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他始终关注伦理问题、女界革命、儿童问题,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其对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追求,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观并提出了“人的文学”理论。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化 周作人 “人的文学”
　　
　　1917年1月,从欧洲归国的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就职,并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也是在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废文言、兴白话,主张文学改革。陈独秀积极响应,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三月,周作人受蔡元培邀请,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1]
　　周作人进入北大时,“文学革命”已经发动。面对各种新旧思潮的激荡,病中的他却一直处在沉默中。1917年7月张勋复辟,十二天后闹剧结束。这让他深有感触,他说:“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2]
　　1918年1月,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大重新发起道德自律性质的团体——进德会,主张以自我道德的完善来实现社会改造。进德会招收甲、乙、丙三种会员。1月23日,周作人“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3]进德会基本戒约为不赌,不嫖,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而“不嫖,不娶妾”,这也正符合周作人的妇女观。周作人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上将日本女作家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译为中文发表,一直关注妇女问题的周作人在这篇译文中认为:“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研究。”在这篇一文中,周作人的目光已不再像以前仅局限于妇女问题,而是开始对现有的全部社会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进行“重估”。他引用原文说:“古代道德,在当时人类的生活上,虽然有益,如今已不能满足我们的情意时,便已同我们生活的规律不合。倘若仍拿来强用,便是用虚伪来施压制,我们应当排斥这暴虐的道德,再去努力制定我们所必要的新道德,才是。……所以我们须得脱去所有压制,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充实有意义。”周作人在《答蓝志先生书》中也明确指出,翻译《贞操论》的目的在于阐明“人有人格”的道理。该文一出,引发轰动,《新青年》连续刊出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与之呼应,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新青年》从四卷4号起专设“随感录”栏目,周作人为此栏目撰写多篇随感。在其中的《爱的成年》(Love’s Coming-of-Age)一文中,周作人指出,女子解放固然要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但社会生产更是“妨害女子经济的独立”的“根本”。他引用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的观点指出:“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依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从最早的《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到《爱的成年》,一直关注妇女问题的周作人,开始把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放在了“生产”等社会生产分配制度的变革上。他后来总结道:“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4]从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他后来欣赏并宣扬“新村主义”的答案了。
　　周作人的这些翻译和创作活动和他加入进德会一样,正是他“欲改革人心,指教以道德,不若陶熔其性情”[5]主张的身体力行,其对伦理革命和道德教化的关注却与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伦理化特征一致无二。
　　与《贞操论》同时发表在同期《新青年》上的另一篇文章则有着别样的意义,在这篇以《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为题的文章中,周作人向中国介绍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并说:“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他称赞“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周作人还在文中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以及“V Nord”(到民间去)的口号,认为民众的觉醒和“对于人类这‘爱’的存在”将会实现“人类互相理解”,将会实现真正的“平和”。
　　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在该文中,周作人系统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其中,首先是对“人”的认识。周作人认为,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所以“第一步先从人说起”,“从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声称,“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
　　在他看来,这种理想生活“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能表现这种精神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而“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由此可见,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立足与服务于他的“人的生活”观即新村理想的。
　　正如无政府主义所强调的,由完善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理想社会。周作人把社会的重建放在了对群体道德重建的基础之上,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个人道德的重建。个性的发展被周作人看做了重中之重,而中国“非人的文学”却扼杀了这种个性。所以,他主张对封建道德与迷信应大胆抛弃,并给出了“爱智信勇”四个“基本道德”,呼唤文学创作能摆脱旧道德的束缚,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使读者“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对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受蔼理斯的“人从社会存在还原为自然的存在”[6]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生存是第一要义,“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在他看来,灵与肉,“兽性与神性”是统一的,“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他既反对将人拔高为“天地之性最贵”的神而鼓吹禁欲,也反对将人降低为“圆颅方趾”的动物而一味追求享乐。对于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周作人一方面认为个人与人类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社会中的每个人,被看作一个个体,并构成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但对个人的发展尤为看重,“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这段文字与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理由一样,都强调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只有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人类才将同样得到发展。他还认为,“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并以墨子的“爱人不外己,已在所爱中”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因为人“愈是彻底的知道爱自己的,愈是真切地能够爱他人里的自己。”[7]
　　周作人为了突出人的“个性”,声称“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且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具有这样的个性的,因此,发展自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在个人的发展面前,一切都应该让路,甚至种族和国家,都不应该称为个人发展的障碍,这与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强制和权威的论调是一致的。
　　在谈及“人生的文学”时,周作人在指出“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的同时,也强调“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8]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9]。因为“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做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而新时代的文学家应作“偶像破坏者”,“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并且“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他希望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个性发展,从而人类中每一个人都“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人们都从自己“个人做起”,努力营造“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最终实现人类大同。这便是周作人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10]由此,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周作人最终得到了关于“人的文学”的理想。
　　如果说是妇女观的发展造就了周作人的社会观,那么社会观反过来又促进了其文学观的形成,那便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11]深受无政府个人主义影响的周作人不仅关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发展,还把这种关注普遍到整个人类,注重个人发展的同时又摒弃了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推进人性解放上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继“人的文学”之后,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的文学”的口号:“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要求“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绝不偏枯。”周作人认为,因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之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所以,“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问题,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12]在新村主义的“个人/人类”的二元结构中,个体的人作为人类中的一员,自然就具有着普遍性,真实地表达个人,就是真实地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因此,从文学的审美和创作方法论上,周作人分别把“普遍”与“真”作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为“人的文学”的准绳。
　　在强调新旧小说之间的区别时,他也依然从道德角度入手,“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13]可以说,在强调道德教化的问题上,周作人深受无政府主义革命道德化倾向的影响。
　　因此,自《人的文学》起,周作人便开始把文学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之上,以人的道德培养为圭臬,把人的自然欲求和健全的理性看作人的价值所在,对他来说,人的问题是文学的核心问题,并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借助艺术的力量,表现人的个性、价值和欲求,从而让文学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进而通过“人的文学”建立起“人的生活”。
　　基于此种考虑,道德重建乃至思想革命就显得至关重要了。1919年对于周作人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在晚年曾指出自己在这段时间除去《人的文学》之外,还有“两篇别的文章”值得一说。“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在《祖先崇拜》中,周作人反对尊重国粹,主张废止祖先崇拜而改为子孙崇拜。他说:“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规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而一味的尊崇古人,尊崇古代文明,如同走路一样,如果总是“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如此大胆激进的言论,极似无政府主义纲常革命的革命口号。
　　从废去祖先崇拜,到思想革命,周作人已经不仅是要借“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而是把所有的旧道德旧观念都纳入了“重新评估”之列,这无疑是他的重大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篇文章中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作人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七月间,寻求重建人间道德规范的他再次飘洋去了日本,参观了他所向往的“新村”。
　　
　　注释:
　　[1]周作人:《去乡的途中二》,《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2]周作人:《复辟前后一》,《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3]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729页。
　　[4]周作人:《知堂文集序》,《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5]周作人:《小说与社会》,《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6]陈颖:《“周作人现象”的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7]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8]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9]周作人:《文艺的讨论》,《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0][11]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2]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3]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张宁 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221000;窦雪琴 徐州空军学院 221000)

• 张 宁 窦雪琴： 无政府主义与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酝酿和提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