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清代中期浙派诗的标志性人物,厉鹗的诗学倾向主要通过为他人所作的诗序、对前代文献所做的考据整理,以及在自己具体的诗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表述虽有些零散不成系统,但诗人对于诗的独特认知也可得窥其大概。
　　关键词:厉鹗 性情 论清 变通
　　
　　作为清代渐西诗派的标志性人物,厉鹗对诗歌的看法颇具认识价值。厉鹗对诗歌的探讨并没有形成诸如诗话之类的专著。其诗学倾向主要散见于为他人所做的诗序、对前代文献所做的考据整理,以及自己具体的诗学创作中。
　　首先是关于“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性认知,厉鹗认为诗本出于性情,无其他关涉。据厉鹗所述“当时东南人士,几以诗为穷家具,遇有从事声韵者,父兄师友必相戒,以为不可染指,不唯于举场之文有所窒碍,而转喉刺舌,又若诗之大足为人累,及见夫以诗获遇者,方且峨冠纡绅回翔于清切之地,则又群然曰:‘诗不可不学。’”[1](《叶筠谷叠翠诗编序》)对于这一现象,厉鹗感叹:“夫诗,性情中事也,而顾以穷与遇为从违,即为之为遇,犹未足以自信,使其不遇,则必且曰:‘是果穷家具’而弃之唯恐不速,诗受人轩轾欤!”[2](同上)时人对于诗的轩轾若此,在厉鹗是痛之于心的,诗变成了穷遇之道具,沦为通往名利之地的途径,可谓风雅道散。在如此的时事环境下,叶君筠谷能不为时俗所囿,“虽业于诗,曾不若胃脯洒削之可以连骑鼎食,君乃如癖者之嗜痂,病者之嗜土炭,流连往复而不能去,是能不轩轾于诗者,欲不工于诗,乌可得乎?”[3](同上)可见,厉鹗认为只有视诗为一己之不可不为者,当可与论诗,且必工诗。诗非身外之事,乃是与生命性情相关。如厉鹗之友蒋静山即是如此:“先生贫且老,或不能给朝脯,而胸臆坦然,无蹙迫伊忧之状”故“足证其诗之称心而言矣!”厉鹗对此也有感慨:“今世操不律为诗之士,少窥声病,即挟其技走四方,务妍悦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诗而贾,熟若先生之贾而诗也哉!况其始于贾而终于隐也。”[4](《蒋静山诗集序》)在厉鹗看来,那些以诗为进取之具的要名取利之人,真不如隐于市而为生计奔波之贾人,通常被视为末等的商贾之人,却能发出“给吾诗者,天能厄之,终不能厄吾诗”[5](同上)这样沉痛且执著的感叹,诚可叹也!由此,则诗之与厉鹗之意义,可见一斑。
　　诗之于人是如此重要密不可分,那么它们之间具体的关系如何呢?厉鹗认为:诗出于人,而由诗可反观其人。厉鹗为之作序论者少有仕途达意者,多是苦寒淹蹇之辈,以这样的遭际及其所酝酿之情性作诗,诗必也是多孤淡鲜明丽。“其隐者青灯老屋,破砚枯吟或至槁项黄首,不能博一人知己,徒埋沈于菰烟芦雪之乡者,不知凡几辈。”这类人的诗作“凄然似山阳笛,泫然似雍门琴。不待读其诗,已想见其人。”[6](《茅湘客絮吴羹诗选序》)厉鹗于这一类人是深有感触的,故厉鹗论诗,必先论人。《秋声馆吟稿序》[7]中论其弟子符圣几:“赋性幽淡,迥出流俗,见干进辈,视如腥腐。独能追扳古人,……而常有冲融不易尽之致。……故其为诗,澄汰众虑,清思眑冥,松寒水洁,不可近睨。”[8]这样的性情以及由此而生的诗情都是厉鹗所称道的。在此基础上厉鹗论诗特别推崇“清”。其《双清阁诗集序》对“清”有专门的论述:“大抵诗之号清绝者,因乎迹以称心易,超乎迹以写心难。……已昔吉甫作颂,其自评则曰:‘穆如清风’。晋人论诗,辄标举此语,以为微眇。唐僧齐己则曰:‘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盖自庙廊风谕以及山泽之癯所吟谣,未有不至于清而可以言诗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9]杜甫《屏迹三首》之二有“心迹喜双清”句,诗人闵华取“双清”名其阁。厉鹗因此而认为:“‘清’之一字为风骚旨格所莫外”。“清”是“言诗”的前提,而“性情”是“言清”的根本。有清境而达清情者易,无清境而达清情者难。故“廉风居声利之地,泊然寡营而独喜暱就,吾辈枯槁憔悴之穷士,穷日继夕,流连倾倒而不厌。”此乃“情”之真者。联系到厉鹗本人的诗作,这一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杭世骏称其“性耽闲爱静,乐山水,一再计偕,遂绝意仕进”,其山水之乐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自称“性喜为游历诗”,所以吟咏山水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全祖望所作《墓碣铭》谓其“最长于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连光景,清妙轶群。”[10]沈德潜对其“诗品清高”[11]的评价是恰当的。
　　而单纯地说“清”还不能算是抉其本质。这种清非一般意义上的清淡闲远,厉鹗的清近乎寒瘦枯淡,因清以至于寒,这又是一段不同的心路历程。在《余茁村诗集序》中提及这样一段诗事,余茁村拟将诗集题为《销寒》。厉鹗对此提出疑问:“气之游者,寒则敛;景之蒙者,寒则清;材之柔者,寒则坚;其在人也,寒女有机丝,人赖其用;寒士有特操,世资其道。寒亦何可竟销耶?”[12]对一诗集之名,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即使在厉鹗本人也很少有这样可称之为激烈之时。足可见这一“寒”字所凝结的深意,已非一般的诗论,而是诗人(寒士)所应具之诗心。且这不仅关乎诗人一己之立身(特操),更重要的在于“世资其道”,乃世人世风之所仰仗!诗存在之意义,无过此大者!对于“清”与“寒”的强调是厉鹗诗论的一大特点,虽然“清”这一诗学评论在当时并不鲜见,但是这在厉鹗已不是单纯的诗美的评价,而更重要的在于人品的衡量。《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这样评价:“乾嘉时期统治者在实施高压政策,钳制舆论方面比前朝各朝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人在政治上难以有所成就,……尽管如此,社会施加于文人心头的压抑沉闷有时也会幽幽地泄露几丝生气,透出几许孤傲,凝成几分个性的色彩,如厉鹗论词倡一“清”字,主张有所寓托,其主要是指表达了清介拔俗,傲岸高洁的情愫,是对个性隐曲的追求。”[13]这层论述指出了乾嘉时代文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也提到了厉鹗论词的主张“清”这一内涵,厉鹗论诗论词有共通之处,对于“清”的强调最重要的在于个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厉鹗并非脱离尘世的不问世事,虽不在其位,但对于自身“士”的定位厉鹗是很看重的,“士心”更是超越于诗歌本体之上的士人所最应该坚守的本分。这对于一个全然的布衣寒士,又是在当时一个人人纷纷明哲保身的时代,能有这样的认知与定位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在具体的诗学创作上,厉鹗主张:一是以学问为本。浙派诗人被认为是宗宋诗一派的,宋人注重胸次万卷,而笔下无一点尘。也就是强调学问对于诗人以及诗作的作用。在《绿杉野屋集序》中厉鹗提出:“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夫煔,屋材也;书,诗材也。屋材富而杗廇桴桷,施之无所不宜;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14]书即学问,是诗歌的材料。厉鹗称赞友人诗作“余极嗜其诗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群籍之精华经纬其中。昔人所云:‘以无累之神,会有道之器者。’”[15](《汪积山先生遗集序》)厉鹗所论以学问为本,非单纯的以学为诗。而是将学问融于诗人自身,经过学问浸淫的诗心,自是有诗人所认定的“道”经纬其中,这才是理想的状态。对于学问的注重,也与之对于历史文献的考究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作《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无不是诗人在这一方面所作出的具体努力。厉鹗在用典方面的突出特征是喜欢用说部里的典故,并且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厉鹗善用宋时典故,许多典故本于《墨庄漫录》《曲洧旧闻》等宋人笔记、方志和其它著述。全祖望称厉鹗“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故其诗多有异闻轶事,为人所不及知。”典故之于厉鹗,一是作为一种诗学方法,且因不同诗人对于典故的不同选择而形成了自己异于别人的诗学风格。二是作为一种达意的手段,景能传情,而运用历史故事则是用另一种更隐曲的方式来传达着诗人所感于内心的真情实意。这在于一个不能放言的时代,是可需且可行的。
　　三是诗要变而通。到厉鹗所生活的清代中期,清人虽也有学唐学宋之辩,但门派之别已不是非常强烈。厉鹗也说:“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16](《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但时人对于前人学习模拟的风气却一直没有减弱。厉鹗评时人学杜者:“俗士思以百家衣体挦扯少陵”又用东坡评论,谓学杜者,唯得其皮骨,集杜而无精神。这些都是空泛模拟之辈所不能融会贯通的后果。厉鹗认为:“诗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处乃在读万卷书,且读而能破致之。”[17] (《绿杉野屋集序》)所以,学习的关键在于“破”。囿于一域,拾人牙慧,只能沦为挦扯前辈的末流。在此论断的基础上厉鹗又说:“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诸君言为唐诗工矣,拙者为之,得貌遗神,而唐诗穷。于是能者参之,苏黄范陆,时出新意,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而不为唐诗者又穷物,穷则变,变则通。”[18](《懒园诗钞序》)此番具有辩证发展思想的论述,足见厉鹗对于诗学的认识是全面且深刻的。诗道不穷,变为根本。而具体怎么变,则是诗人自身要完成的事业。
　　
　　注释:
　　[1][2][3][4][5][6][7][8][9][12][14][15][16][17][18][清]厉鹗:《樊榭山房集》,清钱塘汪氏振绮堂乾隆刻本。
　　[10][清]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鑄禹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3]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路杨 山东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55130)

• 路 杨： 都市化的心灵审视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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