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一方面与普通人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把他们视为社会的“另类”或“精神贵族”，都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当前的经济或社会转型期，对当代中国诗人现状进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当代；中国诗人；现状；人格
　　
　　中国现代新诗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与世界文学的对接中，它以对传统的反叛姿态，植根于时代变革的现实土壤，而展现出一派蓬勃的青春气象，此后它们一直占据着中国诗坛的中心地位。当代“诗人”的自我形象，多次历经重新塑造。在早期“朦胧诗”中，诗人是争取艺术解放的人文主义代言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相对立的诗人形象建构趋势：一方是诗歌崇拜中精英式“高级祭司”(high priest)，另一方是宣扬日常生活现实为艺术砖石的“庸常”祛魅者兼渎神者。“崇高”和“世俗”美学获得发展并分逍扬镶，“诗群”和“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瓦解，转化为个体尝试，无力宣称自身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且无论如何，大可不必苦心为之。在现代社会，出现塑造诗人形象的努力，部分是对诗人退出社会中心舞台的反应，部分是对文化大趋势——自觉化，以及生活时尚杂志中日益风行的个人专栏之类现象的反思。
　　一、当代诗人的基本态度现状分析
　　一般来说，当今的许多诗人都喜欢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抒写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与自然的认识。爱情、亲情、乡情、漂泊、流浪、理想、奋斗等，是当代诗人们偏爱的主题。至于政治、社会、时局等话题，他们有时也会涉及到，但远没有过去多，也没有形成过去那种群体关注。即使关注，也往往只是与人性、与人的平等和尊严联系在一起。诗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一方面与普通人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把他们视为社会的“另类”或“精神贵族”，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不管是对现实社会采取何种态度，回避或融入，消极或积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大多数诗人仍在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只是数量多少、精致拙劣不同而已。
　　在当前的经济或社会转型期。诗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基本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回避，一种是融入。回避的态度和表现有的像海子、戈麦、陈幼京那样，为了保存自身灵魂的高尚、心灵的纯洁和人格的尊严，不愿融入尘世，更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对纷纷扰扰、物欲横流的社会采取抵制和逃避的态度，最终走上了极端而自杀。顾城从表面上看是情杀，为情而死，但究其本质也是一种逃避。他从喧嚣的中国城市来到宁静的新西兰海边，不要现代化而宁愿过一种原始生活，与海子、戈麦等人的逃避没有太大的差别。另一种回避，便是像芒克、陈冬冬、张炽恒、柏桦等诗人那样，辞职隐居在家，潜心于诗歌创作。做出类似这种选择的诗人为数不少。他们这样做，一来可以避开社会和单位中各种复杂的人事纠纷，二来也可以使自己获得一些自由的空间，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诗人对于自由的迫求远超于一般人，特别是精神上的自由，哪里有自由的天空，他们就奔向哪里。普希金的《自由颂》、艾吕雅的《自由》其实也是所有诗人的心声。例如，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写于1927年夏人的《雨巷》是其处女作，也是他成就最高的作品。诗中运用了象征性的意象，如“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伤感迷惘而又有所期待的情怀，给读者一种朦胧幽深的独特的审美感受，他也因此而获得了“雨巷诗人”的桂冠。
　　采取这种回避态度的诗人，除个别人有足够、稳定的经济来源，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可他们宁愿过这种比较清贫的生活，而在精神和思想上却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虽然世俗物欲偶尔也会引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波动、起伏或震荡，但一般说来，他们的心态大致还是比较平和的，如郁郁就写过《我是我自己的法律》一诗，表明其独立的生存姿态。张炽恒则一边翻译西方诗歌，包括《布莱克诗集》、《新月集》等，一边进行诗歌创作，自得其乐地在诗的国度里徜徉，唱着“诗歌是一种生命”，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两大显著特点，这就是它的经济性和竞争性。当这种社会新潮初起之时，有些诗人反感抵制，有些诗人无所适从，主动迎合者寥寥无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转型，许多诗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面对现实，放弃他们原先的一些人生信条和思想信仰，甚至放弃他们的精神高度和人格尊严，融入到现实世界中去。尽管都是融入，但融入的态度却千差万别、因人而异。有些是消极的，有些是困惑的，有些是反复的，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观望而略带几分尝试性的，有些是从被迫到逐渐适应的，有些刚湿了些鞋袜就爬上岸来，有些则纵身一跳，不顾死活……当然，以上仅是当代中国诗人融入社会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无法一一枚举。只是有两种情况值得一提：一是诗人在融入社会中也会不断跳槽或改行，这是职场的正常现象，与诗人的特质无关；二是有不少诗人已走出国门，如北岛、多多、宋琳、杨小滨、孟浪、张枣、京不特等，他们也许是一种逃避，也许是投入到另一种人生奋斗中去，也许两者都有，不能简单地以回避或融入来加以划分。
　　诗人们以坚持着诗歌创作的文化身份和中国传统士意识的方式，抗拒来自物质上的现实困境。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错位性特征，表现在这种文化对抗心理中。从社会身份来说，当代诗人由于身份的不同，比如农民、工人等，但他们又有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介于这不同的身份之间进行诗歌创作，具有身份的双重性特征。诗人的这种双重身份和独特的文化意识，也体现出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身份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之间的有机融合。物质的困境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的双重矛盾，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在淳朴中饱含着一种张力，体现出简朴灵动的风格和现实主义创作的诗歌精神。
　　二、当代诗人的基本情感现状分析
　　但不管是什么流派，也不管是民办的或公开的，诗人的基本情感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个越来越喧嚣、浮躁、功利的时代，仍然有一批人执着地守望着诗歌这方美丽而纯净的天地，因了他们的存在，中国诗歌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诗歌表达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把所有思想到、感受到的物象与语词毫无遗漏地分行排列起来就会成为诗歌。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新诗不如古诗，为什么我们总认为新诗可能无法达到古诗所已达到的较高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古诗是锤炼之下生成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都充分证明了古人作诗的认真与谨慎。而新诗受制于胡适提倡的“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的创作观念，多为仓促草率之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诗性语言的发明与再造还是以日常生活语言为起点的。尽管日常生活语言总是将诗意的成分重重遮蔽，但我们又不可能摆脱它去另设一个语言系统，而是必须依照这些语言所提供的线索进入诗思，同时抓攫这此语言进行熔炼、锻造，从而组合出属于诗语的新成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现代汉语赋予诗人的机遇与挑战。重新塑造语言的诗性空间，这是历史赋予当代诗人的神圣艺术使命。
　　诗人的生活必然是体验着的生活，反思着自身的生活，而且，诗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或和谐、对应，或抵触，都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的过程实现的。也就是说，诗人自身的内在的生活结构本身，就可以决定他有没有可能在其内在精神结构与现实之间形成两者的对立性。但是，许多诗人来自于民间，他们大部分是农民的社会身份，从而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结构，体现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相一致的和谐关系。对于诗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皆可入诗，那些诗大多出自于诗人内心情感表达的自然涌现，体现了日常生活的普通情趣，随手可拾，诗的所指和意境不一定是那些具有微言大义的高远之旨。正如刘光愚对乐平里的生活发出了“告慰灵均应额手，屈乡处处倡淳风”的感叹一样，诗人的诗也有“倡淳风”的风格特征，这也是一种民间文学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技巧。例如，减克家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生话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感受，因此创作了大量的以农村生话为题材的诗歌，如《老马》、《三代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闻一多曾评价说：“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话意义。”朱自清也曾赞美说：“从减克家开始，我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因此，他被后人称为“农民诗人”。
　　三、当代诗人的人格体系现状分析
　　诗人比之常人具有更明确的生存自觉和理性自觉，在主动担负描述个体的生存状态，并且主动为个体生存寻找精神出路的过程中，作为人生体悟的一体两面，思想和情感共同构成了诗人完整的知性认识结构和独特的个性化的人格体系。当我们透过文字表面，彰显诗人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背后的心理动因时，人格成为我们进入个性心理世界的最博大和深入的视野。对于经历和目睹了太多磨难的现代诗人来说，作为一种表达，他们的诗创是自由的；而作为表达的内容，又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进入人格的完全澄明，不是由于他们选择了有局限的言说对象，而是因为言说范畴的自我遮蔽以及个体人格建构的未完成。
　　人格的形成和彰显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在自我完善和提升的过程，往往能够看出个体的异质和享赋。现代诗人所获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以言说的方式洞见传统文化自足的封闭体系的缺憾，在对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存状态的领悟，使一度缺失的自我回到思考的立场，同时努力超越思考本身的局限和障碍，超越生活世界和生活实践的形而上追求构成了他们人格的起点和归宿，正因为这种人格决定和确立了他们的思想方式和言语方式，其诗创主题的选取不再是为了一种封闭的理论的实践，而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自觉提升。启蒙是现代精神先行者的人生目标。人的生命不是单一、线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有自然性和超自然性、感性和理性、创造性和受创性、自足性和开放性、存在和非存在、现实性和理想性的某种统一体。个体生命与外界、与生命自身内部的冲突是不可回避的。
　　
　　
　　参考文献：
　　[1]李勇，丁秀玲.中国诗歌：如何走出“圈子”[J].半月谈(内部版)，2009(07)
　　[2]袁忠岳.反理性诗歌的出路[J].文学理论，2003(3)
　　[3]逄增玉.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学的忧患意识与进化论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作者简介：夏晓龙，湖南省邵阳广播电视大学，研究方向：当代诗词。

• 夏晓龙： 浅析当代中国诗人现状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