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因果报应思想是不是麻痹了人民群众?是不是消极的?蒲松龄着力宣扬善恶果报主要是希望通过福善祸淫的果报故事来劝导善行,惩戒邪恶,以期人心归正,世风复淳。蒲松龄借化妖狐精,神仙鬼怪宣扬因果报应,是服从于“以神道设教”的创作意图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积极,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思想终究只是一种无力虚妄的安慰。
　　关键词:因果报应 赏善罚恶 婆心救世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有因果报应内容的占三分之一以上,或生报或现报或后报,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蒲松龄着力描写的部分。因果报应思想是不是麻痹了人民群众?是不是消极的?蒲松龄在《聊斋》中极力宣扬因果报应思想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应引导学生辩证地分析,因为这关系到对《聊斋志异》这部伟大著作的正确评价。
　　与蒲松龄同时代的唐梦贵在为《聊斋》写的序里就曾准确的指出:“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可见,蒲松龄着力宣扬善恶果报主要是有感于世情之薄而欲“假神道以设教,正因果于鬼狐”,希望通过福善祸淫的果报故事来劝导善行,惩戒邪恶,以期人心归正,世风复淳。
　　为便于论述起见,以下将《聊斋》中描写因果报应的主要篇章,按劝惩的倾向,简要地归纳为五个方面:
　　1.劝孝悌。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中国佛教受儒学同化后,也主张“孝为戒先”。《聊斋》有不少篇章写到此类题材。《曾友于》写不孝者“其报变惨”;孝悌者,终得善报,父子同科登榜。《陈锡九》写孝子、孝媳得到鬼神保佑;《珊瑚》写一个孝妇的典型,生二子皆举进士等等。
　　2.劝施,劝廉。乐善好施是佛家所提倡,客观上起到救急济困的作用,《雷曹》写乐云鹤乐于慷慨解囊,救济饿困的陌生人,后得游天廷,又得天上星宿投胎生子,其子十六岁便进士及第。篇末异史氏曰:“岂神人之私报恩施哉,乃造物之公报贤豪耳。”另有《丁前溪》、《蹇偿债》等也都写慷慨好施而得善报。《三生》写刘孝廉能记前身事,一世为缙绅,行多玷,冥五嵇其前生恶录,罚为马、狗、蛇,历尽劫难,最后因其为蛇时不吃人,才准其投胎为人。蒲松龄显然是欲以此劝导王公大人,廉正为公,否则冥报不差,犬马以待。
　　3.戒贪、戒窃、戒吝。《果报》写某甲叔伯无后,先过继给伯父,后又认叔为父,贪财而背盟,富甲一乡,后暴病若狂,剖腹流肠而死,其产业尽归他人。作者用“果报如此,可畏也夫!”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种犁》警告悭吝的人终究还会被神人破其财的。偷鸡摸狗的窃贼,轻则闹得村里不宁,甚则闹出人命官司,于世风关系甚大,《骂鸦》、《纫针》均是写偷窃终不得善报,甚至会死于非命。
　　4.戒淫。淫为万恶之道,伤风败俗。《聊斋》中有许多祸淫惩淫的果报故事。《窦氏》写南三复诱骗农家女子窦氏,始乱终弃,窦氏死后化为厉鬼报仇雪恨。《韦公子》、《姚安》等等都是借果报严厉鞭笞南三复之流的淫棍。
　　5.戒妇之悍无德者。蒲松龄在《聊斋》中描写了不少悍妇,并加以讽刺和鞭挞。《珊瑚》中的悍母、悍媳都不得善终。《杜小雷》中的媳妇因虐待婆婆而变为猪,被捉去游街示众。《阎王》中的悍妇,臂生恶疽,魂归地狱。篇末作者感慨道: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复不少,恨阴网漏多也。”
　　以上所举几类,仅能对《聊斋》有关因果报应的内容及意义作一粗略的概括,然而,我们不难从此看出作者用心所在。薄松龄通过这些《聊斋》故事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仁人之心可达帝天,为恶者“迢迢之祸,冥冥之罚”,逃也逃不掉。善恶之报如此昭彰,那么如何解脱呢?对于那些已犯下错误的人们,他警告他们要悬崖勒马,转而为孝作忠,积德行善,自拯自救,以求后半生的平安,修得来世的福禄。《聊斋》中“恶虽多,此善可赎”(《某公》),“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陈锡九》),“非大善不可复挽”(《龙飞相公》)之类的警句屡屡可见。薄松龄曾经说过:“佛曰虚无,老曰清静,儒曰克复,至于教忠教孝,则殊途同归。”在他看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对于民众向内心自省,净化灵魂,完善道德修养,积极追求人生幸福,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以求 “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达到儒家仁爱忠义的社会理想,《聊斋》因果报应思想的积极因素,我们实不应忽略。
　　再者,蒲松龄借花妖狐精,神仙鬼怪来宣扬因果报应,目的是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呢?非也。蒲松龄自然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的宗教观决不同于乡民村媪的迷信。他曾极力反对过分的迷信,认为迷信的泛滥会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使民风颓靡。他甚至亲自向邑令递过《请禁巫风令》,反映“溜邑发风,旧号淳良,二十年来,习俗披靡,村村巫戏,商农废业,竭资而会场,丁户欠粮,典衣而作戏价”的颓俗。在他编写的《日用俗字》一书中,指出迷信行为的荒唐“行香召之犹有说,分灯破狱总胡云”。他积极主张严禁迷信的思想也屡屡出现在《聊斋》中。《西僧》嘲弄世人一味迷信西土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笑道:“听其所言状,变犹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妖术》讽刺那些“买卜”者为一“痴”,为“不爽于生死者”,严厉批判那些“借人命以神其术者”的罪行。《聊斋》后期,他借《齐天大圣》的异史氏曰,对鬼神之有无进行了一番生动而富于思辩的议论:“昔士人过寺,画琵琶于壁而去,比返,则其灵大著,香米相属焉。天下事固不必实有奇人,人灵之则既灵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性之方鲠,固宜得神明之佑,岂真耳内绣针,毫毛能变,足下筋斗,碧落可升哉!卒为邪惑,变其见之不真也。”指出所谓神灵是人心自生,意在“尽破村庸之迷”,“顿醒世媪之梦”。儒家的鬼神观重祭祀而轻鬼神,着眼于宗教祭祀活动对社会人心的道德教化作用,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 蒲松龄宣扬因果报应秉持的就是这种儒家正统的鬼神观念,认为只要秉性正直方鲠,就能得到神明保估,劝诫人们要注重行事处世的修养,而无须不切实际地假道他求,沉溺于迷信。
　　显然,比之于普通农民的迷信,蒲松龄的宗教信念境界自然要高得多,他虽然说神道怪,但并不是宣传迷信,迷惑百姓;他虽然宣扬因果报应,却是为了激发民心向善、向上;他虽然也借鬼神宣传封建的伦理道德,但他并不迂腐,时时发出反叛的呼声;他虽然也为鬼神歌功颂德,但他对鬼神的思考甚至具有无神论的光辉,这就是《聊斋》能够从志怪故事的海洋中夺目而出的原因,这也是《聊斋》最终把文言志怪小说推向顶峰的原因之一。
　　总之,蒲松龄借花妖狐精,神仙鬼怪宣扬因果报应,是服从于“以神道设教”的创作意图的,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完全超脱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蒲松龄难免会带有其时代和出身的局限性。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积极,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思想终究只是一种无力虚妄的安慰,一旦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有力行善反常得恶”的现象,碰到诸如《促织》中的华阴令科敛百姓而升迁的“有力行恶反常得善”的不公正现象,就会不自觉地把人们引入宿命论的深渊。蒲松龄欲以“因果报应”思想唤起民众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世风淳厚的社会,以治疗封建末世的“烂疮”,用意是积极的,但其改造社会的方法是保守、软弱、不切实际的。
　　
　　(丁海蓉 福建省泉州晋江市第一中学 36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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