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将《湘夫人》的主旨理解为湘君、湘夫人的一场爱情故事其实是一场误读。其中包括人物性别的误读,目前学界并无确切证据证明湘君为男性神,相反有不少资料认为其为女性神;人物关系的误读,湘君、湘夫人到底所指为谁,是何关系,并不明了;人物形象的误读,“恋爱说”不仅歪曲了舜的明君形象,也颠覆了作者本人的忠君爱国形象;最重要的是文本的误读,“恋爱说”无法清楚解释诗歌中的一些疑难之处。湘君、湘夫人应为姐妹神,屈原借用了楚地祭神乐曲,修改原先的祭词,表达了自己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之情。
　　关键词:《湘君》 《湘夫人》 “恋爱说” 屈原
　　
　　屈原作品中,主旨幽隐难明者莫若《九歌》,《九歌》中争论最多的又是“二湘”。《湘夫人》广泛入选各类语文教材,但其主旨究竟何为,历代探轶颇多,然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类教材多采用“恋爱说”,即认为湘君与湘夫人是一对配偶神,二神在洞庭湖畔演绎出了一场凄美的爱情故事。但此说大多脱离文本,随意生发,无法自证其圆,只不过是一场浪漫的误读。
　　
　　一、人物性别的误读
　　
　　将《湘夫人》与“爱情”联系起来在《湘夫人》解读史上出现较晚,早期楚辞研究者多不持此说。“爱情说”的前提是湘君、湘夫人必为异性。一“君”一“夫人”,就今天看来,二者肯定是一“男”一“女”。但这个似乎不容怀疑的问题在前代却疑问多多。
　　湘君具体指谁姑且不论,但湘君是否一定是一位男性神呢?不少人肯定地认为湘君是男性,就是因为其被称为“君”。其实 “君”在古代并不独称男性,《史记》中就有“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史记·外戚世家》)的说法。以一“君”字即为湘君贴上“性别:男”的标签略显急切。而且,对湘君性别的怀疑并不始自今日。《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作为“尧女舜妻”的湘君当然肯定是女性。《史记》所记史实大多有准确出处,绝少杜撰虚拟,“博士”虽也是听来的,但至少证明在最为接近屈原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湘君是女神。刘向《列女传》也有记载,“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明确指出湘君即舜之二妃,为女性神;唐代韩愈则在“考之”后得出结论,“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但不管怎么说,湘君仍为女性神。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明确指出,“娥皇正妃,故称君,女英自宜降称夫人”,湘君是舜之正妃娥皇,当然只能是女性。此后的戴震、蒋骥等均认为湘君为女性神。当然,因为涉及的是“神”的性别问题,确凿证据更难搜集,其证明力自然也很有限。但既然有这么多史家学者坚持认为湘君为女性神,我们今天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君”字即认定湘君为男神,完全无视前代学者的成果,太过武断。关于湘夫人性别探讨的虽不多,但极少有人说湘夫人是男性神。所以湘君、湘夫人为异性神证据不足。
　　既然是神话、传说,附会之处当然很多。文本本身是否提供了足够证据呢?最早通过文本认定湘君湘夫人分别为男性女性神的是明代的闵齐华,他在《文选瀹注》中说,“《湘君》一篇,则湘君之召夫人者也;《湘夫人》一篇,则夫人之答湘君者也”,他也指出了认定湘君性别的依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称呼,“前(即《湘君》)以男召女,故称‘女’,称‘下女’;后(即《湘夫人》)以女答男,故称‘帝子’,称‘公子’,称‘远者’。”闵氏的这一说法,尤其是认为“帝子”“公子”即为湘君,基本不为学界认同。现在各类教材大多认为“帝子”“公子”即湘夫人[1],所以通过称呼认定的性别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闵氏的第二个依据是文中的器物,他说,“以男遗女,故有玦有佩,此男子所有事也,以女遗男,故有袂有褋,此女子之所有事也”,“玦”“佩”虽为男子常用,但历史上并无玉器仅为男子专用的记载,而且考古证实,“男女用玉差异并不明显”[2];同样,文献中也无“袂”“褋”为女子专用之物的记载,“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左传》)中的“袂”恰指男性衣物。不少人接受此说,其实也是没有依据的。所以,在有确切证据证明湘君性别之前,就急着断定这是一场“死生契阔,会合无期”的爱情故事,其可信度是大打折扣的。如果二湘的性别值得怀疑,“恋爱”说的荒谬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人物关系的误读
　　
　　当然,认为湘君是男性神的人也不少,在没有确切证据时,我们自然无法反驳湘君也有可能为男神的结论。但是,即便湘君是男性神,湘夫人就一定是湘君的夫人吗?二者究竟是何关系呢?如果把湘君当作女性神,湘夫人当然另有所指。第一种看法是认为,湘君、湘夫人各为其神,二者没有什么关系,如王逸就认为,“湘君,水神。湘夫人,舜之二妃”,即湘夫人是舜的夫人,而不是这个叫湘君的水神的夫人。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湘君湘夫人为姐妹神。如程嘉哲在《九歌新注》中就认为湘君“是一篇祭祀洞庭水域女神的乐歌。洞庭水神是一对姐妹神。”[3]韩愈、朱熹也持此说。第三种看法是,湘君湘夫人确为配偶神,但并不是指舜与二女,如汪瑗《楚辞集解》即以为:“然‘湘君’者,盖泛谓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即湘君之夫人,俱无所指其人也。”顾炎武也认为,“二女与湘灵,固判然为二。即屈子之作,可证其非舜妃矣”。从上述看法中可以发现,将湘君湘夫人等同于舜与二妃不过是后人的演绎,采用的是“倒推法”,即认为“湘夫人”就是娥皇、女英,二妃既然是“湘夫人”,其夫君舜自然就是“湘君”了。唐人司马贞及后世不少人正是这样推断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秦博士所说予以注解时指出:“《列女传》亦以湘君为尧女。按《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尧女,则‘湘君’当是舜。”由“当是”二字可看出这一推理其实是缺乏依据的“想当然耳”。历史上并没有舜又称为湘君的记载,即舜不等于湘君。但这里的推理却是,因为有人叫湘夫人,又有人叫湘君,所以,湘夫人就一定是湘君的夫人;湘夫人可能是二妃,湘君就一定是二妃的丈夫舜。且不说这样的推理缺乏事实依据,推理过程也值得推敲。
　　还有,“湘”并不是姓氏,“湘君”的夫人也不能简称为“湘夫人”,而应称为“湘君夫人”;正如我们不能将“将军夫人”简称为“将夫人”,“河伯夫人”简称为“河夫人”一样。即便将湘君坐实为舜,湘夫人就是尧帝之女娥皇、女英,也不应该称为“湘夫人”,而应叫“湘妃”——湘妃竹正是得名于此。
　　再退一步,承认湘夫人就是湘君的夫人,并且湘君就是舜,湘夫人就是二妃,那么此时湘君湘夫人到底是何关系?已婚还是未婚?如未婚,称湘夫人无据;如已婚,又何来“彼此遇合之难谐。及其相爱既深,而终不获相遇也”,需要“一则捐玦遗佩,采芳洲之杜若以遗下女,冀以通其最后之情;一则捐袂遗褋,搴芳汀洲之芳草以赠远人,聊以慰其无穷之思”?[4]更为重要的是,湘夫人等于二妃,而二妃是娥皇与女英的共称,如果是爱情,是湘君与娥皇,抑或与女英?一场极度私人化的爱情,两个女子难道可以绝对合二为一,以高度同一的形象与湘君恋爱?写帝王的恋爱,当然具有震撼性,只是,难道屈原会忘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谁和谁约会?一人约俩?俩人约一?文中居然毫不提及。从这个角度讲,硬将二湘解读为爱情故事,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三、人物形象的误读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诗歌解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第一,我们要知舜帝与二妃。舜为历史上著名的贤能勤政的明君,他巡狩、执政、治水、服蛮夷,立下不朽功勋,“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二妃虽为尧女,但“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如果《湘君》、《湘夫人》果真写的是舜与二妃的约会故事,并且“以人道拟之,遂故作此等艳语”(游国恩),那么就将明君贤妃塑造成了“或终日因情而涕零,或常年为情而渴慕”的“情种、情痴”,“舜的勤于国事,舜的英明贤哲,在二《湘》中甚至没有蛛丝马迹可寻”[5]。屈原本为爱国诗人,对自己的祖国爱得深情,常盼明君贤主,舜的身上恰恰集中了几乎所有明君的优点,屈原绝不可能对舜的形象予以如此大胆的解构,不可能让这一对明君贤妃成为自己爱情戏的主角,更不可能将他们塑造成喜怒无常甚至歇斯底里(捐袂遗褋)的形象。如果那样,不仅是对他们的大不敬,也会让自己心不安。
　　第二,我们要知屈原。屈原的形象不用多说,李泽厚说屈骚传统“美在深情”,这情感深就深在“竭忠诚而事君”“专惟君而无他”(《惜颂》);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样一位以“存君兴国”为己任的忠臣贤臣,哪有心思去写这些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而且,在二《湘》之外,屈原的其它诗篇几乎都与爱情无涉,怎么会突发奇想地来写这么两首“几乎令人不堪卒读”的“猥亵”情诗(闻一多语)?唯一的解释就是后世将其误读为情诗了。
　　现在普遍将二《湘》误读为情诗,与游国恩先生有密切关系。他受到明代闵齐华启发,认为二《湘》“两篇文词,针锋相对,且明为男女慕恋之情”[6],同时对启发他的闵氏给予了“觑破《湘君》《湘夫人》之作男女之辞,则诚千古不磨之卓识”的极高评价。其实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除了他们少数人,前人多不将二《湘》解为情诗。只是游国恩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太大,后人没有或不便深究,所以普遍接受了他的观点。
　　
　　四、文本的误读
　　
　　有了前述几方面的先入为主的误读,文本误读就是必然的了。要证明二人确为配偶、恋人关系必然会有很多无法说通的地方,只有通过想象强行解释。如第一句就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帝子降兮北渚”,“予”为何会“目眇眇兮愁”?这里的答案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湘夫人来北渚分明是与湘君如期幽会,然而,当她伫立北渚之上,举目四顾,却茫然不见湘君……”[7];有的又说《湘夫人》描述了“湘君来到约会地北渚,却不见湘夫人的惆怅和迷惘,表达了湘君对湘夫人的思念”[8];还有人说,“湘君还是弄错了约会日期以致迟来了一天”[9],言之凿凿,有如亲历,只是依据何在?由于不顾人物性别、人物关系而将其强解为“爱情”,其中扞格难通之处还有不少。
　　如对“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和“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两句的解释也是言人人殊。为了紧扣“恋爱”主题,只得要么将其说成“这都是假想的反常现象,比况事与愿违”[10];要么认为是“言失其所,喻希望渺茫,亦说明湘君内心的期盼和紧张”[11]……总之,是“过度思念而产生的幻觉”。每每读到类似的解释,总有言不及义、隔靴搔痒之感。倒是王逸所注的“麋当在山林而在庭中,蛟当在深渊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升朝廷,贤者当居尊官而为仆隶”深得钱锺书赞许,认为其“颇悟其旨”,只是“惜未通之于‘鸟’、‘ 罾’两句”[12]。这样的解读虽不“爱情”不“浪漫”,但恰恰契合作者身份与文本本义。
　　另外,对文末“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的理解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慰无穷之思”(游国恩);有的说“各弃其前此所诒之物,以示决绝之意也。”[13];有的说“玦佩,贵之也。袂褋,亲之也。各以其对方所需要者而捐遗之,而浮沉祭之。”[14]有的还说是“湘君毅然把爱人赠给他的衣物抛入江中,以示决绝,但在绝望之中又抱有一线希望,以徘徊等待表示对爱情的忠贞”[15];但不管怎么说,因约会对象没来,就将外衣(袂)内衣(褋)脱光扔掉,是人是神,都不会作出这一举动的。而且,刚刚“决绝”扔完,又要去“搴汀洲之杜若,将以遗兮远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情感变化既无征兆也无过程,哪里还有什么“君”“夫人”的形象?
　　其它解释不通或解释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原因正在于“爱情”这一预设主题不是诗篇的真正主题。用“爱情说”解释文章,美则美矣,如果无法解通,无论多么浪漫,终不过是过度想象的误读。
　　既然性别、人物关系、作者及主人公包括文本等方面都不支持湘君、湘夫人为恋人、配偶关系,笔者个人倾向于认为湘君、湘夫人各为水神(请舜来作水神,只怕庙太小)。而且,借助韩愈、朱熹等人的考证,可将湘君理解为娥皇,湘夫人理解为女英,即程嘉哲所认为“姐妹神”。这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湘君》、《湘夫人》两篇中有不少句式相同、语意相连的地方。而且,湘君、湘夫人本为二神,怎会共用一篇祭词?
　　其次,《九歌》“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16]向来无争议。屈原写二《湘》的目的自然也是祭神。关于这一点,王逸与朱熹都说得很清楚。楚地“其俗信鬼而好祠”,但不少人又据此认为二《湘》就是祭神的,并考证出了很多具体的祭祀仪式,如“浮沉祭”等等。殊不知这只是“俗人祭祀之礼”(王逸),屈原对此既不认同,也不感兴趣,认为这是“蛮荆陋俗”,且多“亵慢淫荒之杂”(朱熹)。屈原只是借鉴了祭神的音乐形式(乐歌),而“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所以,与其说屈原是在祭神,不如说是敬神;与其是在敬传说中的神,不如说是在敬心中的神——楚王,借敬神的酒祭己“存君兴国”之志,亦即“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王逸),“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念不忘之意”(朱熹)。以此为主题,则难解之文句大多有所依托,顺理而成章。而且,对水神的亲近还为屈原后来的投水埋下了伏笔。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手法,但屈原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作品的浪漫主义恰恰是对其并不浪漫的人生的补救。
　　
　　注释:
　　[1][10]徐中玉,陶型传:《大学语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2]李建纬:《三门峡虢国墓用玉等级之探讨——从用鼎制度谈起》,故宫文物月刊,2002年,第11期。
　　[3]程嘉哲:《九歌新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4]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页。
　　[5][6]应德民:《<湘君><湘夫人>探疑》,《屈原研究论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7]张丛林:《〈湘夫人〉的艺术构思》,名作欣赏,2000年,第6期。
　　[8]方铭:《〈楚辞·九歌〉主旨发微》,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魏炯若:《二湘刍议》,《屈原研究论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
　　[11]胡德才,周德梅:《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2]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17页。
　　[13]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14]陈子展:《楚辞直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15]徐绍建:《大学语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16]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51页。
　　
　　(朱恒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430073)

• 朱 恒： 浪漫的误读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