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说到“一山、一水、二圣人”时,人们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山东。可见,山东已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在了人们心中。从古至今,山东文化都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处人杰地灵,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文献学家,远的如孔子、孟子、墨子等,稍近的则有“清代说文四大家”中的桂馥、王筠以及近人王懿荣、王献唐、屈万里、高亨、季羡林、任继愈等。如果能有一本书把这些文献学家的相关资料汇集起来,实在是嘉惠学林的一件盛事。很幸运的是,高尚榘先生的《山东文献学家》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
　　笔者有幸在该书出版后的第一时间通读了这本书。读之赞叹不已,掩卷后思绪仍在其中驰骋。该书真可谓文献学百花园中一朵娇艳的奇葩。因为以“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或教材不下百种,但专门总结一省文献学家成就的专著还不太多见,即使有也仅限于收集文献学家的著述而已。限于学力,笔者只能从以下方面试论之:
　　首先,该书地域性鲜明而又突破了狭隘的地理界线。该书既命名为《山东文献学家》,即已彰显出其鲜明的地域性特色。作者写作《山东文献学家》是有深刻的学术背景的,因为在先秦两汉时期,山东的文献学家属领军人物;魏晋以后,山东的文献学家亦可谓主力军。此外,文献整理的源头、主脉、传统也在山东:据《国语·鲁语》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是我国文献学史上整理文献的最早记载;正考父的裔孙孔子整理“六经”,孔子的弟子以及后世儒学者传经、注经、研经,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孔颖达、孔尚任等皆循传统,在文献研究整理事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全书从孔子开始至当代共收录258位文献学家,其中大部分为山东籍,其余则为长期在山东工作生活过的文献学家。这样处理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如不将这些文献学家列入其中就很难将各个时期山东文献学断面状况呈现出来。如阮元虽是江苏仪征人,但其在提举山东学政期间,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了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于嘉庆元年(1796)撰成《山东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显然,如果将阮元排除在外,研究乾嘉时期之山东文献学则会留下不少缺憾。再如刘跃进先生虽然不是山东人,但他是山东省评选的“泰山学者”,曲阜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长期在曲阜师范大学任教,如不将他收进来,山东文献学亦会显得缺憾。同样,如果不将身为山东籍而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学者包括其中,山东文献学也显得不够完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作者不仅将长期在山东工作生活过的学者包括其中,也将大批身为山东籍而在外工作者包括进来,如季羡林、任继愈、朱一玄、张政烺、孙钦善等等。这样既地域性鲜明又突破了狭隘的地理观念,为研究山东文献学、山东文献学史乃至中国文献学史提供了不少便利,同时也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这样做,就把山东文献学放在中国这个大坐标中来考察,使山东文献学既相对独立又与整个文献学密不可分。
　　其次,该书资料丰赡、可靠。该书共汇集了古今258位文献学家,对于他们均从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即生平经历(主要是学术经历)和文献学成就。代表性成果详介,其余略述或列目。对于学术上的“多面手”,作者在突出其文献学成就的同时,也反映其其他方面的成就,以使读者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了保证资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著者参考了张撝之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赵国璋等《文献学辞典》、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王绍曾《山东文献书目》、山东史志编委会《山东省志·社会科学志》、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全国普通高校教授人名录编写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名录》、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简编》等著作。除书面查索资料外,还利用网络、电话、信函等其他方式广泛搜集。此外,在选收标准上也是有要求的。对于古代学者,选收标准略宽,为世人留下重要著述、其著述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者,如墨翟(《墨子》)、孟轲(《孟子》)、刘勰(《文心雕龙》)等,即予收录。而对于现代学者选收标准则略严,有纯文献学著述或文献学整理成果5种以上者,方予收录。而著者也不唯数量多少是从,对于文献成果质量颇高,数量略少者也予收录。为了确保质量的准确翔实,对于当代在世文献学家,尽可能与本人联系,且初稿经本人修改同意后再使用。
　　最后一点是实用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该书的实用性主要是:为人们了解山东文献学家的文献成就提供了便利。在介绍各个文献学家成就时对其代表性作品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同时还注明了版本情况。在介绍现当代文献学家时还介绍其代表性论文及发表刊物、期别,极大地便利了研读者查询。此外,该书在介绍现当代文献学家时还着重介绍了他们读书治学的经验,这在文献学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如介绍屈万里先生时,用了不少篇幅介绍这方面内容,尤其“平生治学以三事自誓:(1)绝对服从真理。(2)绝不做意气之争。(3)绝不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增强自己的论据”(详该书226页)使人印象深刻。这不但是研究者的座右铭而且于当今之浮躁学风不啻一剂清凉散。而刘跃进先生对文献学的四个层次的划分也十分引人注意。他认为: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及年历学,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几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第三是先秦几部经典,如《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楚辞》等,是所谓根柢之学;第四才进入各个专门之学的研究,如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等(详该书497-498页)。不难发现,刘跃进先生是对其导师姜亮夫先生读书治学经验的深化(详姜亮夫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籍硕士研究生方案》),这对文献学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限于篇幅,其他学者的治学经验不再赘述。读者如感兴趣,何不自己去研读体会?当然,实用性和科学性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笔者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姑且分开。
　　《山东文献学家》是对古今山东文献学成就的一次大梳理、大总结,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当然,金无足赤,该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收录不全、校勘不精等,但终究瑕不掩瑜。希望著者再版时予以完善。限于学力,笔者只能就此三点谈一下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同仁批评赐正。
　　
　　(孙敬友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 孙敬友： 山东文献学成就的客观总结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