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泽荣的流亡中国对其与中国文人交往心态有重要影响,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贯穿其交往心态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钦慕和交往过程中精神上得到的理解与安慰是其与中国文人交往的直接原因。
　　关键字:金泽荣 中国文人 交往心态 爱国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别字韶濩生,原籍韩国开城府,韩国高丽王朝末期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一生致力于古文创作。在韩国,金泽荣经历了四十年之久的科举仕途之路,同时与韩国当时的一些爱国文人结交并成为知己。1905年,面对韩国即将亡国的严峻现实,金泽荣不愿做亡国奴,转而选择于同年10月携妻女流亡中国,并长期客居南通直至去世,长达22年。这22年里,金泽荣与中国文人有了广泛深入的交往,而此时金泽荣与文人的交往心态较于在韩国时有了一些不同,但爱国的主调一致。现笔者对金泽荣流亡中国时期的交往心态试作考析,不揣浅陋与冒昧,以此文求教于方家。
　　
　　一
　　
　　金泽荣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科举是金泽荣前半生的主要经历,也使他有了较高的诗文创作水平、丰富的社会经历并结交了当时文坛和政坛上的优秀文人,而短暂的仕途生活使他认识到了国家的危机,激起强烈的爱国情感。伴随金泽荣一生的主要思想即爱国、报国、救国及为之不懈地努力,同时与其结交的文人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深沉的爱国情使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知己。李建昌在《送于霖游燕序》中说:“余与于霖总角论交,历十年而后乃悉其底蕴”[1]。黄玹(字梅泉)是金泽荣的知己好友,其在《岁暮怀沧江》中说“文章犹珍瑰,不许鱼目识。”[2]在得知亡国消息后,黄玹极为悲痛,绝食六日,后又服毒以身殉国。殉国前他嘱托他人把自己的诗文稿交给金泽荣处理,1911年金泽荣于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的《梅泉集》(七卷,续集两卷)就是黄玹的遗作。与金泽荣书信来往密切的王性淳(字敬庵)在《寄上沧江先生》信中道:“迢迢明月长淮色,漠漠飞云故国情。”[3]李建昌、黄玹和王性淳等都是金泽荣的至交好友,他们的交往缘于诗文创作的交流,但更多的是内心的爱国情感所趋,使得他们在心灵上更加契合,更易于读懂彼此。
　　金泽荣前半生里交友很多,首先是因诗文创作交流与唱和所识,他们大多是当时韩国文坛上的优秀文人,金泽荣学习他们创作技法的同时也为他们对诗文创作的不懈追求所折服。其次是由仕途生活而结交一些爱国官员,他们大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韩国国势日渐衰弱的现实下,金泽荣与他们一样爱国情感日趋强烈。第三是多次游历高丽王朝遗迹过程中结交的一些文人游子,金泽荣饱览了祖国的大好山水,加深了其爱国情及自豪感。由上可知,无论金泽荣是由于何因结交好友,他与文人交往的心态都是以爱国思想为基石的,金泽荣与文人的诗文创作交流的过程也是彼此思想碰撞、技法熟练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以文章报国。
　　
　　二
　　
　　金泽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同时与张謇的早年相识,都使他在亡国的现实下必然选择了中国。在中国,金泽荣继续其古文创作的同时也结识了很多当时中国的优秀文人名士,这些都使他生活充实、精神畅快。金泽荣与他们或诗文唱和、或书信往来、或游玩作诗,金泽荣客居南通,虽是流亡者身份,但还抱有复国愿望,同时想为保存韩国民族文化做出一点贡献,这使金泽荣在南通的生活丰富而多彩。
　　首先,挚友张謇当时已将南通成功地建设成了国内仅见的“模范县地”[4]与“理想的文化城市”[5]。金泽荣在这样的现实氛围下内心深受鼓舞,看到了救国强国的方式。在张謇的安排下,金泽荣在南通翰墨林书局工作,这既解决了金泽荣的生活问题,也能让其继续古文创作。金泽荣虽不能说汉话,却可通过笔谈的方式与他人进行很好的交流。由于生活工作的需要,金泽荣与书局同事及中国部分文人有了接触和交流,他们热情的帮助让身在异国的金泽荣备感温暖。
　　其次,金泽荣对中国传统文化钦慕已久,对中国文人如俞樾、严复、梁启超早已心生仰慕之情,客居中国后更加渴望与他们结为好友。金泽荣流亡中国前就与俞樾有书信往来,《奉和俞曲园先生》中“远海几回劳梦寐,尺书难得罄衷情。玄亭载酒他时约,预嘱阳侯送棹轻”,表示想与俞樾会面共诉衷肠,金泽荣到中国后这一愿望终得实现。1910年金泽荣于杭州认识了严复。金泽荣对严复《天演论》的译成作了高度评价,严复对金泽荣的诗也颇为赞许。严复的日记十分简略,却有5处记到金泽荣;严复不以诗闻名却有7首写给金泽荣,可见两人虽只有一面之缘但彼此却印象深刻。金泽荣于1922年因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而有幸与之会面,并有诗文《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明日有赠》为证。因仰慕之情结交的好友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是创作名家,金泽荣通过与他们交流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实现以文章报国的理想。
　　再次,由于挚友张謇的介绍与邀请,金泽荣参加了当时南通很多重大社会活动和文人集会,与南通众多文人有了主动广泛的交往,使其得到南通文人和各界人士的同情与高度评价;同时因出版需要和文人邀请,金泽荣先后去过上海、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游玩,并结交了许多朋友,这其中有郑孝胥、屠寄、徐鋆、周晋奇等。他们对金泽荣的生活关心得无微不至让他十分感动,接连作出诗篇《谢退翁岁赠三首》、《谢丁茂才赠锦枕》、《谢钱浩哉馈橘》等表示感谢;许多南通学者大力资助。金泽荣出版有关韩国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屠寄便是突出一例:“君(屠寄)笑曰:自古来焉有书生有待而能济者乎?吾且为子济之,即取行囊发三十金。余止之而君执之甚固,仍又招醵,于是自本校至中学校、师范学校之职员及学生群然响应。……自巳至酉,所醵金凡七十有奇,飞致于余,余不敢以却”[6]。他们帮助金泽荣出版作品,赞誉其高超的古文创作技法,对其亡国情感表示深刻同情,对其保存和发扬韩民族文化的努力做出帮助与高度评价。
　　最后金泽荣虽身在中国却始终关注韩国时事,深沉的爱国情是金泽荣生活下去的动力和创作的唯一源泉。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使得我国也对韩国时事十分关注并及时作出报导,对1909年韩国爱国人士安重根枪击日本将领的消息,中国《申报》就报道了6次[7],金泽荣闻此写下了《闻义兵将安重根报国仇事》记录这一事实并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在“亡国情势、箕子情节、挚友情谊”[8]的条件下,金泽荣于1912年递交了入籍中国的申请,至此中国的荣辱兴衰也与之息息相关,他的《感中国义兵事五首》中“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盪八垓。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今日始醒来”可见其对于中国革命救国的殷切期盼终成事实的喜悦。韩国已复国无望,金泽荣转而希望中国人能救国强国,然而事与愿违,1927年中国的战乱现实,先后丧子的打击使他选了自杀。身体的困苦不会让金泽荣感到畏惧与绝望,中韩两国的现状让其复国强国的希望变成绝望才是他选择自杀的根本原因。
　　
　　三
　　
　　金泽荣的流亡中国使其生命历程自然地分为两个阶段。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金泽荣都结识了很多文人朋友,彼此的交往都给他的生活和创作带来颇多益处。然而,生活在韩国或中国对金泽荣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原籍韩国开城府,金泽荣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有着主人翁的自在心态,以国家荣辱为自身荣辱,强烈的爱国情感充斥着他生命的全部,他广交文人士大夫,想与他们共同寻找救国强国之路。客居中国的22年,金泽荣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和流亡者的身份都使金泽荣与中国文人交往的心态产生了一些改变。
　　最初出于生活工作的需要金泽荣与一些文人有了接触和交往,他们的帮助和对自己遭遇的同情与理解让金泽荣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安慰;后来金泽荣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已变被动为主动,他主动拜访一些仰慕已久的中国文人学者,流亡者的心态没有左右他的生活和创作,与中国文人的交往使金泽荣爱国救国之心得到理解与安慰,再无流亡、漂泊、孤独之感。金泽荣与他们的友情是真挚的,在失去挚友时他悲痛欲绝,“当年倾盖乐新知,况是牙琴值子期。奎星匿彩玉扬灰,凶信闻来失酒杯”、“拙著伤心披不得,行间几处见魂回”(《屠敬山挽》)。张謇在南通自治以求救国的方式金泽荣也十分赞成,转而他走上了“以文章报国”、“修史救国”的道路。《韩国历代小史》、《沧江稿》以及《合刊韶濩堂集》等几十种有关韩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的出版,是金泽荣为保存韩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所作出的贡献。金泽荣加入中国国籍后,他希望韩国复国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救国强国。在《曹公亭歌为费范九作》中“慨然共思曹壮士,沫血撃贼卫南通” 、“鼓鼓劲恸两国气,人间何代无勇忠”,曹公的英雄事迹鼓舞了中韩两国人民,金泽荣早已认为中韩为一家,中韩两国的现状都牵动着他的心弦。
　　通过流亡前后金泽荣与文人交往心态的分析,可见其与文人交往心态的发展脉络。金泽荣在韩国的交往心态较为容易把握,结交优秀文人是为了切磋诗文,提高自身创作水平以致在科考中取得功名,他将走上仕途之路作为文人报效国家的唯一方式;在为官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士大夫,此时金泽荣认识到国家的危机,试图寻找救国的方式,深沉的爱国报国之心是金泽荣与人交往的主导心态。金泽荣流亡中国后,亡国的现实对他打击巨大,内心十分悲恸,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复国。由于诸多原因金泽荣与中国文人产生交往,得到了生活上的切实帮助和精神上的理解安慰,同时看到了中国强国的希望,也给他复国之愿望带来一丝曙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钦慕和对中国文人的仰慕使金泽荣与他们有了更为直接的交往。由上述分析可见,金泽荣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心态开始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钦慕和对中国文人的仰慕;后来发展成为金泽荣早期爱国救国心态的延续,金泽荣结交了中国一大批爱国文人,从他们那里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与安慰,这对远在异乡的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获得自我生命价值的体现即为保存韩民族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泽荣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心态较之前期有着鲜明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钦慕和中国文人对其流亡者苦痛的理解和安慰是他主动与中国文人交往的直接原因。金泽荣强烈的爱国救国之心令中国文人钦佩,也促使中国文人愿意与之交往。深沉的爱国情贯穿金泽荣生命始终,自然也贯穿金泽荣与中国文人交往的始终,这是对他与中国文人交往心态的最好诠释。金泽荣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在中韩两国关系史的研究中,虽然只是很小且较特殊的个案,却清晰地看出在当时时势背景下两国的历史关系,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让金泽荣在中韩两国交往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释:
　　[1]李建昌:《明美堂集卷九》,南通:翰墨林书局,1917年版。
　　[2][3]韩国学文献研究所:《金泽荣全集》(第六卷),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版,第617页,第627页。
　　[4][英]费根:《外人眼光中之中国模范县》,通海新报,1921年版,第4页。
　　[5]曹从坡:《张謇文化思想的时代环境》,《论张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6]韩国学文献研究所:《金泽荣全集》(第二卷),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版,第20-21页。
　　[7]石源华等:《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1910-194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8]庄安正:《亡国情势·箕子情结·挚友情谊——金泽荣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缘由考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版,第9期,第5-10页。
　　
　　(刘单 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

• 刘 单： 金泽荣与中国文人交往心态考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