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矛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邓小平作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而且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学说,并以此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关键字]矛盾学说;特殊性;同一性;重点论
一、 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邓小平更加强调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对关系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核心和精髓,创造性地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主义的共性;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出中国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性,即中国特色。邓小平同辩证地认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如果只认识共性,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或者只认识个性,忽视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只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范畴中,邓小平更加重视矛盾的特殊性。
邓小平立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科学判断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他说:“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在邓小平看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条件和情况下都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刚成立的新中国由于受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影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处于落后状态;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极其薄弱,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之中,这是中国的矛盾的个性。为了解决这个特殊性,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是立足中国,对外开放。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邓小平辨证地看待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才有更多的力量和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富强了,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立足本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经验、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知识文化,结合中国的特色,发展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这就是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提出的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是邓小平运用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强调特殊性的具体实践。
二、在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中,邓小平更加强调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的对立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根本属性,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邓小平在矛盾的对立和同一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孔子主张“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庸》中提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邓小平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庸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夸大斗争性的状态,更加注重矛盾双方的依存、融合,提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处理国际和国内事务中,灵活地运用矛盾的同一性达到和谐的目的。新时期的中国所处的大环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邓小平的稳定思想便是基于矛盾的同一性思想所形成的。同一性中蕴含着斗争性,通过有条件的斗争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发展提供安全的场所。
邓小平对矛盾同一性的灵活运用,突出地体现在他提出的“一国两制”中。香港、台湾和澳门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创造性地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思想。但是,邓小平的同一性也不是无原则的同一和妥协,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可以商量、他国不可以介入和干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满足双方利益的天才构想——“一国两制”。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4]邓小平这是求中国之大同,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之小异,而最终实现祖国之统一的目的。“一国两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史无前例,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学说的运用,以矛盾的同一性实现最终的统一,这对中国甚至世界解决争端问题提供了伟大的智慧。
邓小平认识到当今的世界是需要开放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不是绝对对立的,必须在对立中寻求二者的同一,从而为世界大环境提供稳定、和谐的空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方面有不同之处,但是二者都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也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如今和平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避免使用斗争的手段达到发展的目的,而是利用矛盾对立面中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条件转变成为自身发展的因素,吸收资本主义中优越的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促进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 邓小平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更加强调“重点论”
唯物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待问题,对于事物的矛盾既要认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还要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一分为二”的思想,认清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具有不平衡性,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待问题,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强调“一定要讲两句话”,[5]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两点论”。邓小平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重点论”,善于抓住事务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邓小平的“两点论”具体体现在“两手抓”中。邓小平说:“搞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6]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又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损坏”[7]关于改革开放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上,邓小平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8]在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上,邓小平强调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建设,从而保证有国家稳定的发展空间,反过来当国家稳定了经济建设便能更好地进行。在“两点论”的基础上,邓小平着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体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发展的手段,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和归宿,这是“重点论”的具体运用。
和谐社会依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为指导,对传统矛盾学说作出超越和发展。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以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学说分析社会中出现的各类矛盾,促进了中国经济猛进,政治稳定,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为世界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5][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
作者简介:万翩(1986— ),女,江西抚州人,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