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建立“罗学”
　　
　　我所谓“罗学”,是指研究罗贯中的学问。或以为研究罗贯中,就大家研究下去好了,为什么还要立一门“罗学”?又果然要有一门“罗学”的话,随着研究的扩大深入,水到渠成,“罗学”自然就会有了;火候未到的时候,提倡云云,无乃多事?其实不然。
　　谁都知道并且理想的是,大凡一种学说概念的提出,最好由水到渠成。但事情并不完全如人们理想的那样,例如同样以水渠为喻,并不妨在需要的时候开沟引水为渠,而且这种概念先行的情况更多,也更为普遍;还有时这类“水渠”的形成,并不一定出于有意,甚至当时只是为了幽他一默,或表示不屑,还可能是给予反对,却意外地成立一不朽学说之名号。例如清光绪间学者以“少一横三曲”之“‘经’学”戏称“红学”[1]名号的提出即是;近来刘世德先生称研究《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为谁的考证为“笑学”,也可能真的会引出一个学者们居之不疑的“笑学”出来[2]。
　　本人初非有意,想到“罗学”也是一个偶然。偶然发生在昨日山东东平之行,微雨中湖上泛舟归来,与郭冬云女士等论及罗贯中研究,一时兴到,发了“罗学”的大话。如今诚为驷马难追了,索性仿“红学”、“笑学”之例,就把研究罗贯中的学问称之为“罗学”,很可能贻笑大方,但也还寄希望能有一二同调!
　　我有这样的信心,实在是因为一如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曹学”并“红学”,与研究《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金学”与“笑学”,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作者罗贯中的学问,在所谓“三国学”、“水浒学”之外,在确需要并已经存在了一个研究罗贯中的“罗学”,而且因为事情远比这复杂,而更显得有立一个“罗学”的必要。
　　这种必要性首先在于,一如曹雪芹与兰陵笑笑生的形迹可疑处多多,罗贯中也是“烟笼寒水月笼沙”般迷离恍惚中的人物,有关他生平、籍贯、著作等等方面的谜团多多,学者多能知道的,兹不赘述。而单说在这些方面的任何一点上作出某种看起来近似于真实的结论,无不有巨大的困难。虽然其困难的程度,使从来研究者感觉是到了无可问津的地步,所以研究者不多,气氛自然也就不够热闹,但谁都知道,这里任何一点有意义的发现,都会在古代小说——文学研究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岂非治学一大关口,研究一大课题!
　　其次前人论《三国演义》为“章回小说开山之祖,历史演义压卷之作”,自然罗贯中就是我国章回说部、历史演义的第一大家,后世小说无不在他笼罩之下,包括曹雪芹、吴敬梓在内,明清的通俗小说的作者们程度不同没有一个不是学他或受他影响的。这个事实表明,研究中国章回小说,特别是研究对中国章回小说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章回小说家,如果要排一个先后的话,那么第一要从罗贯中做起;仅有“曹学”、“红学”、“笑学”等等,而没有罗贯中研究的小说史研究,算不得全面的研究。从而中国有关古代章回小说史的学问,必要有一个研究罗贯中之学的“罗学”,作为古代章回小说研究的第一“学”。
　　第三,是无论从古人的著录,还是从文本相似等等的关联看,罗贯中至少关系《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大书。这两部书不仅占了明代“四大奇书”的一半,而且后世主要是章回小说的无限法门,几乎都由此两部书而开。因此,研究这两部书的学者圈里近年流行的“三国学”、“水浒学”,其实大半只是一个“罗学”。而且“罗学”既可以把“三国学”、“水浒学”包括在内了,还可以因两部大书基本是由罗氏一人最后而成事实的突出,引起人们重视这两部大书关联的比较研究,方不枉古人曾把两书合刻《英雄谱》的用心。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可藉此扩大研究的视野与领域,开创名著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最后,我国春秋以降两千余年,特别是元明以降七百余年,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层达官显贵、士大夫文人中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学,在下层读书人与普通少识字或不识字的百姓中,是以通俗小说与戏曲所代表的通俗文学,尤以章回小说为最。作为章回小说最早成功的两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如《论》、《孟》在上层中国人中的地位,可说是普通文人与百姓草民的“圣经”。从而这两部书的作者罗贯中,可说是中国下层百姓的“圣人”。他通过这两部书给予中国社会的影响,即使不说上层人也往往喜欢并利用它,也应该不减于《论》、《孟》只是少数上层人读的远未能普及。这个事实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应该如重视孔、孟的研究一样,重视罗贯中的研究,逐渐发展出一个“罗学”来。
　　至此可以言而总之,“罗学”是古代小说研究应有之学,更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学。然而至今未有,所以亟待建立。有识之士,广大研究古代小说、民间文化特别《三国》、《水浒》及相关化现象的学者,都应该为之努力,促之使成。
　　建立“罗学”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具体推进形式的论证,作为理论问题一言难尽,更作为实践的学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完善与提高。从而相对于充分的说理,本文难免有“硬说”之嫌,而贻笑大方,甚至有招“骂”的可能。但学术被接受与推进的路径往往是曲折的, 仅有《老子》所谓“不笑不足以为道”,也许还会有“不‘骂’不足以为道”。这也就是提出一种新见,指望只有赞同而不有人反对,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罗学”的提出,就只好笑骂由人了!
　　
　　二、“小字注”的作者及评点性质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我国文人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3],同时还是我国第一部受到学者、评点家关注的长篇小说。这要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今见最早的刻本明嘉靖壬午本正文的注说起。这些注的数量不多,今学者称“小字注”。有人以为是作者自注,其实未必。一是古代做诗或有自注,而小说不比诗有字数用韵等的限制,可以随意抒写,无事不可以在正文中得到充分的表达,不必用注;二是罗贯中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虚虚实实,本不是为了传达确切的历史知识,也不需要作注。因此,根据历史上前人著作一般由后人作注的通则而可以推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之注人、注地、注音、注义、注典故,均后世读者所为。
　　这可以从某些“小字注”之注文本身得到证明。虽然早已有学者举而论之,但问题既未得到最后的解决,则进一步的举证也还有必要。例如有显然系作者所不必为者:卷之一《吕布刺杀丁建阳》写蔡邕为董卓所重用,“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小字注曰:“先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4]作者倘以为此注文之内容不可或缺,则完全可以在正文一直写出,又何必自找麻烦呢?又有显然系作者所不可能为者:同卷《曹孟德谋杀董卓》写“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曹操说出这两句话,教万代人骂。”句中“陈宫默然”下有小字注曰:“后晋桓温说:‘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从注文内容为释“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看,其出现的位置无疑应该是正文“曹操说出这两句话,教万代人骂”之后,如果是作者自为,断不会置于其前。而且如果是作者自为,则他既已把话说到了“教万代人骂”,何不一直把骂了什么写出来,而非要另作一注出之,又置注文于不当出现之处呢?又有显然不似作者声口者:卷之九《张益德据水断桥》于“子龙大叫曰:‘益德援我!’”下有曰:“援者,人皆曰子龙求救于益德,懦也。不然。子龙在军中杀了一日一夜,方才得脱,便是铁人铁马,到此亦困矣,见自家之人,安得不求救也?何懦之有!”这里是就“人皆曰”发表不同意见,一般说不会出自作者之口,而应当是读者对读者的批评。总之,这些所谓“小字注”只能是出自后人之手,是后之读者学问家阅读自写其识见。
　　以上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为后世读者学问家所为,是说这部书在其抄本流传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人为之作注了。但我们只认其为单纯的作注恐怕还不够全面,因为所谓注文中确有些并非不可以认为是评语或包含有评之成分的文字。如卷之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写“徽笑曰:‘汝既去便罢,又惹他出来呕血也!’”句下有注曰:“此是司马徽先见之明也,便知孔明肯尽心事其主也。”这是评司马徽,也评孔明;又上引卷之九《张益德据水断桥》于“子龙大叫曰”条,就“人皆曰”所发表不同意见实是评赵云性格之“不懦”;又卷之十二《许褚大战马孟起》写“超疑是许褚,乃扬鞭而问曰:‘闻汝军中有虎侯者,安在?’”下有曰:“不称‘虎痴’,而称虎侯者,美称也。”数句明白揭出原文所写马超对许褚武艺的欣赏之情;还有卷之二十二《孙峻谋杀诸葛恪》写“乃武卫将军孙峻也”句下有曰:“此是峻见恪有疑色,用其言稳之。恪不疑。”这里在疏通原文脉络的同时,也揭出了孙峻用计之深细。如此等等,都不仅释注文义,而且对相关人物、情节作了不同程度地品评。
　　尽管“小字注”中这类品评性或带有品评性的文字数量有限,但已足使我们对“小字注”的文本性质有更新的看法,即它在主要是注人、注地、注音、注义、注典故的同时,也部分地带有评点的内容,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评点的滥觞。
　　《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比托名李贽的评点要早得多。这也就是说,虽然所谓“小字注”总体还说不上是自觉的小说评点,但它的“小字”的形式与部分内容确实是在评点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评点本。
　　
　　三、从曹操、司马懿到宋江的“人、我”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逃离董卓,“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句下裴注云: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这些记载进入《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演为卷之一《曹孟德谋杀董卓》中著名的杀吕伯奢故事,而最著名的是故事中把曹操“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演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讲“人、我”关系,极其透彻地刻画出曹操的奸雄性格,以致小字注有评曰: “后晋桓温说:‘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
　　但在魏晋, 信奉这种“人、我”论的不止曹操一人。范晔《后汉书》卷三五《列传》第二五《郑玄传》:载:
　　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下注引《魏氏春秋》曰:
　　小同,高贵乡公时为侍中。尝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
　　司马文王即司马懿。此节《晋书·高祖宣帝纪》不载,可能是小说家言,但毕竟是他对待小同与曹操对待吕伯奢的态度与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为了防范万一给自己造成危害,而先发制人,置人于死,实际很可能是滥杀无辜。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他曾长期追随曹操(155—220),多参与魏国军政大计,魏国后期专权,并在死后由他的儿子司马炎篡魏做了皇帝。其父子相继从专权到篡政的路径,正就是曹氏父子在汉末政治经营的翻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氏春秋》曰:
　　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里的“王”即魏王曹操。以后来司马氏代魏与曹操之子曹丕代汉相比较,正就是毛本《三国演义》所讥的“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尽管这两朝的禅代事成各自在曹操与司马懿的身后,但其如出一辙,不仅表明了“葫芦”是“依样画”的,而且能够“依样画葫芦”的前因各在曹操与司马懿为自身与儿辈计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尽管《三国演义》写司马懿没有用《魏氏春秋》记杀小同这一条材料,但如果说在禅代这样的家国大事上司马懿都能够与曹操的想法与做法一致,那就很可能是从曹操行事揣摩效仿来的。从而司马懿能有与曹操一样的“人、我”论,实在是再自然也不过了!
　　罗贯中《三国演义》写司马懿没有用《魏氏春秋》记杀小同这一条材料,从而未曾刻画至司马懿与曹操有共同的“人、我”观,可能是忽略了,也可能是觉得不便把“再受禅依样画葫芦”写得过于刻板。但这一“人、我”论在至少罗贯中是作者之一的《水浒传》中却有了它的反面文章,那就是宋江被鸩以后要李逵同死所表白忠君的名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宋江这句愚忠的名言,虽然把曹操与司马懿所论“人、我”关系转换成了个人与朝廷的关系,所表达也是与曹操、司马懿“人、我”之论迥异的愚忠心志,但从其句式与“人、我”论的一致看,可以肯定地认为,宋江这句愚忠的名言,是从曹操、司马懿“人、我”论反模仿来的。由此不仅可见历史与文学人物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深窥《水浒传》对《三国演义》的追摹,不仅在我所谓“三复情节”[5](“三顾茅庐”与“三打祝家庄”)之类,而且包括人物语言都有所借鉴,二者的联系广泛而深刻。
　　
　　注释:
　　[1]均耀:《慈竹居零墨·红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15页。
　　[2]杜贵晨:《〈金瓶梅〉研究不妨有一个“笑学”》,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6期。
　　[3]说详拙作《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97-318页。
　　[4]本文引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无特别说明,均据章培恒、马美信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杜贵晨:《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杜贵晨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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