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同是以杨贵妃、唐明皇悲剧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哀江头》与《长恨歌》有着诸多关联，但是其在写作背景、对事情的观点和创作动机方面有着各自的处理方式，也正因此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哀江头》 《长恨歌》 比较
　　
　　“《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杜诗详注》仇占鳌），苏辙曾经给予它这样的评价，然而口气之肯定不免让人生疑，两位作者在古典诗歌发展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历来人们对此二人诗歌风格描述迥异：杜甫的沉郁顿挫、“无一字无来处”与“元轻白俗”的风格明显不相近。苏辙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大概是因两诗中有相同的内容，都写到了杨贵妃、唐明皇之悲剧。
　　在此之后，南宋张戒，清代翁方纲、钱谦益、黄生等人也都对此二诗做过评析。所褒所贬，各有其理。但是李杨的悲剧故事广为流传，在当时就已成为坊间奇闻，后代文人墨客、民间传说，各种创作屡见不鲜，为何人们唯独喜将此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呢？
　　可见，二诗所写内容不是重点，它只是一个关联，对于同样的题材，两位诗人的不同风格与不同处理，才是最吸引人之处。那么到底有何不同，以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就个人读后之感，做一粗浅分析。
　　首先，从背景谈起。《哀江头》作于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春天，此时杜甫身陷叛军阵中。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安禄山攻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在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次年写下此诗，旨在哀悼贵妃之死，因不敢直言，故借当年行幸江头为题。《长恨歌》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50多年前的“天宝遗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根据王质夫的提议，白氏写了这篇《长恨歌》，陈鸿写了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从时间年代上看，杜甫的《长恨歌》写于悲剧发生的几年后，相距事件发生的时间不久；而白氏的则写于事件发生的50年后。时间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歌基调的差异。因时代的不同，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与评价必然有很大差异：杜诗字字颤人心，哀痛难抑；而白诗则词繁意美，情虽感人，但不至于哀痛，反倒有些凄美。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杜甫当时羁旅长安深陷叛乱之中，曾亲眼目睹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场景。他偷偷到曲江抚今追昔，诗人的敏感和压抑，让他极其渴望宣泄出内心的巨大悲愤和哀伤，可面对昔日风景，他只能吞声忍泣。破败的宫殿、萧肃的场景，不由得让他想起了杨贵妃得宠时的盛况。我们知道杜甫对杨氏家族的人一向是痛斥的，之前在《丽人行》中对其充满批评和讽刺，杜甫认为杨氏家族干政祸国，对此极为愤怒。但是《哀江头》中却没有了这种情绪，一个“哀”字瞬间弱化了谴责的声音，“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的痛惜之情跃然纸上。一向被认为祸国殃民的刽子手，国破家亡之后竟得到谅解了吗？
　　没有。杜甫一直持有女色祸国的封建观点，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但是同时他又有绝对的忠君思想，他可以严厉地斥责杨贵妃，却不会批评玄宗，只是寄予希望。杜甫知道皇帝昏庸贪恋美色使政事衰败，但即使对皇帝有千般不满，想到佳人惨逝，成为战争的牺牲者；想到纵然贵为皇妃，依然无法自保；想到皇族的最后威严已荡然无存；从同是战争受害者的角度出发，他是发自内心的同情杨贵妃。也许他并不是专程来此地悼念，但此刻他的哀悼之情一定是真诚的。
　　再看白氏。“元和元年（宪宗元和元年丙戌806，在长安，罢校书郎）与元稹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时事，成《策林》七十五篇。四月，应才识兼茂明与体用科……居易以对策语直，入第四等（乙等）同月二十八日，授盩厔县尉。七月，权摄昭应事。秋，使骆口驿。在盩厔识陈鸿、王质夫，时相唱和。十二月，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作《长恨歌》。”
　　此时安史之乱的伤痛已渐渐淡去，虽然没有了盛唐的宏大气象，但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希望过上平稳的生活。白居易一向是忠心为国的栋梁，虽然官路坎坷，可是从不放弃。当他再一次用自己的才识考取官职，恰好到陕西境内任职，同好友游玩时作此篇目。他没有深刻的亡国之痛，又恰好得到皇帝提拔，心情一定不会太差，或者说应该是充满希望的。因此，整篇读来回旋曲折、婉转动人，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后代的评论家也说到诗人借古讽今，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但是在距离白居易创作这首诗一千多年后的现代，大部分人会觉得这首诗最闪光的还是诗歌里的爱情故事，“渔阳鼙鼓”、“回看血泪相和流”，仿佛只是作为悲剧的衬托。大概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将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如此细腻、高妙的也未有能出其右者。我们沉浸在听故事的趣味与感动中，我们也不是帝王，其中劝谏反省之用心，相对杜甫削弱了不少。陈寅恪就认为“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
　　而在讽谏方面，他和杜甫也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杜甫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贵妃和外戚，认为自己受过皇恩，所以针对皇帝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犀利的言辞；由于安史之乱已成为历史，白居易可以大胆地评说玄宗，正如陈鸿所说：“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可知白居易作此诗歌的初衷离不开讽谏。不同的是对于女子的看法。虽然白居易认同女色祸国的观点，但是他也意识到女人也是受害者，认为将罪名完全安在一名女子身上有些偏颇。他同情深宫内的女性，如《上阳白发人》，他开始意识到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悲剧：“生人未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些都是较杜甫进步之处，也更加具有人性。
　　其次，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情况，对此事件的观点与作诗动机不同。
　　杜甫诗歌风格的“被形成”。古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方出好诗人。杜甫一生著作甚丰，但是创作也分高产和低产时期，关于《哀江头》写作的时期，萧涤非曾说：“这一期，虽只有四年，但在杜甫的创作史上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从作品数量上看，这一期比之长安十年，要多一倍以上，他一共写了二百四十九首诗。从作品的数量看，内容非常充实，并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他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人一生有坎坷有顺境，我们希望诗人生活平坦，但是震人心魄的诗歌大多是在苦难中写成的。就他个人来讲，无论是对政治的巨大热情，还是携妻子为生计奔波，他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相比之下，他喜欢的一定是“稚子敲针作钓钩，老妻画纸为棋局”，而不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时代选择了诗人，诗人的话语权就成了一种责任。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但是在思想上他永远不能超过杜甫：他的愁与叹是为自己，而杜甫是为天下黎民；他没有像杜甫那样深刻地经历战争，没有经历就没有体会。杜甫早年也有一些洒脱、充满朝气的诗篇。但是人生境遇的向下，使他不自觉地拿起笔记录了人生百态，他体会了底层百姓的生活，他用诗歌来控诉和呐喊。或者他天生忧郁和内敛，但是时代和生活赋予了他沉郁顿挫的风格，使他拥有了心怀天下的气魄。创作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种无意识的抒发才是最打动人的真情。蚌孕育珍珠，疼彻心扉，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些读来使我们潸然泪下的作品，谁知又含着作者的多少血和泪呢？杜甫痛恨逃难的生活，却也只能忍受着、流着泪记录下眼前的一切。正是这痛苦让诗人颠沛早逝，也正是这痛苦才让我们拥有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为知识分子建造了永远的精神家园，它也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钦佩杜甫思想的伟大。《新唐书·杜甫传》中记载：“为诗歌，伤时挠溺，情不忘君，人皆怜之。”
　　而白居易则不同，他始终在有意地规定和修改着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读书时起，他就知道“诗可以兴、观、群、怨”。诗歌是他踏入仕途的敲门砖，是他用以实现抱负的工具。他走的是以文学求仕途的道路，从《策林》到《新乐府序》到《与元九书》，对于诗歌的态度，他始终不放松，他“高揭‘文道’之义，将文章与道德仁义和礼乐刑政联系起来，对文章提出‘端教化’、‘通讽谕’的要求……要求文章之作应成为‘救时劝俗之所须者’”。
　　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也有评价：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作者以为《长恨歌》虽然写了唯美的故事，但是秉持的是“风人之情，美刺之旨”，是自己一直追求的得意之作。诗歌呼出了作者的心声，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真实体会。白氏一直希望通过诗歌来劝谏帝王、辅佐朝政，实现开明盛世，因此，即使是在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中，他也有意挖掘出深意，或者表达一下内心的期待。
　　
　　参考文献：
　　[1]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43.
　　[2]萧涤非.杜诗选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7.
　　[3]欧阳修.新唐书.[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e236a2254b35eefdc8d333e2.html.
　　[4]陈寅恪.元白诗鉴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刘园园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 467000）
　　

• 刘园园： 《哀江头》《长恨歌》之比较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
• 刘园园： 试论《与元九书》对《毛诗序》中诗论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