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作品具有浓厚的民俗审美意蕴。在对边地湘西的民俗现实观照和人性与神性的民俗审美烛照中,沈从文完成了对东方“伊甸园”的建构。无疑,长期积淀的楚地神巫文化对他的作品起了滋养和促生作用。同时,由于他缺乏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致使其作品充满家园与诗思的矛盾与张力。
　　关键词:湘西世界 民俗审美 人性 神性 神巫文化
　　
　　“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第二把交椅”[1] 美国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如是说。无独有偶,王一川等青年学者在新一轮现代文学大师座次表上也把沈从文排在鲁迅之后,巴金之前。或许座次并不重要,但它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沈从文那具有浓郁民俗审美意蕴的“湘西”系列作品,愈来愈受到当代人的喜爱,昔日文坛上寂寞的他,将不再寂寞。
　　
　　一、边地湘西的民俗现实观照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衣食住行方面,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2]沈从文出生于荒僻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凤凰县,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有“中国最美的小城”之称,这里是苗、汉、土家族聚集之地,这种先天的多元文化的滋养使得他对于边地文化有着独特的感受。他在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度过了纯真的童年和少年,潺潺的流水不仅见证了他生命的律动,更赋予他无穷的智慧与才思,因此,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水乡色彩。他一生命运多舛,生活坎坷,这使他对湘西故乡人民的爱恶哀乐和乡俗民风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形成了文坛一朵奇葩。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见到高山急流、险滩行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更常见到月华如水的夏季、吊角楼灯光的情意绵绵,处处洋溢着美的感受。例如《边城》写碧溪咀的美:“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记数。”作者在用诗性的语言进行描绘时,倾注了他对自然景物的热爱。
　　民间的民情风俗比自然景物具有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蕴涵,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面貌。而只有自然景物同民族风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意蕴悠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审美画卷,“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民俗在空间上的差异所反映出来的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3]。《边城》几次写到端午节的热闹场面:妇女、小孩子们额角上用雄黄酒写王字;赛龙船的高脚鼓“用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赛过龙舟还有人赶鸭子的竞赛;中秋夜整夜男女月下欢歌;过年耍狮子龙灯,放炮仗烟火——他在其中向我们展示了湘西人真挚淳朴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热爱,营造出一种唯湘西才有的文化氛围。
　　在论及“生活世界也就是民俗世界”时,高丙中说:“生活世界是人的家园。人们在其中修养生息,其思想从此出发,到各种高层次的境界遨游。但是,不管它遨游多远多久,它最后还得回到这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的世界。”实际上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沈从文正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和观光边地湘西的民俗风情的。“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与创伤,因而无法使他完全融入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抗拒心理,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他把目光投向了童年记忆中的“湘西世界”,他“以浏亮明净、潇洒随心的文字把湘西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十余县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倾入艺术之怀,使人在看惯在这个年代作品中浮华堕落的都会和动荡分解的沿海乡镇之时,一睹‘化外之地’山寨和水码头上宁静秀美而又古朴奇幻的风俗画。”[4]也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风景才能如此真实,如此鲜活。
　　
　　二、人性与神性的民俗审美烛
　　
　　沈从文曾说明他创作《边城》的过程:“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5]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人物,都那样淳厚、热情和善良,尽管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又那么慷慨好客,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的人性美。如《边城》中的老船夫“用开水泡好茶,给过路人随意解渴”,渡人从不收小费。小说在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的描写上达到完整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
　　毫无疑问,边地湘西奇险秀丽的风光和淳朴和谐的民情陶治着乡民的自然生命力和独特的审美倾向。沈从文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男女间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生活的真与情之美。《连长》中的连长与年轻少妇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的“生命本来的种种”,他们的生命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生活在这里展现着它们的原生态。
　　沈从文“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人”[6]。无疑,保留着楚地神巫文化教育的湘西民俗有力地嵌入了作者的创作题材。楚文化教育是一种“充满着浪漫情调,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沈从文的灵感和智慧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得到滋养和促生,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沉潭、下洞、放蛊等活动的生动记述。
　　追寻原因,边地湘西一方面风光宜人,景色秀美;另一方面又山高林密、流急滩险,这种环境使得种种野蛮的风俗长期保存,“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有时往往起完全隔绝的作用”,生命在这里延续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湘西人却“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7]例如在《柏子》中的水手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和相好的妓女约会,他活得很满足,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飞翔而不知觉!
　　
　　三、家园与诗思的矛盾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精心营构的东方“伊甸园”,民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承性,个体的思维方式将随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但人类创造的民俗文化却保持巨大的历史惯性传递给下一代人。边地湘西风俗民情因其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流传,并因为环境的相对闭塞而得以保存。汪曾祺曾说: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8]从他的作品看出,走出湘西的沈从文不可能重返故乡,但在他的现实生活中缺席的湘江却更鲜明地占据其心灵。
　　然而,“湘西世界”中相关的民情风俗在启迪沈从文的灵性的同时,却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束缚。由于缺乏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致使他对乡村讴歌般的赞美与都市文化的批判充满矛盾与张力。可以说,“热情”与“悲痛”的双重变奏贯穿着沈从文创作的始终,此时的沈从文在乡情与哲理的冲突中表现出文化选择的彷徨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边城》《山鬼》《贵生》《尤朱》等小说中描写的湘西,是一个绿山秀水的世外桃源,山民之淳朴厚道,地缘之内血缘关系般的亲情,展示了未经文明社会污染和法理文明束缚的干净空间。尽管他写边地的古风和人生是缘于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热情、勇敢与诚实,直到他认为在当代社会已经消失殆尽,所以才转向田园乡土,去寄托他的忧郁,实现他对社会伦理的艺术超越。但是他面对宗法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没有以审美的笔力去批判转型中的庸俗与堕落,反而回归传统去建构宗法亲情社会,就不能不使他的理性选择受制于看似淳朴宁静而实质是男权主义的家园乡情了。在和谐宁静的乡土景象和朴实仁厚的人物形象背后,是宗法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对村落社会的长老式控制,在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的男权等级社会中,个人的权益被剥夺了,女性更被伦理化为忍、柔、美的家族偶像,所以在作者笔下的乡村田园美景和女性浪漫的婚姻因为缺少理性批判和审美选择,只能是一种理性的诗化的表现,其对人物的人性讴歌也不过是一种虚化的理想光环,最终使其作品充满家园与诗思的矛盾与张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作品具有浓厚的民俗审美意识,在对边地湘西的民俗现实观照和人性与神性的民俗审美烛照中,沈从文完成了对东方的“伊甸园”的建构。无疑地,长期积淀的楚地神巫文化对他起到滋养和促生作用。但同时,由于他缺乏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致使其为回避现代文明的某些悖论现象而回归传统的同时,造成新的审美选择的悖论,缺乏直面人生悲剧的哲理批判,就无法创造出审美世界的现代性,仅仅凭靠回忆——想象去体验古代的乡村田园,难以成为现代人的真正家园。
　　
　　注释:
　　[1]金介甫:《应该怎样认识沈从文》,吉首大学学报(社哲版),1991年版。
　　[2]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沈从文:《从文习作选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4]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6]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7]《沈从文文集》(第11卷),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8]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何艳萍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721007;亢 华 宝鸡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 721006)

• 何艳萍 亢 华： 探析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民俗审美意蕴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