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的“自律论”在1980年取代了“文革”时期的庸俗工具论成为占主流的文学观念,它并非文学观念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外力推动下出现的。它在当时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然而这种积极意义是历史性的,也是有限度的。自律论和工具论并非文学观念对立的两极,自律的文学批评方法存在的合法性也不意味着其它非自律的批评方法的不合法,两者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
　　关键词:自律论 工具论 文学观
　　
　　自律论文学观在1980年取代了文革时期的庸俗工具论成为占主流的文学观念,此时,“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1]然而,在世纪之交,随着国内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这种自律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并进而引发广泛争鸣。这场争鸣以对“纯文学”观念的检讨为肇始,并进而引发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之争。
　　2001年《上海文学》刊出了对李陀的长篇访谈文章《漫说“纯文学”》,文章认为“纯文学”的观念“削弱了甚至完全忽略了在后社会主义条件下,作家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以文学话语参与现实变革的可能性”[2],认为“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观念在1980年代确实起到了进步的政治作用,但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这种观念在1990年代的意义已经需要重新思考和估价。相反的观点则认为:1990年代提出的“自主性”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文学自主性问题被过分强调了,以致文学在社会现实面前软弱无力,倒不如说是因为文学“自主性”被市场经济过分削弱了。[3]不言而喻,我们现在不是要质疑文学自主性,而是要强化这种自主性。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吴炫,他更把“文学独立”上升到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高度,认为“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的要求,而且还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4]关于文学自主性在1990年代是被强调得过分了,还是由于市场的挤压而过分削弱了?文学和文学批评是应该走出去以介入现实,还是应该退回来以抵挡世俗的洪流?学界一时难以达到统一的认识,这也成为文化批评同文学批评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文学观念发展的自身逻辑看,自律论文学观在短时间内突然由边缘成为主流,这个现象本身在自主性的文学场中就是不可想象的。可以推测,自律论的文学观突然间成为主流,一定是原来某种权威力量的主动回缩而自然填补的结果。但是这种权威力量的回缩,并不是彻底的离席,而是表现为一种缺席的在场。
　　事实也是如此。“文革”结束后,虽然否定并批判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极端工具主义的观点,但仍然“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至于什么是正确的立场、什么是新事物、什么是旧事物等问题,都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制定的标准答案,作家和批评家是无法选择的。而这实际上给作家和批评家介入生活留下的路径就十分狭窄。虽然官方承诺了“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棒子”的“三不主义”,但对于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人来说,惨痛的历史教训足以让他们心有余悸。
　　在这种情况下,自律论的文学观其实是学界看似主动、其实无奈的选择。一方面,作家和学者对庸俗“工具论”的憎恶是刻骨铭心的;另一方面,惨痛的历史教训培养了作家和学者足够的警觉性,选择一种能够首先确保安全的立场和方法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再加上当时西方的各种文学观念蜂拥而至,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关于“内部研究”的观念就特别引起了学界的共鸣,并被认作为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文学观念接受了下来。于是,文学的形象思维问题、文学的审美本质论、“文学主体性”、文体和文学语言问题等,就成为1980年代学界关心和争论的主要话题,文学的自律也成为此时学界较为普遍的共识。由于这些都是文学内部的问题,并不涉及文学同外部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现实的关系,所以这些讨论都得以在一种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中展开。而这种能够畅所欲言、激烈争鸣的学术环境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反过来增加了学者对自律论文学观的好感。
　　然而,我们回过头去思考就会发现,当时学界对自律论文学观的接受是缺乏反思的,比如,当我们告别工具论的文学观时,是不是一定要走向自律论的文学观?它们是文学观念的两极吗?学界在急切地拥抱自律论的文学观时,对这些问题显然没有及时认真地思考和清理。众所周知,“文革”时期工具论的文学观要求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自由,它规训着作家和批评家以同一种声口说话,一旦有异样的声音出现,就会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人身的迫害。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学者要么选择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么选择明哲保身、缄口不言。工具论的文学观是应该批判和抛弃,但应该批判的是它专制地只允许文学以一种方式介入外部现实,即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为政治统治服务的方式;而不是批判它主张文学应该同外部现实发生关联。如果出于对工具论的反感而主张切断文学同外部现实的联系,就无异于连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因而,工具论的相反面并非自律论文学观,而应该是允许文学同社会现实之间建立更多样联系的自主的文学观念。这种自主的文学观念应该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既允许文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介入现实(甚至允许以工具论的方式),也为自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留出一定空间。工具论和自律论并非文学观念的两极。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部分学者抛弃工具论后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这种自律论的文学观,认定这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向“本体”的回归,是更具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从而对自律论的追求也就被转换为对现代性的追求,这又应和了社会其它场域中的现代化诉求,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反过来加深了这种合法性。
　　自律论文学观在1980年代出现的意义就更为复杂,一方面,它客观上冲击了工具论文学观的流毒,把文学从工具、附庸的地位上解救出来,恢复了文学、文学研究的尊严,这是它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面,它也通过给文学划界的方法切断了文学同外部广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从而阉割了文学的批判反思能力,它通过简单地将文学同社会现实一分两开的方法,避开也否认了文学的批判反思功能。如果文学自律性的获得便意味着文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在文学场域内就文学自身的话题自说自话,那么,这种自律论的文学观的进步意义就是非常有限度的,它的积极作用只在它同工具论的文学观作历史比较时方才显现出来。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一种话语建构,其间充满着各种复杂交织的权力关系。对自律论文学观的理解也必须将其还原到其出现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并不否定自律论文学观和文学批评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认为可以用某种其它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完全替代自律论。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文学具有独特的审美场域,在此意义上,对文学进行审美批评、心理批评、修辞批评等自律的批评具有永恒的合法性。然而,自律批评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非自律批评的不合法,特别是在反思了1980年代自律论文学观出场的语境和意义后,我们更有理由反对那种将自律论奉为独尊从而排斥其它批评方法的专断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在历史上产生于一个不健康的文学场域,从而滋生了自律论文学观的畸形繁荣。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说:“一个自主的文学场就是一个多元、宽容的文学场,一个允许各种主张自由表达、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5]而不是一个将自律论的文学观奉为独尊的文学场。因此,文化批评同审美批评、心理批评、修辞批评等也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各有优势的互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共同对抗着非自主的文学场,拒绝为权力话语所吸纳和形构,只不过一种是以积极的形式,一种是以消极的形式。
　　
　　注释:
　　[1]童庆炳,马新国:《文化与诗学丛书总序》,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3]洪子城等:《新历史语境下的“文学自主性”》,上海文学,2005年,第4期
　　[4]吴炫:《当前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中华读书报,2003年,第1期.
　　[5]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9页.
　　
　　(于晓平 河南省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451200)

• 于晓平： 浅谈文学的“自律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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