没落的地主家庭，受过大学教育，他远离家庭，游历国外，经历丰富；周如水出生在一个贵族式的家庭里，上过大学，又到东京留过学，见识了不少新事物。在二者人身经历相似的同时，巴金又借鉴屠格涅夫描述的罗亭的性格特点塑造出周如水这样一个有类似性格的人，可以说周如水是对“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的罗亭的翻版。他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言说和一些似乎与时代吻合的思想观念中自鸣得意，如罗亭总喜欢在别人面前摆弄学识，慷慨陈述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思想哲学，并为这些空洞的理论津津乐道，而自己并没有建树，周如水也是如此，爱唱高调，喜欢在别人面前鼓吹自己所谓的“土还主义”还提出了一系列改良农村的设想；另一方面他们在遭遇挫折时又迟疑矛盾，不敢正视现实，用所谓的道德观念自我安慰，表现出怯懦的一面，如罗亭在面对娜塔莉娅纯洁、热烈的爱情表白时，用所谓的家庭分裂、身份地位等自我安慰的理由，劝娜塔莉娅屈从命运的安排，而之前他对爱情、尊严的高论在纯真的爱情面前却成了空话，《雾》中的周如水渴望得到真诚的爱情，高谈爱情宣言，而当张若兰得知周如水已陷入旧式婚姻的事实后仍愿意真心爱他时，他却因所谓的良心、道德陷入了困境，最后决定“牺牲”那份可贵的爱情。
　　 巴金年轻时处在动荡的时代，作为爱国知识分子时常会遭遇挫折，而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正好与处于迷茫时期的巴金的内心相合，这成了他模仿屠格涅夫的一个重要因素。罗亭和周如水正是这样的一批“多余人”，他们一般都是贵族式的知识分子，“空虚无为，空有才华而碌碌无为，空乏不满而碌碌无为”，表面积极向上，而内心却怯懦腐朽，在关键时刻总是困惑于所谓的伦理道德，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软下去。他们又往往会为社会所遗弃而陷入困境之中，如罗亭虽看上去被达莉亚等一群人所器重，实际上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乐子；周如水周旋于家庭、社会、爱人之间，等到苦苦挣扎一番之后仍没能获得爱情。不过巴金创造的“多余人”和屠格涅夫又有所不同：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较为坦率，巴金笔下的“多余人”则心理更为复杂，其人物因内心空虚、无助、和纠结而更显丰满，且性格倾向于阴柔，高度集中了“多余人”的性格特点。
　　
　　 二.思想情怀的熏染
　　
　　 作为新文学时期的作家，巴金对屠格涅夫表现出偏好，主要是因为“屠格涅夫的怨而不怒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的契合”，且屠格涅夫的小说中透露出的对将来的困惑和抑郁的思想情怀，为巴金提供了一种能与现实相符，满足自己需求的创作方式。
　　 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屠格涅夫和巴金都体现出了正负两面的复杂情感。在《罗亭》中，作者对罗亭表现的是既讽刺又同情的态度。如罗亭在众人面前畅谈“一个人应当铲除自己身上顽固的利己主义”，而后来他与娜塔莉娅的恋情败露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娜塔莉娅宁死也要嫁给他的决心，其前后相悖的言行暴露出罗亭的软弱自私，无疑是对罗亭的讽刺；不过屠格涅夫对罗亭也有怜悯，他借列日涅夫之口说出了“不，他不是骗子，不是无赖；他靠别人养活是因为他像个孩子，而不是因为他老奸巨猾”。巴金对周如水也表现了复杂的情感，如周如水面对爱情永远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既渴望得到爱情，但又不敢追求，反而为自己的软弱开脱得到安慰，于是总使“自己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而同时又得着良心上的安慰”，巴金对他的软弱表现出了嘲讽的一面；当然对于周如水，巴金也并非一味地批判，他说周如水出生在旧式家庭，结婚生子等一切都由父母做主，是家庭促成了他懦弱的性格，而后求学在外感情一直不顺更加剧他的软弱，且通过频繁再现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无奈表现怜惜之情。不过在思想情怀方面，巴金有一些不同于屠格涅夫的地方，即对小说中人物的言行虽少有直接的批判，但有时又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借他人激烈的言辞以表怨忿，如周如水的好友嘲笑他所谓的良心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一文不值的，因此巴金的小说除了屠格涅夫式“怨而不怒”又表现出一些激情。
　　 屠格涅夫的小说一般不会刻意表现催人奋进的力量，通常是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体现对未来困惑和抑郁的情怀，如《罗亭》中主人公罗亭说自己是“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想干一番事业，历经沧桑后却一无所得，就如涅日列夫所说“人人都得听从上帝的安排”，流露出了作者对未来的困惑和抑郁的情怀。巴金在《雾》中不仅表现了这种情怀，甚至还透露出些许对未来的无望，写到陈真时说他没有未来，写到吴仁民时说丧妻让他觉得家就像坟墓，写到周如水故地重游时叹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可以说巴金在《雾》中对于未来的迷茫和抑郁之情有甚于屠格涅夫，而小说的题目“雾”也正包含了这层深意。
　　
　　 三.行文方式的影响
　　
　　 他们都擅长通过描写爱情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巴金在创作《爱情三部曲》时曾说“屠格涅夫用爱情骗过了俄国检察官的眼睛；因此他的六本类似连系的长篇至今还被某些人误看做爱情小说。我也许受了他的影响，也许受了别人的影响，我也试着从爱情关系上观察一个人的性格，然后来表现这性格。”他们还采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来剖析人物的性格。屠格涅夫描写罗亭的性格主要是将他的软弱与娜塔莉娅的勇敢作比较，从而凸显了作为男性的罗亭的渺小和作为女性的娜塔莉娅的高大；巴金在《雾》中也采用了这种方式，描写了张若兰面对爱情时的果敢，周如水的迟疑、退缩，从而鲜明的衬托出像张若兰那样的女性的伟大和周如水这样的贵族男性的卑微，也体现出作者对女性寄予的一种希望。
　　 在人物语言方面，巴金与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多用双关语来传达人物心声。如《罗亭》中娜塔莉娅对罗亭说“凡是追求伟大目标的人，就不该为自己着想；但是女性难道就不能尊重这样的男性吗？……请您相信，女性不但懂得何为自我牺牲，而且他们自己也会作出自我牺牲。”这段话表面是谈论男女关系，而实质是娜塔莉娅向罗亭表达纯真的爱慕之情，用此双关语委婉表现出情窦初开少女的率真与羞涩。巴金在《雾》中也多处采用了双关语传达人物的心声，如周如水对张若兰说：“我也是很爱梅花的，我好久就想折一枝来供在书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时，树上就只剩了空枝。”张说：“只怪周先生自己耽误了。周先生既然看中了一枝，为什么不早折呢？……周先生不记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旧诗吗？”二人的对话既含蓄优雅，又体现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虽然巴金采用的双关语与屠格涅夫的悒郁中略带炽热之风相似，但具有一定的哲理和优雅的韵味。
　　 两位作家还善于巧妙地将自然景象融入小说的情境当中来烘托气氛和人物心境。在《罗亭》中，当娜塔莉娅为情感既烦恼又憧憬时，她所在的花园中既有烟色的云雨低垂、絮叨啁啾的鸟儿，又有“雨网间嬉戏闪烁”的阳光、“闪烁出翠绿和金黄的光华”的青草，巧妙地显现出花园里清新又繁复的景象，烘托了人物喜恼交叠的复杂心境。巴金在《雾》中也采用了大量优美的句子描写环境，如小说的开头描写海滨之夜“海水静静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用美的有点忧伤的语调，奠定了小说低沉的基调。不过，巴金在描写景物时除了具有屠格涅夫式的清新、含情，也凸显出中国式的意境，如描写海上日出时“水面上也荡漾着无数道金光。天空中好像奏着一曲交响乐”声色交融，如诗如画，使人恍若身临其境，不同于屠格涅夫的直接抒写。
　　 歌德曾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巴金就是一位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大师，他既吸取了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方式与思想观念，也有意识地进行了重构，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参考文献：
　　 [1]巴金著《爱情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2][俄]屠格涅夫著《罗亭》：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3]智量等著《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4]王福和、郑玉明、岳引第著《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5][德]歌德著《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江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8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江婷： 试析屠格涅夫对巴金的影响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