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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萌 文选 ]   

三岛由纪夫的自我救赎与解体

◇ 黄亚萌

  摘 要:三岛由纪夫追求日本的传统美,坚持“神”格的天皇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然而战后日本宣布天皇的“人”格化,表面上实行了民主,实际上处于美国的操纵之下,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在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下,三岛感到日本文化的正统性正在走向消亡,对此表现出了无限的焦虑,他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和“文武两道”来进行自我救赎,可是这种理念具有怀旧复古、封闭倒退的弊端,终将被历史抛弃,走向解体。
  关键词:自我救赎 古典主义 天皇制 解体
  
  日本现代作家三岛由纪夫不仅在日本文坛享有盛誉,而且蜚声海外,曾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集唯美、浪漫、古典主义于一身,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日本的传统美学。他对死亡有着狂热的眷恋,这种情节体现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其本人也最终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而与其死亡美学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统一。三岛的死震惊了整个世界文坛,历来研究者都把焦点聚集在他的美学思想上,本篇尝试从自我救赎与解体这一视角来探寻在文化交融之下三岛由纪夫自我受难的精神历程。
  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国家主体性丧失,三岛对此十分恐惧和焦虑,而且天皇的“人”格化与其本人所信奉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根基“神”格的天皇背道而驰,让三岛感到日本文化的正统性正在逐步走向消亡。因此,三岛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企图通过保留“神”格的天皇来确保日本古典主义文化的正统性,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统一。然而,他所坚持的“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无法扎根于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1970年11月25日,三岛带领自己创办的“楯之会”的三名成员强行闯入位于东京市谷的陆上自卫队总监部,号召自卫队哗变未果,切腹身亡,以身殉国。
  
  一、古典文化孕育下的自我
  
  三岛由纪夫追求日本古典抒情美,在继承古典文学的内容和文体形式中发挥了唯美与浪漫的文学精髓,他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古典主义修养,源于其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
  三岛从6岁开始进入学习院初等科学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诗歌、俳句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又升入中等科和高等科,直到19岁毕业。学习院是一所专供皇家和贵族子弟学习的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是以日本学为中心的日本的国粹文化,这里成了孕育三岛国粹修养的沃土。在学习期间,三岛结识了一位对他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把他引入日本古典世界的国语教师清水文雄。清水文雄是日本著名的国学家,还是与日本浪漫派有着密切渊源的同人杂志《文艺文化》的成员之一。清水文雄对少年时代的三岛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倾向和古典主义热忱非常震惊,他热情地引导三岛学习日本古典文学,尤其是平安文学和中世纪文学。
  经过清水文雄的引荐,三岛得以在《文艺文化》上发表作品,从而结识了当时的日本浪漫派。该流派以复兴国学和日本主义文学为宗旨,否定近代以及近代文学,以观念性、浪漫性的国学思想作为基础,提倡国粹主义,鼓吹皇道思想。他们执意追求日本古典美和挖掘日本传统文化的精华,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务求在保持昔日天皇制这一传统的民族感情中寻找解救战时混乱的可能性。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文化上的国粹主义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逐渐结合,蒙上了政治色彩。三岛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皇国美学思想,同样有着日本浪漫派的末日感和颓废精神。“三岛认为,在战时状态下,追求圣战的理念就应该以古典的精神为指导。在他看来,现实不过是在盛夏的正午里看到的废墟,古典是超越现实的绝对理念,而只有超现实的绝对理念才是唯一的价值。”[1]
  日本的古典主义扎根于日本的中世纪文学,具有怀旧复古、思想保守、否定现实的特点。日本文艺评论家松本鹤雄说三岛的文学是日本浪漫派精神、贵族情趣和对王朝文化的憧憬的结合,并转化为“天皇神格化”。三岛把个人的自我通过古典与神格的天皇联系起来,把效忠天皇作为审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可以说作为神的化身的天皇的命运决定着三岛的命运。
  
  二、自我的焦虑与挣扎
  
  对于成长于战时的三岛来说,战争给他带来的不是伤害,而是恩宠。他在《我的周游时代》里说:“我拼命地舍弃当时的现实,在文学方面,我已经同别人断绝来往,可以认为正在尽量沉醉于微小而孤独的美的趣味中。……远处大城市的空袭是壮美的。火焰映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像是在黑夜里遥看高座郡平原那边,死亡和毁灭的盛宴所发出的棘火的光亮。在这些日子里,我大概确实是幸福的。”战争时期,他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与战争有着奇妙的共鸣,他幻想着自己为圣战而献身。战败的事实让他厌恶和恐惧,对于战后日本的社会状况,学者孙歌曾如此描述:
  日本的天皇制作为象征天皇制,在战后被写进了宪法,这些都是由美国在背后操纵的。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战后史的起点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起点,而是一个被美国直接操纵的起点。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我们很难给它一个准确的说法,它似乎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合法政权,但它同时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2]
  这说明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政治上丧失了国家的主体性和民族的尊严。面对战后日本体制实行美式民主主义,废除了神格天皇制, 以及日本左翼和近代文学派以促进近代的自我觉醒为目的坚决批判和反对天皇制的绝对主义体制,三岛感到无比地忧虑和困惑。他认为天皇是日本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象征,天皇的人格化,失去了天皇绝对的精神权威,要恢复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就必须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威。三岛心目中的天皇是古代神化了的天皇,是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民族的同一性的唯一象征,不具备任何政治权力。他所主张的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与自古以来日本的传统神话、历史观和民族主义情绪相连的。
  其次,战后文化的贫弱和精神的空虚,也使三岛非常焦虑,他希望重振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企图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来填补国人的精神空白。他把自己的美学进一步植根于天皇制之中,在原有的天皇美学的框架之内建立“文化防卫”和“文武两道”的理论。他把天皇抽象为纯粹的美,强调古典主义的极致的秘库就是天皇,而且是正统的美的圆满性和伦理的起源。三岛把文化概念的天皇当作美的根源,宣扬为天皇殉死是最高的美,并为能充当这种“美的特工队”而自豪。
  尽管三岛一再标榜自己的天皇观是从文化价值方面来把握的,不是政治概念,但是正如林健太郎所评论的那样:“三岛对文化的概念理解得太狭窄了。美和道德是文化的重要要素,而且文化还是大于包含其要素的东西 。天皇虽然不是政治上的权力者,但他毕竟是在很有效地发挥着政治作用。从这种含义上来说,政治制度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天皇能成为一种文化,并把美、道德的源泉都硬加在天皇身上,那么不仅对天皇来说会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这也违背了历史的事实。”[3]
  三岛所设定的“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与战后的社会体制背道而驰,无法在现实中立足,而他又不能接受战后新的价值体系,以至于陷入精神破灭的境地。为了向天皇的绝对权威致敬,三岛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从而与他个人的美学价值体系达到了绝对的统一。
  
  三、对殉死的美学的不懈追求
  
  对于三岛由纪夫来说,死不代表恐惧,而是一种美丽的、使人向往的东西。从十岁到十九岁,三岛是在战争的漩涡中度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战事一步步扩大,战火愈燃愈烈。日本全国总动员,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总决战体制”,大肆宣扬“皇道传统”、“皇道文化”,日本列岛上下一片战争的狂热。三岛属于适龄应征者,随时都可能会接到入伍通知书,很容易使他产生“末世观”,并沉溺于各种疯狂的幻想之中。后来在《我的遗书》中三岛回忆道:早在入伍前他就写下了遗书,尤其是嘱咐弟弟要继承他的遗志,早日“报皇恩于万一”,遗书最后还不忘呼喊“天皇陛下万岁!”虽然他在思想上振振有词地为天皇和国家而献身,却因误诊而逃过入伍一劫。对于没能实现充当为天皇而死的“美的特工队”的愿望,他一直耿耿于怀。
  武士道对三岛的殉死美学的形成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一种道德精神,既是武士的思想价值,也是全日本民族的思想价值。三岛的文学中经常闪现着这个历史背影,在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鲜花盛开的森林》里就流露出战死是青少年的宿命的思想。他的一生从没放弃过追逐武士的死,《叶隐》一书曾一直伴随其枕边,可以看作是三岛的“文学母胎”。根据《叶隐》,三岛还写了《叶隐入门》,这是一部描写生的哲学和殉死之道的典型书籍。他在《文化防卫论》中主张恢复武道,以此来建立美的伦理体系。同时还认为自己的文学中总是隐藏着卑怯的生,并为此而感到困惑。他认定艺术家没必要为生而辩解。他向往死,特别是憧憬武士剖腹而死的瞬间的美。他认为武士剖腹身亡的那一瞬间,有着至高无上的美,这也是日本中世纪就形成的美学传统。因此在《忧国》里,三岛以极其细致的笔触描绘了武山中尉切腹自杀的全过程,令人感到作者自身亦陶醉在武山中尉极其惨烈的痛楚之中,高度赞扬了这种为天皇献身的精神及进行这种死亡仪式的英勇和坚毅。
  武士道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忠君,强调为天皇而死。切腹的特点在于违背人的本能,用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意志去战胜本能,以此来表达强烈的克己精神。三岛运用武士传统美的形象,来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把切腹看作是一种至美的艺术。三岛从不讳言他祟尚武道文化,以“文武两道论”作为自己审美价值的取向。1966年他在与岩谷大四对谈《文武两道》时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的原理仍然是一种生存的原理,死亡的原理应在文学之外。我所说的死亡的原理,是指斩首之类的死。就我而言,死于剑下,并不在意。但我决不愿死于文笔。文笔之原理,正在于执拗求生,求长生不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十分怯懦、贪生的事业。但不如此则不会成大器。可是,剑的原理除了痛痛快快地去死,还有什么呢?两者是互相矛盾、不共戴天的。正因如此,我才主张文武两道。我的主张是,在自身之中,具备文、武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原理……所谓英雄,是与文人相对立的。对他本人而言,最具魅力的光辉形象是光荣的英雄,而非伟大的文豪。”[4]他常以此来对照和反省自己,努力在成为文人或者英雄当中作出选择,最终他还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所谓英雄的壮举。在他冲击自卫队、剖腹自刃的前一周还在给美国友人摩里教授的信上说:“我在很早以前就考虑,希望自己作为一名武士死去,而不是作为一名作家。”[5]
  三岛由纪夫的殉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计划得非常周到。从1966年起,他就不断地向友人表达对于死的考虑。1966年,在与岩谷大四谈“文物两道”时,他强调他所说的死的原理就是切腹。1967年,在致涩泽龙彦的信中说:“我越来越倾向于道德的受虐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令人震惊的结果,乞望你期待。”1968年,在与中村光夫的以“人与文学”为题的谈话中,还进一步说:“一自杀,文学整体就行动化,成了一种魅力……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杀是艺术。如果没有准备就自杀,那是会失败的。”采取行动之前,他还在给美国摩里教授的信里写道:“他采取行动是经过四年周密的考虑的。”他殉国的目的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为了当前日益衰落的日本古老的美的传统,为了文物两道的固有道德,我决心自我牺牲,以唤起国民的觉醒。”[6]
  对于从日本古典主义文化中获得滋养的三岛来说,日本传统美学的根源即古代的天皇制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在国家与民族分裂的威胁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之下,他所信奉的天皇的绝对精神权威发生动摇,民族和文化的正统性正在逐步走向消亡,三岛表现出了无限的焦虑,他企图通过“文化概念的天皇制”重新确立天皇的绝对精神权威来挽救民族危机,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然而,他所孜孜追求的古典主义具有否定现实,怀旧复古的弊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只不过是他的空想罢了,何谈依靠它来救国呢?由此可见,三岛的死亡与精神的解体势必成为历史的必然。
  
  注释:
  [1]郭勇:《美与恶的辩证法:重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69页。
  [2]孙歌:《如何看日本》,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3期,第5页。
  [3][5]奈须田敬:《总括─—三岛由纪夫之死》,日本:原书房刊,1972年版,第234页,第215页。
  [4]植村康夫:《三岛由纪夫自杀》,日本文学,1987年,第4期,第238页。
  [6]唐月梅:《三岛由纪夫之死新析》,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2期,第41页。
  参考文献:
  [1]柴田胜二.三岛由纪夫——魅惑精神[M].日本:教文堂,2001.
  [2]植村康夫.三岛由纪夫自杀[J].日本文学,1987,(4).
  [3]奈须田敬.总括——三岛由纪夫之死[M].日本:原书房刊,1972.
  [4]唐月梅.三岛由纪夫之死新析[J].外国文学动态,1994,(2).
  [5]郭勇.美与恶的辩证法:重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J].外国文学评论,2007,(2).
  [6]刘舸.生的渴望与死的向往——论文化交融下三岛由纪夫创作中生与死的冲突美[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
  [7]叶琳.“死亡”、“自然”与美的统一─—三岛由纪夫美学观刍议[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8]王艳凤.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及其《忧国》[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黄亚萌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315211)

三岛由纪夫的自我救赎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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