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最后一个匈奴》是作家高建群创作的一部史诗般的巨著。这部小说结构宏伟、气度恢弘,从大局着眼,把小说融入真实的历史和政治,凸现了中国人的空间观和时间观。整个结构与背景十分宏大,人物充满了侠义之气,读来令读者荡气回肠。
　　关键词:《最后一个匈奴》 宏大 侠气
　　
　　再读经典文,一读一断肠。这种断肠,不是作品令读者柔肠百转,而是作品使人荡气回肠。高建群先生的《最后一个匈奴》恰有如是气魄。这部作品有纵横捭阖的宏大结构与背景,神秘诡谲的民族背景、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豪迈壮阔的地域环境,无不传递着摄人心魄的力量。小说中的人物激越豪迈,个个透着陕北人的侠肝义胆。整部作品,始终激荡着一股大气与霸气,令读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宏大的结构与背景
　　
　　这部小说,结构宏伟。作家站在高空,俯视黄土高原、俯视陕北;作家跨出时代之外,审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小说从大局着眼看历史、看政治、看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凸现了中国人的空间观和时间观。
　　(一)神秘诡谲的民族背景
　　匈奴,那个强大到令人生畏的游牧民族,那个神秘的至今仍为悬案的民族,曾令大汉恐惧,使欧洲丧胆。曾经东亚草原上的分散部落,自西周始,就已威胁中原王朝。他们见证了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被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驱逐。公元前3世纪,他们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秦时大将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射父弑母的冒顿,高举猎猎狼旗,困高祖于白登,和亲、通市,入汉塞、擒李广,与卫青鏖战,被霍去病痛击……他们如何西迁,如何生活,史上没有记载;大帝阿提拉死后,匈奴归向何方,没有文字,没有符号记录,他们只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切犹如一幅支离破碎的立体画卷,立在那儿,作为本文的背景,它的神秘令今天的人们总想一探究竟。
　　今天,陕西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赫连城),沉睡了千年之后浮出了沙海,巍峨的城墩、石头般坚硬的城墙,向人们昭示着匈奴曾经的辉煌。不看这些,单单是冒顿的猎猎狼旗、阿提拉的羊皮书,这些历史的符号散射出的无限的神秘力量便会吸引今天的人们循着历史的蛛丝马迹思骛四极,神接八方。作家以此作为背景,更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
　　(二)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席卷全中国。“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对于闭塞的陕北黄土高原,对于中国历史,这都是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经典时间。
　　革命风暴成为时代潮流,无数人卷入其中,一些人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他们参与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也在革命的浪潮中成长。故事情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大革命风起云涌,陕北省立第四中学(肤施中学)成了大革命在陕北的中心中的中心。这里的学生大都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由此,他们走向了革命。杨作新恰是其中之一,他热血沸腾地投入革命,积极活跃,无论在学业上还是革命工作中,他都属于佼佼者。
　　血雨腥风的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一夜之间改变了面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时局飘摇,人心动荡。杨作新虽逃过一劫,但他的恩师杜先生却遭到非人的折磨而死。先生已去,传递给杨作新的是执著的信念和崇高的人格,也完成了共产党星火的传承。
　　一九二七年后,形势使得中国共产党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杨作新投奔了谢子长,受谢子长的委派,上了后九天。
　　故事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件件展开,带引读者一步步走进小说中。
　　小说把真实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与虚构的人物相互融合于一处而互不干扰。小说中的谢子长、杨虎城等一系列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者把虚构和想象融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地理环境、真实的人物,却让读者感觉合情合理,顺理成章,感觉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曾确确实实纵横驰骋于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历史也不再是教科书上严肃的大事年表,它换了一幅面孔。这样写活了历史,写活了小说。这是作家的大手笔,使小说更加富有历史的庄严与厚重,从而带着千百万读者走进那段历史,走进那片高原。所以不少人评论这部小说为“史诗”般的巨著。
　　(三)豪迈壮阔的地域环境
　　陕北的黄土地,一座座黑黑的土窑,高而辽远的天空,流浪飘荡的白云,单调而寂寥的景色,贫困而闭塞的生活……这是作家选择的陕北黄土高原,也是小说所描写的环境。
　　提起黄土高原,人们便想起“大风从坡上刮过……”,强劲的高原风吹得人们粗壮而强健,吹得千里绵延的黄土高坡迟钝而荒凉。单调而寂寥的景色映衬着人们贫困而闭塞的生活。沾染着匈奴血统的家族定居于此,使得这凄凉的黄土地笼着一层生的光晕。
　　这样粗犷的环境下,男人们性格鲜明,他们威仪而高傲,他们“身上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他们永远地不安生,渴望着不平凡的际遇和不平凡的人生”。他们的性格中更多的是马背上的张扬,立马高原的渴望——渴望游历,渴望走动。有朝一日跌落在厚重的黄土地上,便沦为了“乞丐”或“黑皮”。
　　乞丐游走于蜡黄的山头、山峁、山梁,扯着嗓子呐喊于苍茫而凄怆的天地之间;黑皮更被称为贫瘠之地长出的恶之花,他们是无赖加恶棍式的人物。有了这些人,此地民风便强悍起来。
　　这种环境下的女人美丽鲜艳,柔美的外表下隐匿着豪放的心,心中满是不安静与不安分。
　　男男女女居住于此,依山打窑,窑经过烟熏火燎而变得乌黑,他们在这样一洞洞的黑窑中过着生活。窑前窑后是通往山顶的小路,光滑坚硬,道旁是古老斑驳的杜梨树;道旁陡峭的山坡荒芜着,满目是蒿草和狼牙刺,崖畔是黄蜡蜡的秋菊……看得人满目荒凉,满心凄凉。作家笔下的环境是开合于天地之间的空旷。
　　小说的结构和背景,处处呈现着恢弘与大气。
　　
　　二、侠气的人物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有“侠”的影子,都有对“侠”舍已为人精神的呼唤。为国为民、家国天下,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儒家的“侠”正气凛然;追求精神自由,逍遥而游、功成而去……道家的“侠”逍遥飘逸。
　　高建群先生说:金庸小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向壁凿空的英雄梦。笔者认为,这部小说同样是一部中国人的英雄梦,或多或少含有些武侠小说的况味,人物充满了侠气。
　　(一)侠气的行为
　　杨作新的出场很有些武侠小说的况味:他“是个文弱书生,论年纪也不过十五六岁,穿一件青布衫子,怀里抱一个书包,里面装着几本砖头一样的书籍”,他飘然而至,面前是磨刀豁豁的杀人现场,就连被杀者看见也笑他不自量力。然而,这书生艺高人胆大,径直走向杀人场,站定,朗声大讲江湖的恩怨情仇。杨作新似身怀绝世武功的侠客,三言两语,三招两式,东突西进,你还未看清他的招式,一场刀光剑影已化于无形,恩怨双方早已拍手喝彩。双方再去找人,那人早已“飘出几十丈开外了”。这是典型的侠客行,难怪金庸先生看了此书,也称其为奇书。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书生闯荡江湖,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学校,杨作新积极上进,一呼百应,遭遇挫折后,意志更加坚定,接过前人的武功秘笈前行,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鼓舞。
　　(二)人去魂长留
　　如果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那必定是各人有各人的死法。杜先生、杨作新、黑大头、杨干大,每个人的死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血都洒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融入了中国二十世纪汹涌而去的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
　　杜先生是一个共产党员,平时温文尔雅。杨作新正是听了他的演讲,才理解了党的主张,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杨作新乃至更多人的精神导师。
　　一九二七年的腥风血雨很快席卷到肤施城,杜先生首当其冲,被脱光衣服打得遍体鳞伤,捆在城门口。满身的苍蝇,啃噬着他的肉,在他身上下了白花花的蛆,七天下来,肉吃完了,只剩下一具骨骼。瞪着的眼睛里装满了对个人信仰的执著,在看见杨作新的那一刻闭上了。这正如大侠,为了理想,即使遇到挫折,失去性命,依然无悔。
　　杨作新见证了肤施城辉煌的开端,最后,因误解和被陷害,被关在临时监狱里。一年中,他参透生死,这样一个陕北的才子,头撞石墙,“天灵盖破碎,脑浆溅满了半面墙壁”。他带着对过去的满足与对未来的信心死去。杨作新想用气壮山河的一死证明自己,折射了当时革命的曲折,也奏响了侠义精神的最强音。像谭嗣同,唱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了理想饮血而死。
　　(三)骨子里的歌
　　作家营造陕北这样一个审美背景,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其中。他们高歌信天游,那高亢明快的调子经过男人、女人的信口喊唱,听得人荡气回肠。苍茫恢弘的天宇下,凄凉悲壮的歌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的厚重感,这是重义尚武的陕北人的心声。他们憨厚直爽,心中所想,口中便唱。男人、女人,尤其是女人,在艰辛的日子里透着乐观的天性,他们唱着对美好生活、美好爱情的渴望,率性而大胆,浓郁而热烈。
　　九岁的杨作新呐喊着他的童趣,“我想吃肉”、“我想尿尿”……高远洁净的天底下,孩子享受着杜梨果,自由自在,幸福而滋润。
　　新寡的黑白氏向她的心上人杨作新卖弄着自己的风情,“六月里黄河十二月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在苦役般的人生旅程中,一对多情男女,将整个痛苦的世界抛诸脑后,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青春女子杨蛾子在一个美好的夜晚,在梦幻般的夜幕下,对着自己的心上人唱《大女子要汉》“……奴家长得个这么大,不给奴家寻婆家……”唱动了伤兵的心。
　　黄土高原弥漫着陕北民歌,“江西上来了一群老共产党,一人一杆乌焰钢”,揭开了陕北乃至全中国的一段历史新篇章。
　　这满是黄土气息、大漠长风的信天游透露着陕北人的恩怨情仇,正如今天我们听到的耿直、硬气、激切的大秦腔。这是陕北人骨子里的歌,直达人的灵魂。
　　中国传统文化处处透着“侠”的思想,而作品中每个人物都受到了这种文化的浸染。
　　作家用生花的妙笔构筑了一个宏大的框架,展开了斑斓的历史文化画卷,让真实的、虚构的历史人物行走其间,给中国二十世纪的进程一次全方位的洗礼,启迪每一个徜徉其间的读者去思考、去探究。
　　
　　(陈淑丽 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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