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赫索格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创造的一个典型人物,在他的身上表现出鲜明的“多余人”形象特点。与毕巧林相比,他同样面临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然而,虽然都在自我批判中陷入精神痛苦,但赫索格在精神世界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和追求,使其形象比“多余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赫索格 多余人 精神追求
赫索格是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在他的同名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方向,迷茫不安、处处受欺的软弱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多余人”本来是指十九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在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贵族青年形象。所谓“多余”,是指在特定社会阶级关系中的多余。这些青年出身贵族,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有理想有热情,但又无法摆脱贵族阶级所特有的缺点。他们向往新生活,但面对旧环境“又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坚定的必要的力量。”[1]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主人公毕巧林是这类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坚信自己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他的灵魂里充满了无限的力量。但是却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饱经情欲的磨炼后,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多余人”有使命感,有奋斗的激情,但是他们无法摆脱旧的社会、阶级等所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只有在青春的徒然流逝中痛苦挣扎。与毕巧林相比,赫索格虽然不具有他们那样的阶级特性,但是作为一个软弱的失语的知识分子,他身上也具有鲜明的“多余人”形象特征。
一
“多余人”大多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腐朽的现实社会充满不满和反抗精神,拥有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目标。但是面对真正的社会现实,他们又缺乏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实际的行动能力,只有在愤懑和失望中消磨时光。毕巧林坚信自己负有崇高的使命,想要像亚历山大或拜伦勋爵那样度过余生。但空虚无聊的情欲迷失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赫索格也有自己的伟大追求。对自己的研究,他有着伟大的设想和宏伟的目标。他坚信他的研究假如完成,将会对人类现在的生活状态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他的书中将要指明,个人的生活是靠和宇宙间的一切重新联系起来才能存在的。他要推翻浪漫主义学派所持的人的自我有独立性那个最荒谬的见解;还要修正西方那种老的、浮士德式的意识形态;探讨虚无社会的意义。在他自己的理想里,他应该是人类的拯救者。但是,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和“多余人”一样,同样无法摆脱现实所给予的一切。虽然与玛德琳的婚姻差不多毁掉了他的整个生活,但是他仍然无法拒绝雷蒙娜的邀请。在雷蒙娜那里,他享受着现实社会所能给予他的最好的享乐。美酒、佳肴,还有一个充满肉欲的能够像西班牙的下流女人那样取悦于他的女人,对这一切他都恋恋不舍。他为自己的行为作着辩解,他认为在生活中,必须给色欲以适当的地位,做爱是公民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有用的社会行为。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他缺乏承受这种欢乐的人格力量。面对雷蒙娜,虽然他很享受她带来的一切,但这种享受中还有更多的忐忑不安,他害怕雷蒙娜在热情服侍背后掩藏着要求结婚的目的,他害怕一切要求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尽管很快乐,他还是在犹豫中选择逃避。倒是在那个对他无所求的日本女子园子那里赫索格才真正的不感到恐惧。这同时也是“多余人”身上的自私性格的表现。
连在现实的享乐中都无法安心享受的赫索格,更不要说跳出这种现实来完成他伟大的目标了。理想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索格只能在人生的过程中无力地挣扎,逐渐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尤其是在与第二任妻子马德琳认识后,赫索格就彻底成为任人摆布的对象。就连马德琳宣布要离婚并把他逐出自己的家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点反抗,只能回到后院装防风窗的绿荫丛中的湿阴处,茫然地站在番茄藤中间一筹莫展。他不知如何去应付内心深处这份受伤的感情,只能用逃避来回应现实。于是他选择了归隐。赫索格躲进自己的乡下别墅中,他第一次认真观赏一下村庄的美景,并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收拾别墅这样的琐事上,他想逃出世事凡尘,享受难得的宁静,书中写道:“现在,他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2]他像一只受伤的羔羊,逃到阴暗的角落里,独自去品尝那份伤痛。
虽然具有“多余人”的基本特征,但是赫索格的身上还体现出与毕巧林不同的形象特点。毕巧林虽然有诸多缺点,但他仍然是作家笔下的宠儿,莱蒙托夫赋予了他匀称而苗条的躯干和宽阔的肩膀,流浪生活的一切困苦,首都的淫佚生活和内心的暴风雨都不能征服的强健体格。在他的身上,甚至表现出一种恶魔气质。他们频繁地追求爱情,到手后又把她们抛弃,对他们来说,爱情只是内心潜在欲望的外化,但是他们内心的呼喊绝不是爱情能够满足的。“贝拉对毕巧林来说是一杯甘美的饮料,他接过来一饮而尽,不剩一滴在杯子里;可是他的灵魂所需要的却不是一杯饮料,而是整个海洋。”[3]正是这种内心的需要,使毕巧林们具有了那种侵略性的恶魔气质。强壮的身躯,年轻的心灵,贵族的骄傲加上具有侵略性的恶魔气质,使这些作为“多余人”的俄罗斯贵族仍然具有良好的形象。这就与赫索格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他也拥有美好的外表,还能吸引女人,但我们却感觉不到他的朝气和聪明。索尔·贝娄曾经把赫索格称作“现代的傻瓜”,在他的笔下,赫索格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处处被人欺骗和嘲笑,就连想真正帮他的辛金律师也把他作为嘲笑的对象。“摩西·赫索格这人,呆头呆脑,不切实际,……没用的连自己的老婆也会在非常可笑的情况下被人抢走的人。辛金喜欢怜悯人,同时也喜欢取笑人。像赫索格这样的人,对辛金之辈来说,正是怎么也忍不住不去怜悯与取笑的对象。”[4]更为可怜可笑的是格斯贝齐与他的妻子私通,而他却因婚姻的烦恼而到格斯贝齐那里寻找安慰,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好朋友。为此,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反讽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作者高明的反讽让读者在可笑中感到他的可怜,而熟练的意识流描写则为我们刻画出一个精神恍惚、絮絮叨叨的未老先衰的形象。
二
内心有热切的追求,但却无法跳出现实的漩涡,“多余人”过着一种和内心相矛盾的现实生活。他们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一贯跟内心和理智作对,可是结果却悲惨而无所获。他们不停地进行着自我批判,但却于事无补。毕巧林说:“我带着深切的好奇心,但没有同情心,来衡量、分析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生活’这个字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且裁判他。”[5]赫索格也认为:“我身上有一个人附着。我处处受他操纵。我一提到他时,我感到他就在我的脑瓜里猛敲猛打,要我守规矩。他总有一天会把我毁了的。”[6]这种纠结的心理冲突,正是他们在现实与理想中的矛盾与徘徊造成的精神分裂的表现。现实的生活是与他们的内心和理智相矛盾的。一个自我沉寂于现实中无法超越,另一个自我在内心里、在理智中大声地呼喊。这是为什么赫索格会发疯,会被看成精神错乱的原因。他的疯癫是因为痛苦,而痛苦则是因为有理想,他只有疯疯癫癫地在现实中徘徊。虽然称他们为“多余人”,他们的一生也证明了他们的多余性,但是,他们的内心不甘于只是一个多余的人。无论是青年贵族毕巧林的忧郁、痛苦,还是中年知识分子赫索格的疯癫和怪僻,皆源于此。
毕巧林和赫索格的痛苦均源于对现实的永不妥协。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毕巧林因为不妥协,所以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在痛苦中显得无能为力。而赫索格却从未停止思想的探索。他虽然是行动的侏儒,但却努力要做一个思想的巨人。作品采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表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他在不停息的精神漫游中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追求。他思考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寻求,他相信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他写道“那种认为科学思想已使一切以价值为基础的理想陷入了混乱状态的论点,我拒绝接受……我深信宇宙空间的扩大绝不会毁灭人类的价值。”[7]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将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对充斥一切的现实主义的背离。有对社会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他自嘲自己打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社会问题和世界大事来的呢?他对现实不满,希望自己成为浮士德精神的化身,实行世界性的改革。他顽强地,甚至可以说是固执地、盲目地去做一个好人,虽然勇气不够,也许笨拙不堪,但他却是按照他所知道的高尚原则生活。
正因为如此,虽然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多余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显得懦弱无力,但我们在赫索格身上看到了永远坚持的理想与信念,看到了有对真与善的思考和探索。正如K·R·盖罗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评论的那样:“他的非传统英雄式的主角是些饱受挫折的受害者,他们生来就注定要遭受无数次的失败,……然而,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从未抛弃使人成为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8]也正因为如此,使赫索格身上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
注释:
[1][俄]赫尔岑著,辛未艾译:《赫尔岑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2][4][6][7][8][美]索尔·贝娄著,宋兆霖译:《赫索格》,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471、40、15、147、476页。
[3][俄]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5][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3页。
(许文立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45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