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是中国当代较早地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的作家，他于2007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生态致敬作家”，给他的授奖辞写道：“生态问题是一种世界观，也是描述人类存在状况的基本尺度。在一切都可以被复制、大地的根基也开始动摇的年代，人与自然、自然与天道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测量现代人精神质量的重要指标。于坚作为一个沉着的诗人，既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也是怀着恻隐之心的反抗者。他近年的一系列诗作、文论、本着对人类根本经验的迷恋，以一种近乎粗粝的方式，深切地表达了他在大地面前的谦卑、孤独和伤怀。面对世界主义的喧嚣，他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在未来主义的神话面前，他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所焕发出来的价值。他的言辞激越，但内心柔软；他的思想有着针尖般的力量，情怀却是广大、宽阔。他把人心所受到的伤害，通过语言来抚慰，正如这个世界的生态遭到破坏时，总是语言最先站出来抗议。于坚的写作，饱含着他对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双重关怀，值此严峻的时刻，特以生态文学的名义向他致敬。”①
　　于坚关注着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人与自然的美好和谐，关注着越来越令人失望忧虑的现实，“我少年时代，对世界的信赖和热爱，乃是来自滇池、天空、河流、高山和故乡这些先在的事物，我相信古代的诗人从中获得的经验、灵感、智慧我也同样会获得。如果在我后面的居然是一个会先于我死去的滇池、天空、高原、河流、大地和故乡，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家和路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载体，要有一个大地来承载。如果世界的进步就是把这个基本的载体毁灭,人类将不仅没有家，也没有路。”②一个个让人震惊的画面使于坚忧心忡忡：“我前不久到昆明附近的乡村去小住，大吃一惊，发现这里的夜晚已经没有蛙叫，一片死寂的大地极为恐怖,蛙们已经全部死于农药。‘浅草池塘处处蛙’的美丽南方大地正在一片片被视为‘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③以此为主题，于坚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在他的笔下，既有南国雄浑苍凉又美丽迷人的大自然，也有村庄的宁静和宁静村庄里朴实的人们，如《丽江的荒》《大理石记》《滇东北，雄狮大峡谷》《秋天我在泸沽湖》《春天·荷马·山神的节日》《山里人的歌》《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隐去》《在秋天的转弯处我重见怒江》等，更有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的叙述与批判，在这方面，无需我举例，只要看看于坚对滇池的反复书写就能感受到，无论是画面的触目惊心，还是诗人内心的焦虑与忧愤。他在《哀滇池》中写道：
　　在这个时代 日常生活几乎就等于罪行
　　谁会对一个菜市场的下水道提出指控？……
　　我再也想不起你的颜色 你是否真有过那些
　　湖蓝 碧蓝 湛蓝 深蓝 孔雀蓝？
　　……
　　永恒 竟然像一个死刑犯那样
　　从永恒者的队列中跌下④
　　在散文《滇池》里，诗人以回顾和无奈的口吻叙述了滇池曾有的美丽被惨遭蹂躏的景象：“许多地方，水草茂密得像原始森林，在船上看,水是深蓝的，森林幽深，鱼群像天空中的群鸟……我沿着已经没有人敢于在里面游泳的滇池走上一公里，看见的是十多处像小溪流似的淌着污水的下水道口，朝滇池张开着它们肮脏的嘴……无数的鱼像金子在闪烁。它们被从住了千万年的家里赶出来，在死亡的天空下跳跃，然后死去……”⑤于坚由滇池的遭遇想到很多，他想到了自然、诗和人类的命运：“对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是滇池的死亡。上世纪80年代末某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游泳，脱了衣服往滇池里面走，走了十多米以后，发现水里面沾满了非常可怕的绿色的东西，而且水是臭的。我非常惊骇，吓坏了，转身就往岸上跑。那种惊骇的感觉就是忽然发现太阳变黑的感觉，仿佛是世界末日。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滇池的水都是干净得能喝的。在我看来，滇池的干净是地久天长的，是永恒的。我早年的诗歌都是和大地、自然有关，因为从昆明城走上十分钟就有回到大地上的感觉。滇池两岸平原上有一些乡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样式，有种闲适的慵懒。昆明在中国是比较边缘的省城，现代化进程曾经非常缓慢。在20世纪70年代初，昆明附近非常古朴，我有时间像古代诗人那样感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云南的乡土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永恒感，但现在我发现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我很惊恐。五千年文明没有这种经验，阅读古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读到哪篇文章写污染、写河流会变色。不仅仅是我，可能李白、杜甫有这种经历都会吓疯的。好比如果没有永恒的黄河，他们怎么能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些伟大的诗歌，都是基于地久天长才会有的灵感。要是惶恐不安，老觉得这个太阳就要黑掉了，古代诗歌就不是这样子了。我哀叹滇池，写了首《那人站在河岸》。我只是写了昆明一段河流给我的感受，还没有意识到这会蔓延到整个中国。但是，从此我的写作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强调以前我并不是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那种灭亡感，那种死亡感，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①所以，于坚坚信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是不可分割的，生态危机和普遍危机必然联系在一起，当自然被人类肆意掠夺，人必然与自然疏离，人类美好的天性和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必然随之被破坏乃至彻底失落，因而，在当下，受到损害的绝不止是山川河流，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在精神与和谐的价值文化体系。“蝗虫在蹦跳，无数黄色的小花开着，乌鸦停在风中，马匹在张望大地……那时候我还年轻,望着这样的大地和山峰，我坚信着永恒。现在这一切正在消失，我对永恒的坚信已经动摇，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正在把大地的真相遮蔽起来，把‘荒’遮蔽起来，正在使荒原出现塑料、玻璃、水泥和钢筋……”②于坚由此追问一个诗人的职责：“诗人不应该逃跑。即使大地上已经只剩下塑料、玻璃、水泥和图纸，他依然应该呆在大地上。大地是永恒之象，世界只是大地的表面、痕迹。……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重建大地的尊严，让被遮蔽的大地重新具象、露面。”③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一位生态文学的写作者，他的生态立场不仅体现在他作品的内容上，还体现在他的审美上。在于坚的作品中，这种生态美学就是人与自然的平等，他放弃了人在审美上的优越与中心的位置，重新调整了人类看待自身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的姿态，人类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万物的主人，人类的地位并不比自然界的其他事物高，“我们”和“他们”一样，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自然界不是任人宰割蹂躏的奴隶，不是与人类有仇的敌人，而是与人类朝夕相处的朋友和伙伴，人类与万物保持一种平等对话、和谐相融的关系。诗人把人类放在了和其他事物相同的处境，让人类倾听那些听不见的声音：“它有吊床/露水和一片绿茸茸的小雾//因此它胡思乱想/千奇百怪的念头//把结实的三叶草/压得很弯//我蹲下来看着它/像一头巨大的猩猩……我的耳朵是那么大/它的声音是那么小//即使它解决了相对论这样的问题//我也无法知晓/对于这个大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头猩猩”（《一只蚂蚁躺在一棵棕榈树下》）在这里，诗人做到了换位思考，在我们眼里他们是什么，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什么，诗人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这个世界共同体中的一员而已。在《黑马》中，诗人不仅叙述了黑马像人一样是生命的存在，而且大地和草木都活了起来，都有了生命。不仅如此，“我”已与黑马、草木融为一体，我就是黑马，黑马就是我；我就是草，草就是我。诗人写道：“一匹黑马/站在蔚蓝的天空下/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啃啮着那片荒原/一动不动/悠闲自在/而渴望驰骋的却是我啊/像一匹黑马那样驰骋/黑马/你来看电视/我来嚼草/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对我无动于衷。”人与马是平等的，各有其“自在”又天下地上的“共在”。④这样的美学追求在散文《云南冬天的树林》里体现得也非常典型。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冬天的树林”这一词组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风的惚哨、雪的飞舞，想到光秃的山岭和树枝，进而升起或慨叹自然的严酷、生命的悲壮，或怜惜美景的陨落、渴望温暖的回归等情感意绪；而当被告知这“冬日的树林”是在云南时，稍一凝神，我们也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心中顿时浮现出南方亚热带丛林的朦胧图画，南方一定与北方不同，一定葱郁如常，于是，你禁不住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生命迥然不同的际遇感叹不已。之所以会这些念头和体验，乃是因为“文化”的缘故，“传统”的缘故，“人之常情”的缘故。所有这一切都作为一种定势在我们体物感怀之前预设在那里，它规定了我们常常这样想而不那样想。因此，我们所有的文化和审美的习得，既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获得和知识的贮藏积累，同时也是一种“阻隔”和“遮蔽”，因为它们，我们无法看到和言说其外的风景。这便是非生态中心主义亦即人类中心主义在审美中的一般表现。
　　然而，于坚以其独特的艺术立场抵抗这些“阻隔”和“遮蔽”，抵御人类中心主义，呈现并言说出有别有于传统和常规的境界。于坚的写作也是从南方与北方的差异说起的，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南方的温暖和葱郁而滑到浅薄的故作惊讶和平庸的赞美中去，而是用一个小节说出了温暖和葱郁背后的另一种事实，这一节只一句：
　　然而，树叶同样会在云南死去。
　　接着，于坚又指出：“树叶永远，每一个月份都在死去。”这便是云南(南方)树林与北方树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独特所在。在北方，落叶以集体的状态出现，与季节相关，而在南方，落叶则是每时每刻的，但又是个体的，非关季节的，因此，在云南的树林，生长与死亡同在，死亡与生长相互说明而同为一种平常的自在的存在，“生命和死亡，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各有自己的位置，在树上的并不暗示某种攀登、仰视的冲动；在树下并没有被抛弃的寂寞”。我们知道，面对树林，它的葱郁勃发和落叶凋零是较为醒目的形象和姿态，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从这两种姿态中获得了体悟，找到了它与自然、与生命，特别是它与人类社会、个体心情的荣衰、哀乐之间的隐秘的联系从而赋予它们以象征的意义，绿叶、落叶乃至与之相关的色彩都成为浸透了人文精神的意象，因此，当于坚坚定地说出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时，也就等于拒绝了绿叶与落叶的人文意义，阻断了极可能出现的流于俗套的滥情。从于坚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人类附加于树林或落叶身上的意义已构成了“遮蔽”意义横亘在人与树林(绿叶、落叶……乃至自然)中间，使人们无法接近对象，在意义的作用下，我们平常谈论的树林、落叶等等实际上早已不是对象和事物本身，当我们在言说绿叶的“攀登”和“仰视”与落叶的“抛弃”和“寂寞”时，真正的绿叶与落叶与我们渐行渐远。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及于坚著名的“拒绝隐喻”的写作观念，他认为要想打破“诗对于存在所处的严重失语状态，必须解构五千年来凝固成的固不可破的隐喻系统，它拒绝隐喻，从而改变汉语世界既成的结构，使其重新恢复原初能指”①，于坚要改变拆除隐喻式语言结构系统，努力使世界在语言的原初意义上重返真实，走向澄明，在语言的意义上澄清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存在意义。
　　于坚的尝试从“落叶”开始，如果去掉附加在落叶上的意义，人类对落叶本身说过什么?所知又有几何?我们一提起落叶总是会想到许多许多，其实，作为落叶本身，我们知道得实在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贫乏：“没有人知道这些树叶是何时掉下来的，世界上有无数关于树和森林的书，但没有一本描述过一片叶子的落下。”而实际上，“一片叶子的落下包含多少美丽的细节啊!”于坚这样展示落叶的细节：
　　一片叶子的落下就是一次辉煌的事件。它忽然就离开了那绿色的属性，离开了它的“本质”。离开了树干上那无边无际的集体，选择了它自己内在的，从未深露过的深红或者褐黑。它从它的角度，经过风的厚处和薄处，越过空间的某几层，在阳光的粉末中，它并不一直向下，而是漂浮着，它在没有水的地方创造了漂浮这个动作，进入高处，又沉到低处，在进入大地之前，还有一阵绵延，那不是来自某种心情、某种伤心或依恋，而是它对自身的把握……
　　这里没有抒情，没有感叹，有的只是对落叶“事件”的书写，这便是典型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写法。于坚尽量避免传统人文精神的干扰，我怀疑在语言风格上于坚从自然主义、新小说派和物质主义诗歌那儿受到启发，即避免使用过于花哨的主观色彩过多的形容词和修辞手法，而尽可能采用“科学”的、“物”的和最简单的直截的描述以便将落叶的直观形态揭示出来。这种表达显然有别于我们散文所习惯了的“诗化”的写法，但却是更接近对象，落叶不再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感觉和意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包含有许多过程、动作和变化在内的“事件”，对对象的专注使得这样的描写质感相当的强烈，如对落叶“本质”发生变化的揭集，尤其是对落叶在空中“漂浮”“绵延”的说法确实显示出作者把握客体的高明，他在常人所忽略的地方写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字。
　　我们已经明白，对落叶的这一次书写并不是仅仅为了揭示落叶这一事物的真正细节，于坚更重要的是在倡导一种态度，由落叶再推而广之就是树林，就是自然，我们对自然(在作品中就是“云南的冬天的树林”)本来就不应当想当然地去言说什么意义，真正的想走近自然，我们就必须澄怀虑思，卸去我们对自然的种种预设的想法，以“空”的状态隐于其中。于坚说道：
　　在这美丽伸手可触的林子中，唯一的愿望就是躺下，躺下了，在好日子，进入林子深处，在松树叶或是桉树叶的大床上躺下，内心充满的不是孤独、反杭或期待(期待另一季节)，不是忍受，而是宁静、自在、沉思或倾听。
　　这一节文字夸大了说，可看作是于坚对人与自然之审美关系的理解。毫无疑问，这与传统美学关于自然美的学说有许多相悖的地方，传统美学认为自然美即人在自然面前获得的审美体验不过是人从自然中看出了“我”，自然不过是人的对象化，因此，一、 自然美无客观可言；二、 自然美的获得取决于主体的审美(文化、知识、情致……)经验的积累。而于坚则在倡导，一、 要尊重自然作为客体的自在性；二、 在自然面前，人作为主体必须放弃自己优裕的地位，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然。这实际上就是生态审美的自然性原则。这一原则主张，生态的审美首先是对自然的审美，但这种自然审美既不是将具体的审美经验抽象成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也不是通过具体的审美对象来表达或者对应审美者的思想情绪或人格力量。与传统的审美相比较，生态审美突出的是自然审美对象，而不突出审美者。这一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生态审美中，我们不仅要把自然对象化审美惯例予以排除，而且还要将自然工具化的审美惯例排除掉。所谓工具化的审美，就是把自然的审美对象当作途径、手段、符号和人类思想感情的对应物，把它们当作反悔、表现、比喻、暗示、象征的工具。可以说，传统的写景状物的美学的实质就是将自然的工具化。而我们一旦在审美中对自然去工具化，即可还自然以本来面目。所以，于坚对云南冬天的树林的书写也就开了另一番天地了。它表现为对大自然专注的凝视和倾听，心无旁鹜，神归一聚的都是周围实实在在的景致，是对树林里丰富的形、色、音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摹，这里有那么多复杂而神秘的音响，有在静寂中攀援编织的黑蜘蛛，有一只神情变幻姿态玲珑活泼的小鸟，还有许多忙碌的蚂蚁，诗人静静地躺在林中看阳光渐落，看月华升天，林中一片朦胧，呈现出更为神秘的影象，而入夜后林中的声音更加显露出树林勃勃的生命运动。于坚努力在接近自然，接近的最终目的是让自然来呈现，对大自然的倾听和凝视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主体真切地再现自然，而是沉入到自然中去，让自然去“言说”，让自然去呈示自己的状态。于坚使用了一个类似于现象学的概念——“在”。于坚在描写林中的声音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有什么在落叶上“沙沙沙”地走，没有脚踵地走，那“沙沙沙”也不是声音，不能模仿，不能复述，只能倾听。你最后连倾听也放弃了，你进入到声音中，和那声音是一个内部，你像你身子下面那黑暗中的土层一样，和根，和根周围的土、水、昆虫在一起。你并不意识到“在”，只是在着，在那儿，冬天，山中的某处。
　　自然不仅仅是对象，不仅仅是供人去感知的对象，我们必须突破“人/对象”的这种二元论的框架，人与对象共处于同一世界，当我们去掉自设的种种“遮蔽”，去掉人的自高自大(“连倾听也放弃”)，就会与世界同在，在这里，世界敞开了自己，这种敞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理的显现”，而是一种无言的呈示。（“……‘在’，只是在着，在那儿，冬天，山中的某处”）虽然，世界仿佛还是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敞开，它便不同了，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生态美学强调的就是这种境界，也就是交融性原则。要真正做到与自然交融，并在交融中深刻感受自然的美，审美者首先要忘掉自我。忘我地感受自然是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主张的生态审美方式。卡森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自然的奇妙，是因为过于自大，把自然仅仅当作工具和对象化的自我。只有忘我地、无目的地感受自然，人们才能感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奇特的自然美。①
　　在《云南冬天的树林》里，于坚时不时以这样的方式来突出某些语词：
　　你永远看不到它们全体死去，看不见它们作为集体，作为“树叶”，这个词的死亡。
　　它忽然就离开了那绿色的属性，离开了它的“本质”。
　　存在的只是一片叶子，或者由“叶子”这个词所指示的事物。
　　一切细节都被抹去，只被概括为两个字“落叶”。
　　这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和那个被称为“鸟”的东西毫不相干。
　　同时，于坚还常常写下这样的话语：
　　它们的丰富使“落叶”这个词显得无比空洞。“落叶’，是什么？没有落叶。只有这一片褐红的或那一片褐黑的，一个诗人永远想不出用什么意象来区别、表现它们，这景象在文学史上像“落叶”这个词一样空白。在没有声音的地方，倾听无以命名的声音。
　　光在不同的亮处、明处、晦处、暗处，不同的方位，把原来已命名的事物打散、组合成一些圆的、方的、看上去像是一些新事物的轮廓，心中充满命名的喜悦……
　　回头望望，那一片耸起在星夜中的黑暗的东西，是你无以言说的东西。
　　但它在着，不需要言说。
　　我们觉得这些话真实地道出了于坚面对审美对象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则揭示了一位生态文学写作者的焦灼。它看上去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即“言意之辨”，只不过到了生态美学这里，又加入了新的理解。早在庄子，就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到了魏晋，佛学流入中土，与庄老结合，玄学随之勃兴，言意讨论成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古代诗人常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③，表达的便是我们日常有限的语言在传达世界时的无能为力。我们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创设了语言，同时也就为语言所束缚。我们只能说出语言所能表达的事物，由于长期的“言说”的钝化，我们失去了语言之外的感触。而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却每每在语言之外找到无边的感觉和兴象，但当他试图用语言去表达时却发现已有的语言首先是空洞的，粗糙的，比如“树叶”，比如“本质”，比如“落叶”，比如“鸟”，我们只在使用这些语词，而这些语词的对应物的丰富我们知道多少?我们自以为知道，而这个知道实际上是建立在从语言到语言的自欺欺人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我与世界的全部丰富性之上的。于坚显然感觉到这种丰富性，他知道了这些词汇的虚幻和苍白，他用引号揭示我们注意这一点，提示我们他虽然不得已在使用这些词汇，却希望我们能体会出他寄于词汇外的无法言说的东西。“光在不同的亮处”那一节非常有趣，作家全然进入了一个与语言的世界、与知识的世界不同的本真的天地，他完全与自然同一了，像孩童第一次面对事物一样，他动用了自己的全部感官，进入他感官的只有色彩、形状和声音，而不是后天习得的那些知识。于坚从旧的、被告知的的语言桎梏中突破出来，面对自然，他在寻找和创造新的表达。可是，新的表达能真正摒弃我们的既有语言吗？海德格尔认为是不可能的。面对自然的本真，人是不能开口的，一旦诉诸语言便是走向了晦蔽。于坚似乎也有同样的体会，在享受了片刻的命名之兴奋与喜悦之后回头望望，发现那实际上是无以言说也不需要言说的。于坚在这里己经告诉我们，“遮蔽”的不仅仅在于“意义”，根本上在于语言本身。真正的“云南冬天的树林”也许并没有说出，也许，于坚只不过在告诉我们他的一次遭遇，他与云南冬天的树林的那一次遭遇，而真正的云南的冬天的树林还在那儿，语言带不走它，也许最确切的说法是，于坚走过云南冬天的树林，在与它交接的那一刻，他真正地走进了它，它也走进了他，但，那是无法言说的。
　　于坚以他独特的方式说出了自然的神奇，说出了人类创造的语言在表达自然时的粗糙与苍白，进而说出了人类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与谦卑。
　　
　　（江苏省作家协会；2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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