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现实主义虽然被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视为反对封建古典文学的一个法宝,视为对“文以载道”观念的反叛,但作为一个外来观念,它在中国语境之中的接受、传播,必定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磁场的吸引,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产生碰撞。在这种吸引和碰撞之中产生了新文学运动主将们无法避免的话语悖论。
　　关键词:现实主义 实用主义文学观
　　
　　对中国新文学而言,现实主义首先是一个外来概念, 1902年之前,中国本土理论中并没有关于现实主义的具体论述,只是在创作手法上某些作品与之相似。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因其强大的社会功能而被文学革命的主将们视为疗救社会、革新文学观念的一个法宝和对抗封建文学思想的一种理论工具。因此,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茅盾等大力鼓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借以反对古典的、封建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理论被译介为写实主义的名称在中国迅速传播。从深层动机上看,这种文学观念的输入绝非偶然,而是和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传统的强大磁场吸引着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选择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同样也使这一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显现出理论主张上的悖论。
　　实用主义文学观念自古就在中国文坛上高踞统治地位,从先秦到两汉所形成的儒家的文化教化论就是这种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所谓实用理论,是指把文学的功能看作是达到社会、道德、政治等目的的手段。这种理论强调文学对社会的干预功能,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命题就是“文以载道”,刘若愚先生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划分的时候,专门开列一章“实用理论”,并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儒家被确立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期,文学的实用概念实际上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相信其他概念的批评家,基本很少胆敢公然拒绝它……有些人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或从统治者的观点,认为文学有助于统治,或从臣民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批评和抗议的手段;另一些人则强调文学对于道德的影响。虽然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关系很密切,可是我们仍可看出一个批评家的着重点所在。”[1]众所周知,五四文学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仅仅为文学而文学,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改造民众的思想革命追求。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同时就是社会改革的倡议者,这种运动的逻辑起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们提倡写实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写实主义的主张与他们的社会功利性追求密切相关。换言之,新文学的主将们正是看中了写实主义对社会的客观描写、社会批判功能、人道主义内核等方面,才大力对之进行译介、提倡的,因此,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落户可谓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很多论者从进化论、科学主义的角度论述写实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这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应该注意的是,上述角度仅仅是写实主义译介过程中人们的认识途径而已,真正能和写实主义息息相通并能让人们有一种亲切感的却是写实主义对社会干预、关注的性能,这种性能和中国传统实用主义文学观形成一种天然的默契。
　　对文学实用功能诉求,成为写实主义在中国落户生根并迅速发展的语境,在此语境中,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家和作家们充满了矛盾,他们一方面坚持以“文学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思想,改造政治,干预政治,以写实主义的主张强调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干预性,同时又明确反对封建文学理论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提倡文学的独立性。实际上,尽管对“文以载道”这一古代命题深恶痛绝,但他们反对的仅仅是这一命题中所载 “道”的内涵;在当时“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之中,“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然是为了国家、民族,仍然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到外国列强的欺侮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更好一些……”[2]李泽厚的这一番评论很有见地,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积淀,才使他们站在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上,对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价值观大力抨击,对这种“文”所载的“道”毫不留情,进而对载这种道的传统文学采取了摒弃的态度。
　　在这种文学观念指导下,写实主义理论自身陷入了话语的悖论之中,换言之,它自身所设定的目标和它的理论主张之间出现了裂缝和矛盾。如果我们把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定位为一种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写实主义的提倡者对待这种理论的态度却属于一种工具理性。前者在内涵上主张人道主义,注重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后者却把写实主义当作一种启蒙的、战斗的、论战的工具看待,他们借用写实主义这个概念主要不是为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不是在文学的内部规律上对文学的指导、定位和研究,也不是在学理上对文学理论自身进行介绍、研究和提倡;他们一开始就把新文学运动作为一种思想革命进而社会革命的工具,即使是当时对现实主义文学做出很大贡献的作家、理论家,也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来看待文学的功能。这种功利主义取向除了和写实主义自身因素有关,主要和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实用功利心态密切相连。五四时期的钱智修在其《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中曾很有先见地对这种物质功利主义作了批评,无限感慨于当时人们因对功利的追求而忽视学术的独立性,他说:“濂洛关闽,年湮代远,不可作矣。问有如黄顾颜王之艰苦卓绝、独创学风者乎?无有也。问又如俞樾、黄以周之久主书院、弟子遍于东南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李善兰、华蘅芳之精研历算、译著传于天下者乎?亦无有也。有之,则载政客为政魁之学会及元勋伟人之证书尺牍耳。”[3]这种对功利主义的追求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很少有人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态度对学术有很大的危害性,钱智修指出:“功利主义最害学术者,则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而不以学术为学术之目的。所谓《禹贡》治水,《春秋》折狱,《三百篇》当谏书者,即此派思想。”[4]五四时期,人们对于外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概用写实主义的名称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不加深究,没有从学术上进行深入探讨,而仅仅看重了它的写实的表层功能。用实用功利的心态来运用这种理论,必定忽视甚至敌对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给写实主义理论附加上了过分强调思想性、过分强调政治性的任务,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写实主义的美学内涵,赋予了写实主义太多的使命,多重使命使写实主义不堪重负,文学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美学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的附庸,文学价值论功能论被发挥,中国古代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潜滋暗长,在五四学人们潜意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在写实主义理论上找到了新的附身之处。司马长风先生对此看得非常透彻,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指出,“自文学革命开始,以及新文学诞生初期,那些披荆斩棘的先驱作家们,都一致反对‘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这本来非常正确,可是在发展途上,转了几个圈子,多数人又莫名其妙的成为载道派的孝子贤孙了,这一过程既离奇又滑稽;同时是新文学误入歧途,至今难返的重大关键”[5],他用“反载道始,以载道终”[6]来概括这一奇特现象,可谓一语中的。
　　
　　(此文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成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豫教高[2005]461号)
　　
　　注释:
　　[1]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3]转引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4]钱智修:《功利主义与学术》,转引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5][6]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导言部分第4页.
　　(李建立 河南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组宣部 4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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