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细读《沉沦》与《田园的忧郁》这两个文本,从二者与西方文学流派的关系(源流)、各自互文性的运用(形式技巧)、在社会与个人关系上的表现(内容表现)这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力图在比较异同的过程中,考察出《沉沦》是一个现实性文本,而《田园的忧郁》是一个现代性文本。
　　关键词:沉沦 田园的忧郁 现实性 现代性
　　
　　一、两篇小说与西方文学流派的关系
　　
　　《沉沦》作为中国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开山之作,《田园的忧郁》作为日本私小说的代表作,二者与西方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和区别。
　　首先,私小说常被视为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家如左拉、莫泊桑等都力求给现实以尽可能客观的描绘,并且结构凝练。而日本的自然主义少有对生活经验的客观处理,而多是描写个人的感伤,并且作品形式较松散。中国的自传体小说在这一点上与日本私小说相似,从《沉沦》和《田园的忧郁》即可见,它们的故事性都不强,视域也较狭窄,集中于个人,作品总的来说致力于渲染和传达一种情绪,是散文化的小说。
　　其次,这两篇小说在风格上主观色彩浓厚,大量地表现着个人情感和记录着个人经验,这一方面很可能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强调生命的力度和高扬人生的理想。例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他失败的成全比妥协的生存更重要,因为这是生命洪流汹涌澎湃的撞击,这是生命的尊严。而《沉沦》和《田园的忧郁》里的主人公显然缺乏这种生命力的激情,他们都太敏感,太软弱了。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篇小说与西方当时的文学潮流相比时,可以发现这两篇小说源流上的相似性。
　　
　　二、互文性的运用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
　　在《沉沦》和《田园的忧郁》这两篇小说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的文本互涉的内容。相比之下,《沉沦》更重视原文引用和翻译;而《田园的忧郁》中的互文手法比较多元也更恰到好处,既有包括西方、中国、阿拉伯和日本在内的多国文学文本引用,又有意象的吸收、化用和升华。
　　先谈谈《沉沦》中的互文性。郁达夫在第一节开头写到,“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1]随后,他把那两节华兹华斯的英文诗展示在读者面前,并用中文翻译出来,诗题叫《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这是这篇小说第一次使用互文,基本上占据了整个第一节。李欧梵教授指出这里的译文,“用的几乎完全是白话”,“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因为白话诗刚刚由胡适提倡出来,但尚未经过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人从英诗中提炼出来的中国白话诗的韵节试验。郁达夫的译文,仍然有尾韵,虽然每行长短不一,但在白话文的节奏上颇下了一番功夫。”[2]确实,小说中的“他”虽然先自嘲无聊,但又“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想来应该还是比较自得的。但这一整节几乎全是“他”的读书经验畅谈以及如何翻译这首英文诗。对故事的推进并无作用,最多可以说把华兹华斯的“孤寂”引入进来作情绪的铺垫,相比后文每一节都是一个新的情节推进,显得有点拖沓。
　　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对西方文学的互涉引用在第四节。主人公一个人从东京坐了夜行火车到N市的时候,火车过了横滨,他看起海涅的诗集来。同样,郁达夫先引用的海涅诗的德文原文,然后再用中文古文翻译出来:“浮薄的尘寰,无情的男女,你看那隐隐的青山,我欲乘风飞去;且住且住,我将从那绝顶的高峰,笑看你终归何处。”这首诗传达的是一种看透人世的独绝归隐的情怀。而这一节的重心其实是写在N市“他”染上了自渎的坏毛病,并因此而自责和恐惧。所以,这里的互文运用就难免让人产生疑惑:它对情节并没有推进或者强化作用,反而使作者的表达显得有些混乱。
　　可见,《沉沦》中的互文手法,帮助塑造了主人公“他”的形象,突显了“他”文学和外语上的才华,但这种手法的运用与小说整体融合得并不紧密。
　　再看佐藤春夫在《田园的忧郁》中对互文手法的运用。因为这篇小说更加侧重于内心世界的表现,所以在这里互文手法的妙用正是体现在其融化于主人公的思考过程和精神演变之中。
　　首先,在小说最开始,佐藤引用了爱伦坡的一句诗“我独自寓居在/呻吟的世界上,我的灵魂是污浊的潮水。”这可谓是对小说主旨的统摄。这篇小说正是要讲一个灵魂作殊死挣扎的故事。
　　再看,当主人公“他”回忆起自己在大都市东京的感受时,引用了《旧约·传道书》中的话,“vanity of vanity,vanity,all is vanity(空虚啊,极端的空虚,一切都是空虚的!)”下一句,马上就来个转折“即使不是如此……”“他置身在那种地方,就仿佛一架感觉非常敏锐的机械。那种地方使他变得出奇地敏锐。”[3]这一小处引用其实就体现了佐藤使用互文的特点,那就是引文与作者自身的叙述是契合的,共同推进行文的同时又增添了文本的韵致。
　　我们再看一处化用。“他每天晚上要琢磨这样的问题:‘难道太阳下面真不会有新东西吗?那么,世上的人们究竟是指望着什么而生存的呢?难道这些人只是卑怯地把自身的空想建立在他们各自的愚蠢上,却根本不知道这空想乃是梦想而勇敢地生活着的吗?不论是智者、愚者,不论是哲人、商人,都是这样生活着的吗?人生真有值得一生的价值吗?死呢?也有值得一死的价值吗?”在这里,佐藤化用了《圣经》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典故。而同时,跟出了主人公“他”的一系列主体性的思考。其实,文中的“他”正是由于苦思生存的意义不得其解而最终走到精神崩溃的境地。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互文运用有助于小说哲学思考的表达。
　　《田园的忧郁》中最具特色的互文可能要算对蔷薇这个意象精致的化用了。佐藤在发表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时,曾把其命名为《病了的蔷薇》,由此可知,蔷薇是这篇小说的中心意象。小说最早提到蔷薇时,佐藤写到“蔷薇是他心爱的物件之一。他是有称它为‘我自己的花’。因为歌德曾就种过这种花留下了一句令他难忘而充满慰藉的诗句——‘蔷薇处处开’。”在这里,蔷薇这个意象就有象征主人公的味道了。同时,因为歌德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其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积极的生命力;而这里所引的他的这句诗“蔷薇处处开”也是带着昂扬向上的调子的。于是,小说里就有了一种暗示:主人公“他”将要恢复“他”的生命活力。果然,当小说中再次出现蔷薇时,“他”看到蔷薇树见不到阳光,于是打算帮蔷薇割掉周围遮住阳光的藤蔓。佐藤写到“他很想通过这花木来卜一卜自己行不行——让‘蔷薇处处开’!”在小说结尾处,确实,蔷薇都开了,但朵朵都被虫蛀了,“他”悲伤地把蔷薇扔进火堆,兀自失魂落魄地一遍遍说着“哦,蔷薇,你病了!”就这样,小说宣布了我们主人公“他”并没有在乡下寻得健康愉快的生活,歌德的昂扬向上也并没有挽救“他”,“他”依旧走失在灵魂的迷宫里。蔷薇这个意象从头至尾地贯穿,这里既有互文,也有象征,整体上使这篇小说凝练圆合,华彩异常,足见佐藤春夫之匠心独运。
　　
　　三、社会与个人:现实性与现代性
　　
　　从这两篇小说的内容上看,虽然表面上都是写的一个十分神经质的青年男子的日常生活,但其实有一点重大的差别,那就是《沉沦》的主人公是社会中的人,他的诸多行动、感受都直接关系着社会;而《田园的忧郁》中的主人公更加遗世独立,是主体性的内向性的个人。
　　我们先看《沉沦》。《沉沦》在从个人的性苦闷升华到对祖国的热爱这点上,一直为历来文学史家所肯定。确实,郁达夫在处理这个转变上,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很富有感染力。
　　在第二节,“他”感觉被日本女生忽视后,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同时还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发现因果关系:“他”的个人需求是性和爱情,可是追求不得,“他”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但这并非是因他在才华和能力上不如别人,于是“他”想到原来这一切都是身份国籍所造成的。这是郁达夫第一次把矛盾从个体性转移到社会性。但他并没有急切地在这个矛盾冲突上下笔。而是一笔荡开在第三节插叙了“他”的身世背景。从第四节开始再着力叙述“他”的性苦闷,每一节都是一个事件,从自渎、到偷窥旅馆主人女儿洗澡、再到偷窥男女交欢,几乎全是关于性苦闷的书写,终于到了矛盾大爆发的事件,“他”去妓院却觉得受了日本妓女的欺侮,当陪“他”的妓女问“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他”说不出话来,却想“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做‘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紧接着,他再次呼喊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在这里,郁达夫再次把问题从个人上升到社会、国家、民族上来。可以设想,作为在异国求学的中国学生,当他意识到挫折的根本在于祖国的国力弱小这非一己所能改变的原因时,产生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说《沉沦》里的主人公是社会中的个人还有两点原因。一是“他”本来还是有着生活理想的,只因祖国局势动荡,令“他”产生了惶惑,“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二是“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当“他”每天清晨自渎后,“他”就为不顾全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而深自痛悔。
　　《田园的忧郁》却与《沉沦》不同。它如同一篇散文诗,那犹如工笔的繁复的景物描写以及主人公破碎的如源源不断涌出的毒汁一般的神经错乱的呓语,就像一枚巨大的贝壳,你看着它逐渐闭拢,最后堕入深沉的黑暗之中。主人公“他”是有身份的人,既不用为生计愁,也没有在尊严上受别人侵犯,“他”只是在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东京感到麻木才移居乡下。他的敏感、忧郁、神经质表面上看是没有因由的,是不知何忧而忧。但深入体会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主人公是对人生意义产生了困惑,对俗世的追求产生了质疑,而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诞生,不仅使这篇小说中的个人不同于《沉沦》中因爱情追求不得而神经脆弱的个人,还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现代性。
　　总而言之,通过这两篇中日现代文学史中经常并提的小说的详细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沉沦》是一个现实性较强的文本,而《田园的忧郁》是一个现代性较强的文本,二者各有意味。
　　
　　参考文献:
　　[1]郁达夫.沉沦[M].上海:泰东书局,1921.
　　[2]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3][日]佐藤春夫著,吴树文译.更生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向冠桦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5)

• 向冠桦： 两个各有意味的文本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