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童的长篇《河岸》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英雄幻梦。这一幻梦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作家凭借其娴熟的新历史主义笔法,于官方正史与稗官野史的缝隙间,完成了有关“英雄”的颠覆性叙事。其颠覆性关涉身份和禁欲两个层面。身份的撕裂性苦痛与性的禁闭,都从反面显露出“英雄”元叙事的脆弱和单薄。
　　关键词:河岸 英雄幻梦 身份 禁欲
　　
　　苏童的小说《河岸》始于一个英雄的历史,却以英雄梦之幻灭而告终。作者延续了新历史的写作立场,虚构出了真实的人性。诚如卡莱尔所言:“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能从人们的心灵中拔除对于伟人的某种奇特的尊崇;真正的敬佩,忠实的崇拜,忠贞,崇拜,虽然它可能是暗淡和被曲解的。”[1]总之,人们对英雄的崇拜似乎从未停止过,从生活到文本,处处充满了英雄的影子:对神明的信仰,对伟大诗人的崇敬,对战斗英雄的钦佩等等。尤其是当时置身在革命文化秩序中的中国大众形成了一种公共的“理想人格”——革命英雄人格。这里,对革命英雄的崇拜其实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它促发了自我内心的欲望,与英雄靠近成为英雄式的人物是每个人在心底悄悄编织的梦想。邓少香是将梦想与革命时代完美结合的成功者。时势不在,但梦却还在惯性地编织着:一只装着婴儿的箩筐延续了邓少香的传奇,改变了库文轩的命运,揭开了人们潜意识里的英雄欲,但流淌的河流却泄露了一个秘密——这只不过是个“空屁”。在《河岸》中,苏童无疑再次发挥其虚构的魅力构筑了一个“一切与我的父亲有关”的英雄幻梦。
　　
　　一、梦想之始:英雄的母亲
　　
　　邓少香是故事的源头,她的亡灵成为编织库文轩英雄理想的丝线。文本一开头就悄然暗示库文轩此一理想的虚幻性,这从对邓少香的英雄事迹的叙述中已现端倪。苏童以他一贯的缝补拼凑技法将历史的碎片聚合成一,使读者在文本与历史缝合的针脚处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英雄的官方史和民间史不断地分裂、交织,最终权力镇压了“邪魔歪道”,仅留下了纯粹化的官方正史。
　　油坊镇的棋亭里矗立着女英雄的纪念碑。碑身后的浮雕英姿飒爽,女英雄“凛然地怒视着”,但却透露出“一股革命时代特有的尖利而浪漫的风情”。女人是如何走向革命道路的?英雄的官方史与民间史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反抗封建家庭与不堪忍受乡下生活走向革命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使革命之路的正义性遭到质疑。尽管工作组以迅雷之势肃清了玷污女英雄形象的负面新闻,但英雄的名号称呼得却不再那么理直气壮。
　　落后的群众如嗅觉灵敏的老鼠,将关注点转移到英雄事迹的细枝末节上去了。在接头暗号被敌人识破后,邓少香做了两件事,整理自己的面容和关注箩筐里的孩子,这无疑是革命和浪漫的完美结合,正是这个动人的情节让她成为库文轩心中永恒的红色记忆。渔民封老四落在库文轩屁股上的手则延续了邓少香的英雄理想,并真正确认了库文轩的革命后代身份。不过,女英雄和渔民故事的不断改写令他的身份认同逐渐瓦解,最终走向自我惩罚,直至毁灭。
　　
　　二、寻找英雄:身份的游移与裂变
　　
　　置身在当时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作为个体的人皆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心理焦虑,其外在则以一种蒙昧而狂热的状态呈现,人的真实自我被压抑。权威主义的社会文化秩序在根本上与人的自由本性相抵牾,大众被压抑的人格表现为对主流文化所宣扬的理想人格的屈从,对革命英雄人格的无限崇敬与赞美。当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英雄情结给予人们的压抑只要没有超越一定的界限,对普通人来说就只是一种“潜伏”,甚至是一种福气。借此,他们可以生活在似有若无的英雄幻梦里,努力地做好自己“水葫芦”的事,却感到每个人都是金灿灿的“向阳花”。
　　库文轩革命后代身份与这种压抑个体的英雄情结遭遇后,必然致使其主体性完全丧失,革命英雄人格排斥自我并专横地支配着他的精神世界和外在行为。此时,身份即自我。从英雄后代到阶级异己分子所带来的落差是他始料不及的,“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了,我母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媳妇了,我也不是邓少香的孙子了”[2]。身份的丧失意味着个体自我的又一次被代换,只不过这次代替自我的是无尽的“无”,是“空屁”一场。
　　对革命英雄的崇拜成为了库文轩一生的宗教,他一生都在维护自己的英雄身份,坚贞而不可动摇。面对工作组的质询,他无论如何都不承认自己身份有问题,竟要脱裤子验胎记以证清白。为了挽回身份他可以接受一切屈辱,忍受妻子每日的秘密审查,在向阳船队虔诚地改造。革命者应是无欲无求的,因此,他严酷地对自己实施了性惩罚:为了不辱没母亲的英名亲手毁掉了生命之根。他还把改造放在了对儿子库东亮性的监督上,甚至把他正常的发育都视为下流肮脏的事情。他离开岸上的生活到向阳船队去改造,是一种安慰、等待和期许,也是一种对本能的逃避。河流是他最后的坚持,十三年间不断地让儿子帮他向上面送信,等待着能够重新以邓少香儿子的身份回到岸上去,他对英雄后代身份的执着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这种期望走到了尽头,死亡是他唯一的归宿,背驼烈士纪念碑与河水融为一体,完成了对自己身份最后的坚守。然而,这种坚守是苍白无力的,当“不再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的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3]。显然,当失落的自我化为空洞之“物”,任何坚守就都毫无意义,也注定归于失败。
　　
　　三、影响的焦虑:反抗与皈依
　　
　　在历史这个大文本的编织过程中,库文轩选择了英雄叙事,应该说,他意图用自己的坚持完成对英雄历史的正面书写。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对峙交锋体现在父与子的冲突上。父亲固执地让儿子去看凤凰镇上并不存在的祠堂——英雄邓少香战斗过的地方时,儿子却好奇于传说中的棺材铺。战斗英雄是禁欲的革命者,因此父亲对自己和儿子的欲望实施了阉割。十三年的河流生活让库东亮逐渐看到历史的裂缝,革命英雄梦的虚幻。儿子与父亲的种种对抗也昭示了革命禁欲的失败。库东亮对父亲的监视很抵触,敌视与同情交织着。他埋怨父亲在性方面所犯的错误连累自己性的成长;他不能领养慧仙,对慧仙的关注也遭到父亲的阻碍,他就以用代号代替名字写日记的方式进行着秘密的暗恋。他不能随心所欲地看铁姑娘,不能自由地勃起,他就躲在两船之间缝隙处的河水里自慰。青春期躁动的被压抑造成了他扭曲敏感的心理。他将对父亲的报复集中投注在了对“半个阴茎”的嘲弄和羞辱上。但同时,他又同情和认同着父亲,看到半个阴茎时他克制不住地、无声地流下泪水。
　　对父亲的爱和英雄情怀的魅影,作为两种对立的力量撕扯着库东亮的心灵。随着季节变换的河水暗示了他迷惘的心理,“秋天的时候,我相信别人的说法,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可是到了春天,我相信父亲了,在我的眼里,他仍然是邓少香的儿子。”[4]正如福柯所说:“我们应该在其物质层面设法把握作为一种主体的构成的服从。”[5]我们习惯于把权力想象为对主体的一种压迫。但根据福柯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权力同时也形成了主体,并提供了它存在的条件和欲望的轨道,那么,权力其实也是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只不过以隐形的方式存在着。库东亮反抗着父权的压迫,但同时却在隐形地认同着父亲的规训。他保护父亲写给上级的信像保护他的秘密日记本一样;他为了维护父亲的烈属身份与赵春美和傻子扁金拼命。当父亲充满希望的等待与坚持变得徒劳无功,最后绝望地准备以躯体死亡来结束一切时,他害怕和伤心起来。他伤心父亲的离去,他害怕没有父亲压抑的生活。
　　在父亲改造期间,库东亮心中淹留了巨大的阴影。找赵春堂要烈属证的计划泡汤以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英雄的纪念碑给父亲驼回去。这件送给父亲的唯一礼物可以说最终成就了父亲与儿子之间完美的接力。父亲驮着纪念碑投入河水中,把虚幻的革命英雄理想放在了儿子身上。遗憾的是,库东亮所拥有的均是“虚无”:邓少香不属于父亲,也不属于他;母亲也已远走他方。历史留给他的只是慧仙陈旧的红灯和父亲沉重的驳船。
　　无论是对于库文轩父子还是乔丽敏和慧仙来说,甚至对于傻子扁金,革命英雄情结始终是笼罩在人们身上一种共同的幻象。他们对身份的找寻在历史的冲刷下变得暗淡,最终只能归于对惨淡现实的接受。不过,从父子默契的接力可以看出,苏童最后还是为他的人物披上了温情的人性外衣,尽管历史的逻辑并不尽然。
　　
　　注释:
　　[1]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4]苏童:《河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第43页。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5]米歇尔·福柯:《两篇演讲》,转引自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页。
　　(王瑞瑞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007)

• 王瑞瑞： 岸上的悲剧:虚妄的英雄幻梦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