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诗的主导风格在于真,也就是自然。造成这一风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狷”为主的人格取向。本文拟从人格对风格的影响中探索这一诗风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陶渊明 风格 人格
　　
　　关于陶诗的艺术风格,自六朝以降,学者多有论及。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几种说法:清靡、自然、平淡、闲远、朴实、冲和等等。虽则有这几种说法,但也不过是“自然”二字,所以袁行霈先生说:“陶诗的美在于真,也就是自然。”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作到了平淡自然的境界,当是不易的,所以历来的评论家都觉得陶诗“邈不可及”。那么,陶诗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自然之境?洪迈曰“夫率(渊明)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黄彻曰:“渊明所以不及者,盖无心与诽誉、巧拙之间也”,陈模曰:“盖渊明人才素高,胸次洒落”,朱庭玢曰:“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燎而弥粹……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是也。”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1、从先天素质上讲,性情真挚,有艺术天赋;2、从后天修养来看,长期的写作实践使其理精气粹,功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3、从写作态度来看,无意为诗,不存祁誉之心,因而没什么得失考虑。
　　后来,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汉魏晋相延,时代不远,变迁极多,即经见惯,就没有感触……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鲁迅先生的这番见解是很卓绝的,但也只能说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只需看看谢灵运和颜延之就知道了。谢灵运与陶渊明并世并称,颜延之和陶渊明交情匪浅,然而,他二人的诗文却并不“平和”。由此可见,社会环境并不能作为解释风格差异的最终原因。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创作主体,去探寻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
　　袁行霈先生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说:“陶渊明的思想核心就是崇尚自然”,“返回自然集中地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他要在他笔下实践这种哲学,又恰好有这个可能的条件……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的整个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袁行霈先生从陶渊明的思想根源上探寻原因,这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不应仅仅止于此。
　　事实上,把艺术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即风格的不同,最终归结为气质、性格等主观条件的不同,这在中西方都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明确提出:“气以实质,质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18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布丰在一次论风格的演说中指出:“风格就是人”。别林斯基也说过:“风格——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风格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风格里,表现着整个的人。”[1](p.234)这就告诉我们,创作主体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才是造成风格差异的最后根源。因此,我们不妨从陶渊明的气质和个性等方面入手来分析他诗风的成因。
　　古罗马医生将人的气质分为13种,后人将之简化为四类,即: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和抑郁质。中国诗人当中,屈原属于多血质和抑郁质的混合型,李白属于胆汁质型,而陶渊明属于黏液质型。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性格上表现为被动、谨慎、深思、有节制、性情平和,这完全符合陶渊明的性格。陶渊明也多次表白自己的个性偏于内向恬静,如“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我爱其静”(《停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等等。
　　在性格方面,显而易见,陶渊明是以“狷”为主的。何为狷?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孟子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而与之,是狷也。”朱熹也这样阐释过:“狷者,知不及而守有余。”山东大学赵睿才先生认为,狷者的可贵在于不肯同流合污而逃向自然,他们偏重于对审美自由的追求。这几乎可以看作是陶渊明一生最精当的概括了。无论是出仕时还是归隐后,狷一直都贯穿着他人格的始终。在官场时,他的狷表现为不为时俗所羁,不肯同流合污;归隐后,他的狷则更多地表现为不为高官厚禄所诱,在穷困中不坠其节,不失其志。
　　可以这样说,他的恬静、冲和、节制与他的狷是内在统一的。正是由于狷,他才能解脱一切功利、成败、穷通的束缚,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一种无所欠缺的圆满。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平和的心境。他不愿勉强自己迁就时俗,也不愿在如拘如囚的“尘网”中挣扎。其实,他也并不是鄙视做官,只是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已。他做过官,然而每次出仕的时间都非常短,总是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对此,他自己也迷惑不解,他在诗中不断地问自己:“如何奄在此?”“如何舍此去?”他的心情是那样矛盾。但是,如同涅磐的凤凰一样,他最终在痛苦的超越中获得了永生——他找到了自己的一方净土。“在饥寒之忧,垄亩之情,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任意肆行而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而又尽兴至命。”[3](p.4)
　　陶渊明一生的经历正是这种人格的完美诠释。辞彭泽县令是他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角色中做选择,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归隐躬耕的生活。
　　陶渊明自小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应该说,儒家那种建功立业的主张早就进入了他的脑子里。“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4](p.71)诚如他自己所说:“猛志溢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然而这只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志向,并不是诗人生命中的 “性体”,不是他生命中作为根基的存在结构。
　　陶渊明29岁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此后又先后做过桓玄幕僚,刘裕和刘敬宜的参军。后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和前几次出仕一样,一出任就“着然有归欤之情”。在官80 余日,便解绶去职,辞官归隐了。陶渊明狷介的个性决定了他不能适应做官这种存在方式。因此,朱熹说:“陶欲有为而不能也。”这是很中肯的。而他辞官时所作《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也不愿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于是坚决地辞官归隐了。“至此,他那种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彻底灭亡,转向了对另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与企盼。”他说自己是误落尘网中那么现在则是“逃离了那条污秽的川流(尘网),进入了一个天性不冺的审美天地。”[5]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开始了带月荷锄,夕露沾衣的农耕生活。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归田后他感到无比的愉悦。“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正是他这一心情的真实写照。
　　然而田园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陶大概的确很不会营生,他侍弄的几亩田地,常常是“草盛豆苗稀”。毫无疑问,生计也非常窘迫:“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之二);到了晚年,甚至沦落到了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乞食》)其实陶渊明和常人一样对饥寒本身的感受并不总是那么“宴如”(《五柳先生传》)。从“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看,他的心理并不平衡,有时他想到先祖的辉煌,想到自己的一事无成,穷困潦倒,忧伤的情绪也会在不经意间爬上心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但是“古来圣贤皆贫贱”,富贵荣辱不过尔尔。他在《有会而作》中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斯滥岂攸志,固穷宿所归。馁也以矣夫,在昔余多师。”——他从先贤那里寻求到了精神上的知己和慰藉,在精神上保持一种怡然和乐的状态,并且隐隐透露出了与先贤为伍的自豪。史载陶晚年贫困交加时,“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劝他出仕,并“馈以梁肉”,当时陶“偃卧瘠馁有日矣”,但陶却断然拒绝了,并“麾而去之”。——他在贫贱困顿中不移其志,不坠其节,不动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从对身外世界的欲求中超拔出来。这对于陶渊明来说,既是一种道德范畴又是一种存在境界,它将外部的环境摒弃于自己的心境之外,使个体精神的怡乐不依赖于外在的贫富枯荣。秉有如此和谐完美的人性,即使在贫穷境况中又怎能不悠然、怎能不洒脱呢?“正是他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刻透悟,使他给散文诗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把晦暗的生活引向了澄明!”[6]
　　风格是人,人格亦是风格。以狷为主的人格取向使陶渊明“心远”俗情之后,呈现出一种和谐静穆的精神世界。而他诗风的“真”,则是这一人格取向在语言中的对象化表现。陶把整个的生命都融到了诗里,用他的诗率真地展示着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孕育出了率真自然的诗风!
　　
　　注释:
　　[1]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2]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子路第13),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3]戴建业:《澄明之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赵睿才:《李白与陶潜诗风比较研究》,文史哲,2000年,第3期。
　　[6]戴建业:《澄明之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应文杰 武汉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基础课部 430070)

• 应文杰： 人格与风格:简析陶渊明诗风之成因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