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作人作为传统中国“最末一代士大夫”和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隐逸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又因为他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这使他与古代隐士的隐逸有着本质的不同。
　　关键词:隐逸 知识分子 传统 现代
　　
　　中国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它保证了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人格、社会理想和生活情趣。千百年来,隐逸精神已经内化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成为知识分子人格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为人为文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古代士人往往在“出仕”与“隐逸”之间徘徊,儒家早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调解之术。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隐逸是一种不能“兼济天下”之后无可奈何的撤退。既然社会不允许知识分子说话,那就保持沉默,以沉默的方式作无言的抗争。他们表面上过着“闲云野鹤心自由”的生活,其实这样的隐居往往要面对种种尴尬的处境:生活的清贫,心灵的寂寞,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士人“仕”而“隐”“隐”而“仕”的挣扎徘徊。
　　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自从朱元璋创制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之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下虽大,哪里是容身之处?
　　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曾与兄长鲁迅并肩战斗,为改造国民性奔走呼号。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理论、散文理论与创作以及思想改革等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随着“五四”的落潮,周作人的为人为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早期的浮躁凌厉转向平和冲淡,表现出了与世无争的隐逸之气。周作人身上的这种“隐逸气”与中国士人的隐逸传统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然而,他又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的隐逸与古代士人的隐逸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基因
　　
　　郑世平在《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窥》中分析:“周作人本质上仍是一个封建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他根生于文风昌耀的江浙土地,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绅宦门户,血质上早已被定型,而心理素质一开始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框架。”[1]周作人出生于传统的士大夫家庭,骨子里渗透着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基因,如“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才放弃了仕进。在经历了“五四”的潮涨潮落之后,周作人身上积淀着的隐逸传统发挥了作用,再加上他个人气质的决定因素——生性淡泊,喜静不喜动,他选择退居书斋,成为一个现代隐者。然而,隐居的日子并非真的平静闲适,要从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退隐到旧书斋的纯粹的读书人,远非易事。所以他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2],尽管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针砭时弊,为人为文浮躁凌厉,但传统往往是渗入骨子里的。周作人像古代士人隐居山林一样,躲进“苦雨斋”悠闲啜苦茗,冷眼看人生。因此,才有了蕴涵苦味、趣味、诙谐味的“美文”,如空谷幽兰,开在那个浴血的年代。
　　
　　二、“故鬼重来”与“闭户读书”
　　
　　“历史唯一的用处就是告诉人们又要这样了!”[3]“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4]这种“故鬼重来”的忧惧,这种人生观上的虚无主义,使他的为人为文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出世”的格调,这也是周作人转向隐逸的内在因素,而社会历史原因使他最初的启蒙理想归于幻灭则是他后来隐居“苦雨斋”的外部原因。
　　1924年是周作人思想和人生态度以及艺术主张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他在《<艺术与人生>自序》中自我总结:“集中1924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有点淡薄下去了。……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早期浮躁凌厉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周作人最终转向了平和冲淡的“美文”一路,这样的转变,既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使然。
　　1929年 “闭户读书论”的提出,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革命时代彻底决裂的周作人。“这里既有面对历史循环的无可奈何,又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既不敢说话,却不能‘忍耐着不说’的选择的两难。而在最后提出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这个命题里,周作人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第一位,这是处于乱世之中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5]。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周作人选择了退隐。他与鲁迅不同,鲁迅是战士型的作家,而他在骨子里是绅士型的。他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不如鲁迅积极勇敢,他总是带有恬淡避世的态度,更多地熏染了古代的名士之气。他曾经分析晚明知识分子的“隐逸”、他们的性格和文章中的“隐逸气”,他说,是明末社会的动乱与黑暗,使得“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6],这分明是在说他自己,这种被动的退隐使他心里充满了愤懑与哀思。
　　
　　三、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的“最末一代士大夫”,也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鲁迅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深刻的体认,“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在生存形态上或知识信仰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有着根本的不同,但顽固的精神性‘遗传’仍然使他们脱不掉自己身上那种‘士大夫气’”[7]。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隐士》来批判那种“欲作飘逸闲放语”的“隐士”心态:“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8]鲁迅对“仕隐”文化的思考和批判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批判的对象中就有周作人。“五四”以后,一度浮躁凌厉的周作人转向消沉,开始在“自己的园地”里大谈“闲适”“幽默”“性灵”。他把个体生命融入艺术之中,在这里,周作人终于找到了自己。于是《谈酒》《喝茶》《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篷船》等从他的记忆中缓缓流出,草木虫鱼、远山近水……都带着浓浓的山林隐逸之气。这些闲适的美文显然和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很不相符,遭到批判也是难免的。
　　周作人曾说他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如果说“绅士鬼”是“出世”的、隐逸的,那么“流氓鬼”便是入世的、锋芒毕露的。然而,从他的散文里我们看到,隐居于“十字街头的塔”里的周作人心里是愤懑与苦涩的。“叛徒”的影子仍时时在“隐士”的身后闪烁,他对旧道德的批判,对社会不平的愤慨,如他在“六三”事件、“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中的激烈姿态,保护李大钊遗孤的仗义之举……这些都是他身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基因的影响。
　　周作人毕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早年就接触到的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想,使他具有了与传统士大夫异质性的气质: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对知识分子独立自由人格的阐释与追求,对现代文学理论以及散文创作实践的开创性贡献……他的苦闷正来自于他身上的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深刻的无所寄托的痛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选择留守北平,在沦陷的国土上,他如同暴风骤雨中的一片枯叶,随风飘零,无处安身。侵略者决不能容忍这位中国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安闲隐逸。正如司马氏逼迫嵇康、阮籍、向秀为他们的统治效劳一样,阮籍、向秀最终屈服,而嵇康与之抗争的结果就是人头落地。杀身成仁还是屈膝事敌?周作人面临着“生存还是灭亡”的艰难抉择。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相遇。周作人无法再过那种安闲的书斋隐逸生活了,1939年元旦的那声枪响击碎了他所有的坚持,他缺乏嵇康身上的那种杀身成仁的勇气,他只得走出书斋,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仕途”。
　　周作人生活在“五四”那样一个文化大转型时期,他身上既有传统的文化积淀,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同时存在,彼此消长,左右着他的人生路向和文学思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导致了他人生轨迹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使他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犹疑,徘徊,痛苦,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性。
　　
　　注释:
　　[1]郑世平: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窥》,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2]周作人:《风雨后谈·序》,《立春以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周作人:《代快邮》,《谈虎集》(上),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115页。
　　[4]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永日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
　　[6]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8页。
　　[7]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8]鲁迅:《隐士》,《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24页。
　　
　　(赵玲玲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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